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置后“原位”表征的方法学方案

《Recycling》:Methodological Proposal for the “In Situ” Characteriz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After Final Disposa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1日 来源:Recycling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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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到达最终处置场(FDSs)的城市生活垃圾(MSW)组成不同于源头组成,这是由于在其管理过程中对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的非正规分拣,以及最终处置场(FDSs)通常接收来自多个市政辖区的城市生活垃圾(MSW)。在对城市生活垃圾(MSW)于源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到达最终处置场(FDSs)的城市生活垃圾(MSW)组成不同于源头组成,这是由于在其管理过程中对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的非正规分拣,以及最终处置场(FDSs)通常接收来自多个市政辖区的城市生活垃圾(MSW)。在对城市生活垃圾(MSW)于源头、收集车辆以及最终处置场(FDSs)开展表征的方法与研究进行系统性详尽回顾后,研究人员识别出原位(in situ)表征缺乏标准化方法,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种创新性方法学,通过整合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划定最终处置场(FDS)或选定单元(cell),并基于NMX-AA-132-SCFI-2016标准实施系统抽样,对最终处置场(FDSs)中的城市生活垃圾(MSW)开展原位表征。为验证其适用性,研究人员于2023年和2024年旱季(DS)与雨季(RS),在墨西哥州(Estado de México)Tenango del Valle的一座综合废弃物中心对城市生活垃圾(MSW)进行了采样与表征。旱季(DS)和雨季(RS)中,有机废弃物的平均组成为15.3 ± 0.8%和10.6 ± 0.1%;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分别为59.3 ± 5.4%和50.5 ± 4.0%;残余组分分别为25.4 ± 4.6%和39.0 ± 4.1%;然而,由于样本量有限,无法判定季节均值或年度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原位测得的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比例较高,被归因于混合式居民收运,并显示出其可被回收利用的潜力。所提出方法学的应用能够以较低显著性水平实现处置后城市生活垃圾(MSW)的代表性原位表征,并可为可持续废弃物管理项目的决策提供支持。
该论文发表于《Recycling》,聚焦于城市生活垃圾(MSW)在最终处置场(FDSs)完成填埋或堆置后的原位(in situ)表征方法学构建与验证。研究背景在于,城市生活垃圾组成数据是废弃物管理体系规划、设施设计、边坡稳定、渗滤液管理、填埋气估算、资源化利用和环境责任评估的基础参数。然而,现有多数标准化表征方法主要面向垃圾产生源头、居民家庭、转运环节或收集车辆,难以真实反映垃圾在到达最终处置场后的实际组成。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在收运途中与处置现场常常经历非正规分拣,使得源头数据与终端处置数据之间存在明显技术偏差。此外,最终处置场往往接收多个市政区域的混合垃圾,其空间异质性更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抽样方法的代表性。正是在这一问题驱动下,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适用于最终处置后垃圾原位表征的标准化、可复现、具空间代表性的技术路线,以弥补现有方法体系的空白。

论文首先系统梳理了2005—2025年间有关城市生活垃圾表征的研究进展,比较了源头、收集车及最终处置场三类研究场景。文献回顾表明,源头表征已有较成熟的国家标准和国际规范,但具体分组方式、子产物数量和监测周期仍存在较大差异;收集车辆表征常采用USEPA与ASTM等标准方法;相比之下,最终处置场原位表征则表现出明显的不统一性,既缺乏关于采样点数量的明确要求,也缺乏关于空间布点和垂向采样层位的统一技术框架。部分研究依赖通风井、钻孔或渗滤液坑开挖所得样品,但这类深层样品受压实、含水率和降解程度影响较大,底部样品常呈泥状,不利于准确分离组分,也难以代表实际填埋垃圾的整体组成。由此可见,建立兼顾空间代表性、可操作性和标准依据的原位表征方法具有现实必要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一套创新性方法学框架:以地理信息系统(GIS)对研究区域进行边界识别与采样点布设,并结合NMX-AA-132-SCFI-2016标准中的系统抽样原则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混合样品。该方法不仅适用于整个最终处置场,也适用于一个或多个运行单元或封场单元,可根据研究目的灵活选择研究范围。研究人员将其应用于墨西哥州Tenango del Valle综合废弃物中心(WIC),在2023年和2024年的旱季与雨季各开展一次采样,以检验其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适用性与重复性。研究对象之所以选定单一最终处置场,是为了尽量控制运行条件、用户来源、气候背景等噪声因素,从而更清晰地验证方法本身的可行性。

