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Obstacle Diagnosis of the Water Resource–Society Economy–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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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水资源利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保障黄河下游地区生态安全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研究针对黄河下游流域27个城市,构建了一个整合水资源、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复合系统。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随后,综
理解水资源利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保障黄河下游地区生态安全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研究针对黄河下游流域27个城市,构建了一个整合水资源、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复合系统。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随后,综合运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耦合协调度(CCD)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和障碍度分析,对该复合系统的时空演化、协调格局及关键约束因素进行了系统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发展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遵循“生态环境 > 社会经济发展 > 水资源”的梯度格局。水资源子系统改善缓慢,且始终是主要约束因素。耦合协调度(CCD)由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逐步转向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阶段。空间上,山东整体优于河南,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核心城市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城市。显著且持续增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表明,空间集聚效应不断强化,其中山东东部形成高—高集聚区,河南西部和西北部形成低—低集聚区。人均水资源指标是最主要的障碍因素,而森林草地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农业用水比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也是重要约束因素。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聚焦黄河下游流域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WR–SE–EE)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与障碍诊断问题,旨在揭示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资源约束、发展差异与生态压力之间的联动机制。黄河流域既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关键经济带,而下游地区又具有典型的高人口密度、严重缺水、农业用水占比高、生态环境脆弱以及省际差异显著等特征。在国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单独考察水资源、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任一子系统,已难以充分解释区域协调发展的真实状态。当前相关研究虽已形成耦合协调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框架,但仍存在评价指标体系与黄河下游地方特征结合不够紧密、多模型集成分析不足、障碍因素识别缺少区域分异刻画等问题。因此,研究人员围绕黄河下游受水区27个地级市,构建区域适配性的WR–SE–EE复合系统评价框架,对2005—2023年的系统演化、空间格局与制约机制展开系统研究。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基于流域系统科学视角,构建包含水资源(WR)、社会经济(SE)和生态环境(EE)3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并采用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分层结构进行综合评价。样本为黄河下游流域河南、山东两省27个地级市,时间跨度为2005—2023年。指标赋权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熵权法组合赋权,综合发展水平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测算,系统协同关系通过耦合协调度(CCD)模型刻画,空间格局利用全局Moran’s I、局部Moran’s I及LISA聚类图分析,关键约束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
研究背景方面,论文强调黄河下游是水安全保障与区域发展的关键地带,但长期面临水资源总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用水刚性强、生态承载压力大等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山东和河南在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生态治理基础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区域内部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不均衡。因此,有必要将水资源利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识别系统耦合中的核心障碍与区域差异,为水资源优化配置、生态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水资源子系统从自然禀赋、用水结构和用水强度3个维度展开,包括人均水资源量、年降水量、径流系数、水域面积占比、农业用水比重、工业用水比重、人均总用水量、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等指标。