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杜塞尔多夫登记处数据的MDS IB1、IB2与AML-MR患者治疗启动时间、治疗策略及生存期比较

《Annals of Hematology》:Comparison of time to therapy initiation,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MDS IB1, IB2 and AML-MR using data of the duesseldorf registr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7日 来源:Annals of Hematolog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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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22年,国际共识分类(ICC)通过将骨髓原始细胞计数阈值降低至10%,重新定义了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从而将原先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伴原始细胞增多-2(MDS-IB2)纳入AML范畴。为评估这一再分类的临床意义,研究人员分析了杜塞尔多夫登记处中

  
摘要

2022年,国际共识分类(ICC)通过将骨髓原始细胞计数阈值降低至10%,重新定义了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从而将原先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伴原始细胞增多-2(MDS-IB2)纳入AML范畴。为评估这一再分类的临床意义,研究人员分析了杜塞尔多夫登记处中MDS-IB1、MDS-IB2或AML-MR患者的相关数据,共纳入928例患者,包括IB1(213例)、IB2(279例)和AML-MR(436例)。研究人员分析了治疗启动时间、治疗策略及生存时间。结果显示,AML-MR患者的治疗启动时间显著短于MDS-IB2和MDS-IB1患者(0.5个月对比2个月对比5个月,p<0.001)。AML-MR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为12个月,MDS-IB2为19个月,MDS-IB1为27个月(p<0.001)。就最强治疗方案而言,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或诱导化疗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无显著差异,但接受去甲基化药物(HMA)治疗(29个月对比20个月对比9个月)、低剂量化疗(18个月对比11个月对比1个月)或仅接受最佳支持治疗(BSC)(16个月对比9个月对比2个月)的MDS-IB1或IB2患者,其总生存期显著长于AML-MR患者(p<0.001)。治疗启动时间的显著延长、中位总生存期的延长以及接受去甲基化药物(HMA)或低剂量化疗后的生存优势,提示AML-MR与MDS-IB2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实质性差异,这可能不支持将二者归为单一疾病实体。
基于杜塞尔多夫登记处数据的研究论文解读:MDS-IB1、IB2与AML-MR的治疗启动时间、治疗策略及生存期比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是一类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克隆性疾病,以骨髓造血异常和向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转化风险增高为主要特征。患者确诊时中位年龄为75岁,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造血功能不全,全血细胞减少是最严重的情况,导致频繁需要输血治疗并面临持续的感染风险。因此,不同患者之间的预后和治疗选择差异较大,精准的预后判断显得尤为重要。

急性髓系白血病是一种好发于老年人的异质性疾病,初诊时中位年龄为72岁,治疗相关死亡率和治疗耐药性导致预后不良。自2022年起,髓系肿瘤和急性白血病的分类存在两套并行体系:世界卫生组织(WHO)第5版更新分类和国际共识分类(ICC),两者均基于细胞形态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特征。两套系统在骨髓原始细胞计数阈值上存在重大分歧:WHO分类仍将骨髓中髓系原始细胞≥20%作为AML的诊断标准(在无AML定义性遗传学异常的情况下),而ICC则将AML的诊断阈值下调至骨髓原始细胞≥10%,从而将原MDS-IB2纳入AML范畴。这种分类体系的分裂给患者、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带来了不必要的复杂性,干扰了治疗决策、预后判断和临床试验的患者入组。因此,评估这一再分类的临床意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研究目的与设计**

为评估ICC再分类的临床影响,研究人员利用杜塞尔多夫MDS和AML登记处数据,对MDS-IB1、IB2和AML-MR三类患者进行了系统比较。该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纳入了1969年至2023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血液科确诊并治疗的928例患者,其中IB1 213例、IB2 279例、AML-MR 436例。患者确诊时中位年龄为66岁(60%为男性),入组标准要求具备详细的治疗暴露信息和每项治疗干预的确切开始日期。诊断根据WHO 2022分类标准,基于形态学实验室评估的外周血或骨髓原始细胞计数进行回顾性确定。研究比较了三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特征、治疗启动时间、最强化疗方案和总生存期。