本研究所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基于Google Earth Pro与QGIS对最终处置场及运行单元进行多边形划定,并在通用横轴墨卡托(UTM)坐标系下完成采样点地理定位;第二,依据NMX-AA-132-SCFI-2016标准,按研究面积确定最少采样点数,并采用规则等距几何网格开展系统抽样;第三,在运行作业单元内于30–60 cm深度使用反铲式机械提取样品,随后采用NMX-AA-015-1985规定的四分法形成约200 kg混合样品;第四,参照NMX-AA-019-1985测定容积质量,参照NMX-AA-022-1985进行27类副产物人工分拣,并归并为有机废弃物(OW)、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和残余组分(RF);第五,依据NMX-AA-025-1984、NMX-AA-016-1984与NMX-AA-018-1984分别测定pH、含水率和灰分,并计算总挥发性固体(TVS)。样本来源为墨西哥州Tenango del Valle综合废弃物中心,接收来自11个市镇、服务人口520,758人的混合生活垃圾。

在结果部分,论文保留并围绕多个小标题依次展开,构成了对方法实施与验证的完整说明。

在“4.1. Definition of Study Area”部分,研究界定了案例处置场的地理位置、管理属性、接收规模和服务范围。该综合废弃物中心总面积为39,266.36 m2,由稳定化单元、1号单元和2号单元构成,当前形成一个宏单元。场区每天接收400–500 t城市生活垃圾,来源于11个市镇。研究指出,这些市镇均未实施源头分类,居民垃圾以混合方式收集,但在收集、运输及处置现场均存在非正规分拣,尤其是对高价值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的回收。这一背景说明,最终处置场的实际垃圾组成与源头组成之间存在系统差异,也正是进行原位表征的直接依据。

在“4.2. Study Design”部分,研究人员明确了研究范围为对该场运行作业单元在两年内旱季与雨季的城市生活垃圾开展表征,并完成了相应的行政许可、安全培训、人员组织和设备准备。研究团队由化学工程本科生与环境科学研究生组成,所有成员均接受相关技术标准和现场安全规范培训。这一部分的意义在于说明方法实施并非抽象理论,而是可嵌入实际作业体系、具备现场执行条件的操作流程。

在“4.3. Sampling Points Location”部分,研究人员利用QGIS界定每次采样期间的运行单元边界,并依据NMX-AA-132-SCFI-2016标准中“详细采样”表,针对面积不超过0.7 ha且采样深度大于30 cm的作业单元,确定每次活动需设置5个采样点。随后通过规则等距网格生成几何布点,获得各年份地理定位采样点。研究据此认为,5个等距采样点覆盖整个运行单元,可提高混合样品的空间代表性并降低任意选点带来的偏差。这一结果说明GIS与系统抽样结合是本方法实现代表性的核心支撑。

在“4.4. In Situ Sampling”部分,研究人员在垃圾已经过摊铺与压实后,于4次计划采样活动中进入运行单元,使用反铲装载机在5个预定点位分别挖取约100 kg样品,并将其运至预先清理的分拣区。研究同时指出,尽管也可借助200 L桶和铁锹实施更接近人工的取样,但这将需要更多参与人员或更长作业时间。该部分表明,机械辅助采样能够适应最终处置场作业条件,在保证样品规模的同时提高效率。

在“4.5. Composite Sampling Preparation”部分,5个采样点所得垃圾被汇集成约500 kg样堆,经机械翻拌后依照NMX-AA-015-1985实施两次四分法,最终得到约110–130 kg的混合样品。研究还指出,该样品量与ASTM D5231-92(2024)及WaCT方法中使用的样品规模相近。该结果说明,所提方法在样品量级上与既有标准体系具有可比性,同时更适应最终处置后垃圾的原位场景。