社会经济子系统涵盖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政府管理投入3个维度,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夜间灯光指数、建成区占比、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用电量及财政在水利环境、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占比。生态环境子系统则包括污染治理、环境状态和环境压力3个维度,纳入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NDVI、耕地面积占比、森林草地面积占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单位工业产值SO
2排放量、人均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以下对结果部分按原文小标题进行解读。
3.1. Development Index Analysis
该部分主要分析三个子系统及复合系统的发展指数演变特征。总体上,2005—2023年间,WR、SE、EE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说明黄河下游复合系统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改善,但不同子系统提升速度与基础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3.1.1.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Index Across Different Years
通过年度综合指数测算,研究发现水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由0.4198上升至0.4569,虽总体上升,但波动较大且提升最慢。其准则层中,用水强度指标长期最高,是支撑子系统上升的核心因素;自然禀赋水平最低且波动最明显,是造成短期波动的主要来源。社会经济子系统由0.4693稳步上升至0.5836,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增长特征,其中生活水平提升和经济发展改善是主要驱动。生态环境子系统由0.5608升至0.7297,提升幅度最大,污染治理能力持续增强是其核心驱动力,而环境状态维度长期较低,显示生态本底改善仍相对有限。三者比较显示,全时期均保持“EE > SE > WR”的稳定层级,说明生态环境治理成效较为明显,水资源仍是最突出短板。
3.1.2. Development Index Analysis in Citie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在城市尺度上,研究人员利用热图比较了27个城市WR、SE、EE综合指数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差异。水资源方面,多数城市指数波动中上升,2022年达到阶段峰值、2023年略有回落,反映自然禀赋特别是降水条件对WR表现具有重要影响。空间上,高值区主要位于豫西、豫北局部、山东半岛及省会城市,低值区则集中于豫北、鲁西北和豫东部分城市。社会经济方面,大多数城市持续增长,青岛、济南、郑州始终居于高位,显示核心城市明显的增长极效应;空间格局表现为东部沿海高、内陆低,山东半岛和省会城市构成高值核心。生态环境方面,多数城市总体改善,但存在阶段性波动,高值区主要分布于豫西、豫北部分城市和山东若干城市,低值区主要在豫东、鲁北部分地区。总体说明三子系统在城市间均存在显著区域分异。
3.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
该部分围绕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CCD)的时间演化与空间分布展开,表明黄河下游各城市系统间互动与协同水平总体提升,但省际和城市间差异依然突出。
3.2.1.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 in Citie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
通过城市尺度CCD测算与制图,研究人员发现2005—2023年各地级市CCD持续增长,整体由“勉强协调”“初级协调”逐步迈向“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山东起点更高、增幅也更大,至2023年青岛、威海、烟台等城市CCD已超过0.82,进入良好协调阶段。河南则以郑州、洛阳、平顶山等为核心稳步提升,但整体改善速度相对温和。空间上,山东整体优于河南,山东内部则表现为东部高于西部;河南内部形成以郑州为核心的中西部较高协调带,而豫东、豫北多城市仍相对滞后。说明区域协调发展既存在显著省际差异,也呈现核心城市集聚特征。
3.2.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 in Provinces
将城市CCD聚合到区域尺度后,研究显示研究区整体、山东、河南三者的时间变化趋势高度同步,且长期保持“山东 > 黄河下游整体 > 河南”的关系。山东由0.7096升至0.7802,整体由初级协调迈向良好协调;河南由0.6480升至0.7376,整体仍处于由勉强协调向中级协调过渡阶段;整体研究区则由0.6788升至0.7586。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山东在复合系统协调发展上具有相对领先优势。
3.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核密度分析表明,2005—2023年黄河下游CCD空间分布具有稳定的“双核集聚”结构:豫中西地区构成主要高值核心,山东中部构成次高值核心,整体表现为沿黄区域指数较高、向外围递减。随着时间推移,高密度核心区峰值上升、范围扩展,表明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区域联系和扩散效应有所加强。但外围低密度区长期存在,也说明空间不平衡并未根本消除。
3.4.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2005—2023年CCD全局Moran’s I始终为正,且Z值均超过显著性阈值,说明研究区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程度总体增强。LISA分析进一步揭示,山东东部沿海是稳定的高—高(HH)集聚区,河南西部和西北部是持续的低—低(LL)集聚区,中部河南出现一定高—低(HL)离群现象,低—高(LH)类型较少且不稳定。该结果表明,黄河下游CCD空间格局呈现明显东高西低、局部极化和路径依赖特征,且这种集聚随时间趋于强化。
3.5. Obstacle Degree Analysis
