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是否会伤害穷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Energies》:Does Green Transition Hurt the Poor?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1日 来源:Energie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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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利用2000年至2022年74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动态面板数据集,考察了绿色转型是缓解还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研究人员调查了绿色转型的四个关键维度:生态足迹(EF)、绿色金融(GF,以可再生能源公共投资为代理变量)、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和可再生能

  
本研究利用2000年至2022年74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动态面板数据集,考察了绿色转型是缓解还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研究人员调查了绿色转型的四个关键维度:生态足迹(EF)、绿色金融(GF,以可再生能源公共投资为代理变量)、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和可再生能源消费(REcons)。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绿色转型悖论”。虽然可再生能源生产、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显著有助于减贫,但可再生能源消费与更高贫困水平呈负相关。这表明,在缺乏足够供应能力和强大制度支持的情况下,需求侧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可能给弱势群体带来短期经济负担。此外,生态足迹表现出减贫效应,突显了发展中国家对资源密集型经济扩张的依赖,尽管存在潜在的长期环境权衡。研究结果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保持稳健,并在收入组和区域组间呈现异质性。该研究通过厘清可再生能源的供需机制,为现有文献做出贡献,从而凸显了绿色转型政策的复杂分配后果。最终,政策启示强调,亟需将可再生能源扩张与社会保护、技能发展和包容性金融框架相结合,以确保绿色转型同时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和减贫。
**论文解读:绿色转型与贫困——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多维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1世纪,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与气候变化的加剧构成两大全球性挑战。尽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出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但近期全球危机(如COVID-19疫情、地缘政治紧张、能源价格冲击)使减贫进程放缓,尤以脆弱群体为甚。与此同时,向低碳和环境可持续经济转型的紧迫性日益增强。绿色转型被广泛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减少环境退化、鼓励绿色投资,有望带来长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然而,绿色转型政策的短期分配效应仍不明确,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转型初期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高风险可能加剧能源价格和不平等,使穷人更穷。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可再生能源消费,忽略可再生能源生产作为独立减贫驱动因素,且缺乏将供需两侧纳入统一框架的实证分析。因此,一个核心问题亟待解答:绿色转型是缓解还是加剧贫困?本研究旨在通过分解绿色转型的四个核心维度——生态足迹(EF)、绿色金融(GF)、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和可再生能源消费(REcons)——并区分供需机制,揭示“绿色转型悖论”,为制定公正转型政策提供经验基础。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2000-2022年74个发展中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集,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转型各维度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生产和生态足迹显著降低贫困,但可再生能源消费与贫困水平正相关,即存在“绿色转型悖论”。宏观经济因素中,经济增长和汇款有助于减贫,而通货膨胀和城市化则加剧贫困。异质性分析显示,低收入国家对绿色因素更为敏感,且区域差异显著。该论文发表在《Energies》期刊(注:此处按问题要求写入,但原文未明确提及,根据指令补充)。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将可再生能源供需两侧分离,揭示其减贫效应的异质性,挑战了将绿色转型视为同质化过程的传统做法,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包容性绿色转型政策提供了关键证据。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方法,以处理动态面板数据中的内生性、异方差和自相关等问题。样本来源为74个发展中国家2000-202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变量选取包括:贫困率(以每人每天3.65美元(2017年购买力平价)的贫困人口比例衡量)作为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生态足迹(EF)、绿色金融(GF,以可再生能源公共投资为代理变量)、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和可再生能源消费(REcons);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汇款、通货膨胀、城市化率和贸易开放度。数据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全球足迹网络及能源数据库。所有变量在适当情况下取自然对数,并采用“collapse”选项和稳健标准误以确保工具变量有效性。

**研究结果**

**4.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初步诊断**
研究人员采用Im-Pesaran-Shin(IPS)检验,发现大部分变量在水平值上平稳,其余变量一阶差分后平稳,排除了伪回归问题。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表明无严重多重共线性,但Wooldridge检验和White检验分别确认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性,提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可能无效,需采用更高级的估计技术。

**4.2 基线面板回归结果**
OLS、固定效应模型(FEM)、随机效应模型(REM)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显示:生态足迹(EF)、绿色金融(GF)和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与贫困负相关;可再生能源消费(REcons)与贫困正相关。但初步诊断揭示的内生性问题使得这些结果需谨慎解释。

**4.3 动态面板估计:系统GMM结果**
系统GMM估计确认了贫困的强持续性(滞后项系数>0.8,显著)。诊断检验(Hansen检验、AR(2)检验)支持工具变量有效性和无二阶序列相关。核心结果稳健: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和绿色金融(GF)显著降低贫困;可再生能源消费(REcons)显著增加贫困;生态足迹(EF)具有最大规模的减贫效应;经济增长(GDPgr)在动态模型中变为显著负向,表明控制内生性后经济增长促进减贫。

**4.3.1 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生产的不匹配及可再生能源悖论**
可再生能源消费(REcons)与贫困正相关,而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与贫困负相关,且消费端的系数幅度更大,证实了“可再生能源悖论”:供应侧扩张通过投资、就业和能源安全减贫;需求侧强制转型若缺乏补偿机制,则通过高电价、碳税等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累退税”效应,迫使其削减教育、医疗等基本支出,加剧短期贫困。

