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税善治:税收激励如何推动中国企业ESG卓越表现

《Sustainability》:Taxing for Good: How Tax Incentives Drive ESG Excellence in Chinese Firm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0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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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形式,税收激励在理论上可以通过降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并激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以2009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潜在机

  
摘要 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形式,税收激励在理论上可以通过降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并激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以2009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ESG绩效——获得更高水平税收激励的企业表现出更好的ESG绩效。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显示,税收激励的积极效应在ESG的环境和治理维度更为突出。此外,研究人员发现税收激励对ESG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税收激励对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较弱的企业以及更成熟(较老)的企业的有益影响更为显著。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税收激励水平与其对ESG绩效的影响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最优税收激励水平估计约为85%。此外,研究人员揭示了税收激励影响企业ESG绩效的机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通过多种渠道改善ESG绩效,包括促进绿色创新、加强内部控制、推动金融科技的应用以及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本研究对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的近期研究做出了贡献并进行了扩展,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税务实践和税务当局的监管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税收激励(Tax Incentives)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工具,其传统批判视角聚焦于社会成本,如引发地方政府逐底竞争、加剧财政赤字和税收不公平。然而,税收激励亦能通过降低企业内化外部成本的负担,潜在地推动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多关注税收激励对创新、资源配置或污染减排的单一影响,但系统探讨其对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综合作用及机制的研究尚属空白。为弥补这一缺口,研究人员以2009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税收激励如何影响ESG绩效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尤其在环境与治理维度更为突出;异质性表明,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较弱和成熟企业受益更大;且两者呈倒U型关系,最优激励水平约85%。机制揭示,税收激励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化内部控制、推动金融科技应用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作用。该研究丰富了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税收实践和税务监管提供实证依据,论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数据来源:ESG绩效数据取自华证数据库,内部控制质量来自迪博数据库,财务与治理数据源于CSMAR和CNRDS数据库。样本涵盖2009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剔除金融保险、ST、极端ROA、负净资产及零独立董事企业后,共获得约41,705个观测值。主要方法包括:采用双重固定效应(行业和年份)的基准回归模型,因变量滞后一期以缓解反向因果;使用工具变量法(同行业-城市-年税收激励覆盖率)处理内生性;通过熵平衡法控制选择偏差;采用剂量反应模型(Dose-Response Model)检验倒U型关系;应用双机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 DML)克服模型设定偏误;机制分析采用因果中介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框架,分别检验绿色创新(绿色专利申请占比)、内部控制(迪博内控指数)、金融科技应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指标)和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CSMAR环境研究数据库的30项二级指标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部分,按论文小标题概述如下:

4.1 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显示,ESG综合得分均值为73.25,环境维度(60.87)低于社会(74.59)和治理(79.20)维度;税收激励虚拟变量均值为0.760,表明约76%的观测值获得税收激励;绿色专利占比均值7.89%,内部控制和环境信息披露均值分别为6.427和7.521,各变量存在显著企业间差异。

4.2 基准回归:通过逐步加入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税收激励(taxpre01)系数稳定为正(偏好模型系数0.281,p<0.01),表明获得税收激励的企业后续ESG得分显著更高,且控制变量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如企业规模、现金持有、ROA、国有产权、独立董事比例正向影响ESG)。

4.3 稳健性检验:系列检验证实结论稳健。4.3.1 替换因变量为ESG等级(9级赋值)后系数仍显著为正(p<0.01);4.3.2 对ESG子维度回归,发现税收激励对E(环境)和G(治理)维度系数显著(β=0.601和0.234,p<0.05),对S(社会)维度边际显著(β=0.340,p<0.1);4.3.3 工具变量法(同行业-城市-年税收激励覆盖率)通过弱识别检验(F统计量>38),第二阶段系数显著为正(ESG得分系数3.968,p<0.05);4.3.4 熵平衡法调整协变量分布后,税收激励对ESG得分和等级仍显著(0.249和0.051,p<0.05);4.3.5 剂量反应模型揭示税收激励水平与ESG绩效呈倒U型关系,最优激励水平约85.36%(第96百分位);4.3.6 Mundlak相关随机效应模型(CRE)在控制组内与组间变异后,系数仍显著(0.148,p<0.01);4.3.7 双机器学习估计(弹性网、岭回归、套索回归、支持向量机)的ATET和ATE均显著为正(范围0.383-1.107,p<0.01);4.3.8 附加检验中,聚类标准误(企业和行业层面)、交互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和城市-年份)及安慰剂检验(1000次随机排列)均支持基准结论。

5. 异质性分析:基于所有权结构、企业绩效和企业年龄三个维度。5.1 所有权结构:税收激励对国有企业(SOE)的ESG提升效应显著(系数0.435,p<0.01),而非国有企业不显著(0.115,p>0.1),卡方检验证实组间差异显著(χ2(1)=7.60,p<0.01)。5.2 企业绩效:低绩效企业(ROA较低)的效应(系数0.394,p<0.01)强于高绩效企业(0.137,p<0.1),组间差异显著(χ2(1)=5.14,p<0.05)。5.3 企业年龄:成熟企业(年龄较大)的效应(系数0.546,p<0.01)强于年轻企业(0.122,p<0.1),组间差异显著(χ2(1)=13.43,p<0.01)。

6. 机制分析:通过因果中介分析,四个中介变量均显著传导税收激励的ESG提升效应。绿色创新(rgpatent)的中介效应占比3.86%(p<0.01),内部控制(ICI)占比16.40%(p<0.01),金融科技应用(lnfintech)占比13.81%(p<0.01),环境信息披露(EID)占比15.88%(p<0.01)。各模型中直接效应(NDE)均显著,表明存在未观测的额外渠道。

总结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税收激励的异质性和倒U型关系强调政策设计需考虑企业特征,避免过度激励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机制分析证实税收激励通过资源再分配路径(绿色创新、内部控制、金融科技、环境信息披露)提升ESG,支持资源基础观。研究结论部分翻译为:本研究系统探讨了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基于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税收激励在提升企业ESG绩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而言,获得更多税收优惠的企业在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表现更优,且该结论在多种实证检验中保持稳健。然而,不同ESG维度的改善程度存在差异,环境绩效和公司治理的改善最为显著,而社会责任的提升相对有限。进一步分析显示,税收激励的ESG增强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较弱的企业和成熟企业受益更大。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税收激励与ESG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激励(约85%水平)效果最佳。机制分析阐明了税收激励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加强内部控制、推动金融科技应用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等渠道发挥作用。这些发现深化了对税收政策与企业ESG参与相互作用的理解,为设计更精准、更有针对性的绿色税收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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