该部分从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逐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来源,是论文的重要诊断环节。
3.5.1. Obstacle Degrees Analysis of Indicators at the Target Layer
目标层分析表明,WR子系统始终是研究区、河南和山东三大区域中障碍度最高的部分,是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首要瓶颈。SE与EE障碍则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南表现为“WR > SE > EE”,山东表现为“WR > EE > SE”。这说明河南的主要制约集中在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山东则集中在水资源与生态环境。时间上,WR障碍度虽有波动,但总体约束作用有所减弱;SE障碍度总体下降;EE障碍度在山东维持较高并有所上升,在河南则相对稳定。
3.5.2. Obstacle Degree Analysis of Indicators at the Criterion Layer
准则层分析显示,自然禀赋始终是障碍度最高的维度,表明资源基础约束具有根本性。用水结构障碍逐年增强,用水强度障碍逐年减弱,说明单纯提高用水效率已有成效,但用水结构刚性仍在强化。社会经济层面,经济发展障碍总体下降,生活条件和政府投入波动较小。生态环境层面,污染治理障碍在研究区和山东持续增加,环境状态障碍温和波动,环境压力障碍整体较低。区域比较显示,河南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方面障碍更高,山东在自然禀赋、环境状态和污染治理方面障碍更高。
3.5.3. Obstacle Degree Analysis of Indicators at the Indicator Layer
指标层结果进一步明确了最关键的约束因素。人均水资源量是全研究区最突出的障碍指标,且长期处于高位波动,表明缺水是刚性约束。农业用水比重障碍呈上升趋势,说明农业水耗结构问题日益凸显;万元GDP用水量障碍持续下降,反映用水效率有所改善。除人均水资源外,森林草地面积占比、NDVI、农业用水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也是主要共同障碍。省际差异方面,河南更多受人均GDP、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重等社会经济因素制约,山东则更受人均水资源、NDVI和森林草地面积等资源生态因素约束。
讨论部分对上述结果进行了凝练。论文指出,黄河下游CCD的“双核集聚”、东高西低格局和高—高、低—低稳定集聚并非随机形成,而是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制度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水资源短缺直接塑造了农业、工业和生态维持能力差异,是空间分化的底层约束;山东沿海城市较早完成产业升级,第三产业占比更高、单位GDP耗水更低,因此更易形成高值集聚;河南部分内陆城市则长期依赖农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生态压力与经济结构约束相互强化。与此同时,两省在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投入和国家战略功能定位上的差异,也加剧了空间锁定效应。障碍因素的传导机制则表现出明显区域差异:在河南,产业结构偏重导致用水效率偏低、财政生态治理能力受限;在山东,生态本底相对脆弱提高了治理成本,削弱了经济优势向系统协调优势的转化效率。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构建了黄河下游流域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WR–SE–EE)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框架。基于2005—2023年数据,综合采用指标赋权、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耦合协调度(CCD)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和障碍度分析,系统考察了复合系统的时空演化、协调格局与约束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三个子系统虽存在时间波动,但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并始终保持EE > SE > WR的层级关系。其中,WR子系统受自然禀赋波动影响显著,改善最慢,是制约整体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SE子系统稳步增长,山东沿海和省会城市驱动作用突出;EE子系统改善最为明显,尤其反映出污染治理措施的积极效应。第二,系统CCD由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逐步提升至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整体协调水平持续增强。空间上,山东高于河南,东部高于西部,核心城市高于内陆地区;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为正,且空间集聚不断增强,形成山东东部沿海高—高集聚、河南西部和西北部低—低集聚以及豫中局部高值散点并存的格局,表明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有所加剧。第三,系统发展约束相对集中。人均水资源量是最突出的刚性障碍,森林草地面积占比、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农业用水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也是主要共同障碍。但不同区域主导障碍差异明显:河南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制约,山东主要受水资源禀赋和生态本底条件制约。总体而言,自然资源禀赋、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是限制系统协调的三大关键维度。
总体来看,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围绕黄河下游这一典型水资源紧约束地区,构建了更具区域适配性的WR–SE–EE综合评价体系;其二,整合AHP、熵权法、TOPSIS、CCD、空间自相关和障碍诊断等方法,从时间、空间与机制三个层面系统刻画了复合系统协调演化过程;其三,揭示了山东与河南在制约机制上的显著差异,为黄河下游流域分区施策、优化水资源配置、推进生态修复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