土著少数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归属感与心理幸福感:以贝都因青年成人为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Identity, Belong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Indigenous Minorities: The Case of Bedouin Young Adul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8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CS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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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横断面研究考察了以色列348名贝都因青年成人的身份认同、归属感、感知歧视与心理幸福感,年龄为18–30岁(M = 20.8,SD = 3.7)。问卷评估了身份认同支持度与中心性、对贝都因社群的归属感、感知歧视、感知身份威胁以及心理幸福感。潜在类别分析(LCA

  
本横断面研究考察了以色列348名贝都因青年成人的身份认同、归属感、感知歧视与心理幸福感,年龄为18–30岁(M = 20.8,SD = 3.7)。问卷评估了身份认同支持度与中心性、对贝都因社群的归属感、感知歧视、感知身份威胁以及心理幸福感。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出三种描述性身份画像:(1)矛盾/中度贝都因型(混合身份且支持度中等;n = 158);(2)贝都因中心型(几乎排他性地支持贝都因身份,而对其他测量类别的支持有限;n = 74);(3)整合型宗教—民族贝都因型(对贝都因、阿拉伯人与穆斯林身份均表现出高度支持;n = 116)。在描述性比较中,整合型画像报告的心理幸福感略低,感知歧视更高,且感知身份威胁更多。在分层回归中,在校正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更强的归属感与更高的幸福感相关,而更高水平的感知歧视与更低的幸福感相关;一旦将这些社会经验纳入模型,身份画像并未显著提高预测效力。研究结果强调,土著少数群体青年成人的心理幸福感不仅与身份认同构型相关,也与促进归属并减少歧视的社会条件相关。
该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聚焦以色列内盖夫地区贝都因青年成人这一土著少数群体,讨论身份认同、归属感、感知歧视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研究背景在于,青年成人阶段的身份形成并非静态过程,而是在社会位置、制度接触和群体成员资格所承载的政治意义中持续建构。对于土著少数群体而言,身份认同往往涉及遗产文化、社区联结、国族公民身份、宗教归属以及与主导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既有理论指出,得到社会承认的群体身份有助于支持自我概念与幸福感,而污名化、身份威胁和歧视则可能诱发心理困扰。贝都因群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又使这一问题更具现实迫切性:定居化、快速社会经济变迁,以及土地、服务、教育与就业机会方面持续存在的不平等,使青年在面对社区期待、国家制度和更广泛社会时,身份与归属问题格外突出。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并未将心理幸福感仅仅理解为个体内在状态,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中考察。论文明确指出,贝都因青年成人可能同时认同地方性的贝都因和部族身份、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民族身份、以色列公民身份以及穆斯林宗教身份,而这些认同的显著性和相容性可能因教育、性别、城市化和排斥经历而变化。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其一,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常见的身份画像;其二,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后,检验归属感和感知歧视是否与心理幸福感相关;其三,描述不同身份画像在归属感、歧视、身份威胁与幸福感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整体上,研究以社会认同理论和少数群体心理健康研究为基础,将身份认同构型与社会承认、制度排斥及公共卫生脆弱性联系起来,强调心理幸福感不仅是个体心理议题,也是社会结构议题。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以色列内盖夫地区348名18–30岁的贝都因阿拉伯青年成人。样本通过贝都因聚居地中的社区中心和地方组织招募,问卷由来自贝都因社区、受过培训的研究助理以阿拉伯语当面施测。研究主要使用自陈量表评估六类身份支持度、六类身份中心性、贝都因社群归属感、感知歧视、心理幸福感以及感知身份威胁;以R 4.5.2进行描述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潜在类别分析(LCA)、Kruskal–Wallis检验、卡方检验与分层多元回归(HMR),并开展归属感和感知歧视的辅助回归分析。样本来源于社区与组织网络,且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相对较高,因此并非总体代表性样本。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呈现样本整体特征与主要变量分布。样本平均年龄20.8岁,女性占61%,多数未婚且与父母同住,54%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学术高等教育。参与者平均支持2.28种身份类别,说明多重群体身份较为常见。贝都因身份支持率为64%,穆斯林身份63%,阿拉伯身份51%,巴勒斯坦身份33%,以色列身份6%。在心理社会指标上,对贝都因社会的平均归属感为3.61,平均感知歧视得分为2.80,平均心理幸福感为0.51。感知身份威胁平均为2.25项,其中最常被选择的是政府政策威胁,其次为社交媒体与外部文化影响,以及制度性对待。由此可见,研究样本中的青年普遍处于多重身份并存、归属感中等、歧视感知较明显的情境之中。

在“3.3. Identity Profiles from Latent Class Analysis”部分,研究人员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出三种身份支持画像。其一,“3.3.1. Profile 1: Ambivalent/Moderate Bedouin”是最大的一组,占45.4%。该组表现为混合而相对较弱的身份支持模式:约三分之一支持贝都因身份,约三分之二支持穆斯林身份,部分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身份,少数支持以色列身份。研究据此将其概括为“矛盾/中度贝都因型”,强调其特征是不同身份类别上的中等或不均衡支持,而非稳定而单一的认同模式。其二,“3.3.2. Profile 2: Bedouin-Centered Profile”占21.3%,特征是几乎普遍支持贝都因身份,而对其他测量身份类别支持有限。作者特别指出,这一画像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固定社会身份或宗教属性,而应理解为样本中基于数据生成的统计配置。其三,“3.3.3. Profile 3: Integrated Religious-National Bedouin”占33.3%,呈现高度多元、复合性的身份特征,几乎全部支持阿拉伯、穆斯林和贝都因身份,多数还支持巴勒斯坦身份,约四分之一支持以色列身份。该组因同时整合贝都因族群认同、穆斯林宗教认同及更广泛的阿拉伯—巴勒斯坦民族认同而得名。