在“4.6. Physical Characterization”部分,研究人员报告了容积质量和三大组分的季节性结果。2023年旱季与雨季容积质量分别为275.6 kg/m3和329.9 kg/m3,2024年分别为331.8 kg/m3和362.2 kg/m3;旱季平均值为303.7 ± 39.7 kg/m3,雨季为346.1 ± 22.8 kg/m3,两年平均值为324.86 ± 36.0 kg/m3。雨季容积质量较高,被归因于垃圾吸水。组分方面,旱季有机废弃物(OW)平均为15.3 ± 0.8%,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为59.3 ± 5.4%,残余组分(RF)为25.4 ± 4.6%;雨季则分别为10.6 ± 0.1%、50.5 ± 4.0%和39.0 ± 4.1%。在4个时期中,占比较高的副产物主要为残余组分、塑料薄膜、有机废弃物以及纸和纸板。研究据比较分析认为,原位测得的有机废弃物比例低于国家平均值、家庭研究和多数收集车研究结果,这与运输过程中的生物降解及填埋后压实和混合有关;而潜在可回收废弃物比例仍然较高,说明在混合收运背景下,最终处置场内仍存在可观回收潜力。对于PET和金属等高价值物料,占比相对较低,研究将其解释为在运输及处置前已被非正规回收。描述性统计还显示,雨季容积质量和残余组分均值较高,旱季有机废弃物和潜在可回收废弃物较高,但由于样本量有限,无法判定季节均值或年度均值差异是否显著。

在“4.7.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部分,研究人员对样品进行了理化分析。pH范围为6.60–8.30,季节和年度平均值接近中性,但旱季略偏酸;含水率范围为9.6–15.40%,雨季平均值较高,表明降雨使垃圾吸水;灰分范围为26.2–43.6%,高于Crete和Texas等报道值,提示惰性物质比例较高;总挥发性固体(TVS)范围为54.4–73.8%,旱季平均值较高,表明垃圾中仍含有较多可参与厌氧降解的有机质,具有甲烷(CH4)生成潜力。研究据此指出,该方法获得的理化参数可为填埋气能源化、焚烧可行性、填埋开采(landfill mining)和环境责任稳定化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在讨论层面,论文强调,所提方法相较于ASTM D5231-92(2024)、WaCT、USEPA及各国针对源头与车辆的方案,更直接对应最终处置后的垃圾状态;相较于既往最终处置场随机表层或深钻取样方法,则提供了采样点数量、空间布设和系统抽样依据。通过表层30–60 cm采样,该方法还减少了深层泥化、重度厌氧降解样品对组分识别的干扰。研究进一步指出,该方法可由公共或私营运营方用于运行中或封场单元的专项研究,为《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1.6.1相关指标,尤其是受控设施管理比例与垃圾组成监测,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同时坦陈局限性:由于每个季节仅有两年共4次样本,无法开展双因素方差分析;若未来需要检验季节效应和年份效应,应增加每季采样次数或延长监测年限。此外,若最终处置场内部采取分区堆置而研究人员未获知分区信息,混合样品可能失去代表性,此时应分区独立应用该方法。

论文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在缺乏最终处置场处置后城市生活垃圾(MSW)原位表征标准化方法的情况下,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创新性方法学,该方法引入地理信息系统(GIS)这一前沿技术,并结合NMX-AA-132-SCFI-2016以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混合样品;其适用性已通过在墨西哥州Tenango del Valle综合废弃物中心于2023年和2024年旱季(DS)与雨季(RS)开展的研究得到验证。2005—2025年发表的研究表明,最常见的是源头城市生活垃圾表征研究,其次为最终处置场和收集车辆研究。尽管国内外在源头表征方面已存在标准化方法,但在程序和副产物类型上仍表现出异质性,物理分类从3类至37类不等,研究时长为7–13天。对于车辆表征,常用USEPA和ASTM标准方法,也有国家方法和各研究团队自拟方法,其表征多为随机方式,副产物类型范围为6–27类,研究持续5–10天。回顾结果显示,有机废弃物(OW)比例从家庭层面的27.2–73.7%,下降到收集车辆中的15.4–70.4%,再到最终处置场中的6.0–68.8%,这一趋势归因于有机废弃物在从产生源头到最终处置过程中的逐步降解。2023年与2024年的季节性表征表明,容积质量、残余组分和含水率在雨季(RS)最高,而有机废弃物(OW)和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在旱季(DS)最高;但由于样本量有限,无法确定季节均值或年度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原位测得的潜在可回收废弃物(PRW)高比例可归因于居民混合收运,并表明其具有回收机会,尤其是在旱季。所提方法学的应用能够以较低显著性水平实现处置后城市生活垃圾(MSW)的代表性原位表征,并可为可持续废弃物管理项目的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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