**4.3.2 绿色金融作为减贫机制**
绿色金融(lnGF)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降低贫困(1%水平)。公共投资通过信号效应带动私人资本,改善能源基础设施,减少能源贫困,促进生产性经济活动,从而发挥双重减贫作用。

**4.3.3 生态足迹与增长-贫困权衡**
生态足迹(EF)在绿色因素中减贫效应最大。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先增长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资源密集型扩张通过低技能密集型工业创造就业和收入,吸引污染型外国直接投资(FDI),短期内减贫;但长期伴随环境退化,需通过包容性绿色增长和公正转型策略打破这一权衡。

**4.3.4 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
经济增长(GDPgr)和汇款(REMIT)显著减贫;通货膨胀(INFLAT)和城市化(URBAN)加剧贫困。动态GMM揭示经济增长的真实减贫效应(静态模型因污染和不平等混杂而显示虚假正相关)。汇款增强家庭收入与消费。通货膨胀侵蚀购买力,城市化若缺乏规划则导致劳动力市场错配、非正规就业和基础设施压力,恶化贫困。

**4.3.5 按收入组异质性**
低收入国家贫困对绿色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的敏感性更高,系数幅度更大。中低收入国家虽也显著,但强度较低,表明结构脆弱性限制了适应性能力。

**4.3.6 按区域异质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贫困对解释变量最敏感,其次是东亚、欧洲与中亚、中东与北非、拉丁美洲。区域单独估计时,可再生能源生产(REpro)在部分区域(如南亚和SSA)变得不显著,揭示能源投资转化为减贫的制度性障碍。

**总结讨论与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发现绿色转型的减贫效应并非同质,而是取决于转型的具体维度。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生产和生态改善(以生态足迹衡量)促进减贫,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在短期可能增加贫困。宏观经济因素与结构性转型相互交织,经济增长和汇款是减贫的重要驱动力,但通货膨胀和城市化若管理不当则会加剧贫困。异质性分析强调政策需因地制宜,考虑收入水平和区域特征。研究挑战了将绿色转型视为单一政策或指标的传统做法,主张将其理解为通过金融、能源、环境和社会等多维渠道运营的结构性转型。

**研究结论翻译**:
向绿色经济的转型日益被视为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战略。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调查了生态足迹、绿色金融以及可再生能源(分解为消费和生产)对贫困动态的影响,以推动实现首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尽管全球政策议程通常将绿色转型描绘为同时实现气候减缓、经济繁荣和社会包容的路径,但本研究的实证证据表明,这种假设可能过于简单。绿色转型并未产生统一的正向社会结果,而是根据转型发生的具体维度产生异质性的贫困效应。
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研究人员解决了动态面板数据的关键计量挑战,包括内生性、异方差性和自相关。实证研究基于2000-2022年74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结果提供了稳健证据,表明绿色转型的不同维度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影响贫困。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生产和生态改善(以生态足迹衡量)显著促进减贫。相反,可再生能源消费与贫困呈正相关,表明需求侧采用可再生能源可能在长期效益实现前对脆弱家庭施加短期调整成本。宏观经济变量也发挥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和汇款有助于减贫,而通货膨胀和城市化则倾向于加剧贫困。这些发现强调了结构性转型、宏观经济稳定与社会结果之间的复杂互动。结果在替代模型设定和异质性国家组中保持稳健。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结果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衡:一方面,经济扩张(反映为生态足迹和GDP增长)通过创造收入和就业减贫;另一方面,伴随的环境退化对长期可持续性构成风险,可能削弱未来福利收益。这凸显了向环境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型的必要性。
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差异效应揭示了本研究所称的“绿色转型悖论”。虽然可再生能源扩张被普遍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但其社会经济影响并非绝对积极。供应侧扩张增强生产能力、创造就业、刺激投资并加强能源安全,直接促进减贫。相反,消费侧加速转型可能抬高家庭能源支出并施加严格的技术适应成本,尤其在缺乏强大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网络的经济体中。这种不对称性凸显了区分能源转型供需维度的关键必要性,并断言绿色转型的成效不应仅通过环境指标评估,而应通过其公平分配转型成本与收益的能力。
绿色金融(以可再生能源公共投资为代理变量)在减贫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促进绿色基础设施和信号效应,吸引私人投资并扩大经济机会。同时,汇款是重要的补充金融资源,增强家庭韧性并支持减贫。相反,通货膨胀和缺乏规划的城市化通过侵蚀购买力和提高生活成本,不成比例地影响脆弱群体。这些结果表明,绿色转型不能脱离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性发展,环境政策在健全的宏观管理和包容性社会政策配合下最为有效。
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绿色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的效果因收入水平和区域而异。低收入国家对这些因素更敏感,反映其结构脆弱性和有限的适应能力。区域差异也表明,绿色转型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经济结构、制度质量和能源体系。这些发现意味着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用绿色转型战略,而应依据国家发展条件、制度能力和社会经济优先项量身定制。
更重要的是,研究结果挑战了将绿色转型视为同质化政策或单一环境指标的传统做法,主张绿色转型应被理解为通过相互关联的金融、能源、环境和社会渠道运作的多维结构性转型。绿色金融代表动员投资向可持续活动倾斜的金融引擎;可再生能源生产反映能源供应系统的转型;可再生能源消费捕捉能源需求和采用行为的变化;生态足迹代表转型过程的环境结果。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一个整合的转型过程,其综合效应最终决定绿色转型是否具有社会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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