在“3.4. Differences Across Identity Profiles”部分,研究进一步比较三类画像在心理幸福感、感知歧视、归属感和身份威胁上的差异。“3.4.1. Psychological Well-Being”显示,不同画像间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整合型宗教—民族贝都因组的平均幸福感最低,而矛盾/中度贝都因组与贝都因中心组相近且较高。经Bonferroni校正的事后比较表明,整合型组低于其他两组,但作者同时提醒,由于均值差异幅度有限且研究为横断面设计,应谨慎解释。“3.4.2.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显示,整合型宗教—民族贝都因组报告的感知歧视最高,矛盾/中度组最低,贝都因中心组居中,提示身份整合程度较高者在本样本中也伴随更强的歧视感知,但分析本身并不能解释原因。“3.4.3. Sense of Belonging”中,三组归属感差异仅达到边缘显著,贝都因中心组的社区归属感最高,其他两组略低。考虑到p值临界且分析具有探索性,这一结果同样被谨慎处理。“3.4.4. Perceived Identity Threats”表明,各画像在感知身份威胁数量上存在差异,整合型宗教—民族贝都因组报告的威胁数量最多,尤其更可能将政府政策视为对贝都因身份延续的威胁,并呈现出更倾向于将制度性对待视为威胁的趋势。这些结果共同说明,不同身份构型不仅对应不同的自我定义方式,也与对外部结构压力和社会环境的体验存在联系。

在“3.5. Demographics (Gender and Education)”部分,研究还发现身份画像与人口学组成存在差异。整合型宗教—民族贝都因组中女性和受过学术高等教育者比例更高,而贝都因中心组中男性比例更高,学术教育比例更低;年龄则无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性别与教育并非单纯背景变量,而是与身份构型及其社会体验交织在一起,为后文关于教育流动、性别与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指多重社会身份及权力结构交织作用)的讨论奠定基础。

论文的核心统计发现来自分层多元回归(HMR)。在控制年龄、性别、居住类型、教育、婚姻状况和是否与父母同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更强的归属感与更高的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而更强的感知歧视与更低的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感知身份威胁数量也被纳入模型考察。进一步加入身份画像虚拟变量后,模型预测力并未显著提升。这一结果意味着,与其说“属于哪一种身份类型”直接决定幸福感,不如说个体是否感到被社群接纳、是否在日常生活和制度环境中遭遇歧视,更能解释心理幸福感的差异。换言之,身份认同对幸福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放在社会承认、归属支持和排斥经验中理解,而不能孤立地仅以标签化身份类别解释。

讨论部分围绕三点主结论展开。第一,归属感与感知歧视是与心理幸福感关系最为紧密的因素,这与将归属视为基本心理需要、将歧视视为慢性心理社会压力源的既有文献一致。研究进一步指出,归属感与歧视并不是同一连续体的两端:强归属感并不能完全缓冲歧视带来的心理代价,低歧视暴露也不能替代稳固归属的重要性。第二,身份画像的意义受到社会政治情境制约。整合型宗教—民族贝都因组虽体现多重身份整合,却在描述性比较中显示出更高歧视感知、更多身份威胁和较低幸福感,提示多重身份并不必然具有保护作用,其心理后果取决于这些身份是否得到社会承认、是否能够无惩罚地表达。第三,教育、流动性和制度接触可能带来“整合悖论”,即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歧视,也越可能感到归属脆弱。对于进入犹太人占多数教育空间的贝都因青年而言,文化差异在制度环境中被放大,而离开原有社区又可能削弱传统支持资源。与此同时,论文还从性别与交叉性视角指出,年轻贝都因女性更可能处于整合型身份位置并报告较低归属感,提示性别与族裔少数地位叠加所形成的特殊脆弱性。

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层面。作者并未把心理健康风险仅归因于个体适应不足,而是明确将归属削弱与歧视暴露视为社会决定因素。由此,论文支持一种更具结构敏感性的公共卫生路径:心理健康促进不应停留于象征性包容,而应通过社区主导、文化响应性(culturally responsive)的服务,强化青年对社群的联结;同时通过制度层面的反歧视实践、教育与公共服务公平可及、以及允许土著身份被尊重和表达的社会环境,来改善心理幸福感。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研究结果支持一种公共卫生取向,即将归属感与歧视视为贝都因青年成人心理幸福感的社会决定因素。实践意义包括由社区主导并具有文化响应性的心理健康倡议、制度性反歧视实践、教育和服务的公平获取,以及创造使青年成人能够在不承受社会惩罚的情况下表达土著身份的环境。政策与实践不应规定单一的身份发展路径,而应强化多样身份得以被承认、被支持并与有意义的社区归属相连接的条件。

总体而言,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构建一种固定的贝都因身份类型学,而在于表明:在土著少数群体青年成人中,心理幸福感不能仅靠身份标签解释,必须结合归属体验、歧视暴露和结构性不平等一并理解。研究通过LCA、比较分析与HMR显示,身份构型确有差异性,但真正与幸福感稳定相关的,是社会承认和制度环境所塑造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关于土著青年心理健康的经验研究,也为公共卫生政策如何从“文化象征承认”走向“结构性支持与反歧视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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