**三、主要研究结果**

**患者基线特征:** AML-MR患者按定义具有显著更高的骨髓原始细胞计数(p<0.001)、更低的血小板计数(p<0.001和0.002)和更高的乳酸脱氢酶(LDH)水平(p<0.001和0.001)。白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水平方面,仅MDS-IB1组与AML-MR组存在显著差异(p=0.008和0.01)。AML-MR患者中既往接受过细胞毒性治疗的比例显著高于两组MDS患者。492例MDS患者中有194例(39.4%)发生向AML的转化。

**治疗策略分布:** 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或诱导化疗等强化治疗的患者比例在AML-MR组中显著更高(p=0.04和<0.001),而仅接受最佳支持治疗(BSC)的MDS患者比例更高(p<0.001)。

**治疗启动时间:** 三组患者的治疗启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AML-MR组中位治疗启动时间为0.5个月(范围0-48个月),MDS-IB2为2个月(范围0-42个月),MDS-IB1为5个月(范围0-67个月),AML-MR组的治疗启动时间显著短于MDS-IB2和MDS-IB1组(p<0.001)。这一差异反映出临床医生对AML-MR患者疾病进展速度的认知更为紧迫。

**总生存期分析:** 全队列中位总生存期为16.5个月,其中AML-MR组为12个月,MDS-IB2组为19个月,MDS-IB1组为27个月(p<0.001)。就最强化治疗方案而言,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p=0.75)或诱导化疗(p=0.48)的三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无显著差异;但接受去甲基化药物(HMA)治疗的MDS-IB1、IB2和AML-MR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9、20和9个月,接受低剂量化疗的患者分别为18、11和1个月,仅接受BSC的患者分别为16、9和2个月,MDS两组均显著优于AML-MR组(p<0.001)。

**多变量分析:** 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潜在混杂因素,结果显示WHO分类类别(AML-MR vs. IB1 vs. IB2,p<0.001)、最强化治疗(p<0.001)、细胞遗传学风险(p<0.001)和患者年龄(以中位年龄66岁为界,p=0.004)是独立预后因素。诊断年代、疾病病因(原发性vs.细胞毒性治疗后)和性别均被排除为混杂因素。

**四、讨论与结论**

MDS与AML应被视为独立实体还是生物学连续谱的一部分,是当代血液学分类的核心争议。将MDS-IB2纳入AML范畴对诊断、风险分层、预后判断和治疗决策均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这可促使高危疾病患者更早接受治疗干预;另一方面,也存在过度治疗和临床试验人群可比性受损的担忧。

本研究的基线特征显示,IB2与AML-MR患者在诊断时的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和血小板计数存在差异——IB2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更高、血小板计数更高、白细胞计数更低,发生贫血或出血症状的风险低于AML-MR患者。治疗决策方面,临床医生确实对两类疾病采取了不同处理方式,对治疗启动紧迫性的认知存在差异。AML-MR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显著短于MDS-IB2和IB1,分别相差7个月和15个月。虽然初看可能归因于更多AML患者接受了移植等强化治疗(34% vs. 27% vs. 25%)及更高的治疗相关死亡率,但三组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中位总生存期并无显著差异。Kaplan-Meier曲线显示移植似乎是三组之间的“均衡器”。

接受诱导化疗的三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无差异(13 vs. 16个月),而仅接受BSC治疗的IB2患者生存期显著长于AML患者(9个月 vs. 2个月,p<0.001)。这些结果再次表明,原始细胞增多的MDS与AML-MR在疾病生物学和进展速度上存在本质差异。近期发表的VERONA试验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该试验未达到主要终点,即HMA联合维奈克拉未能延长高危MDS患者的总生存期,两组中位生存期仅相差1个月;而采用相同治疗方案针对不适合强化治疗的老年AML患者的VIALE-A试验则显示出超过5个月的总生存获益。本研究中HMA和低剂量化疗的生存差异(20 vs. 9个月和11 vs. 1个月)与既往多项临床试验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两类疾病的临床行为差异。

传统20%的原始细胞阈值曾多次被批评为武断,但本研究数据显示,即使AML-MR与MDS不仅在患者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病程上存在差异,在治疗目标、治疗选择和总生存期方面也有所不同。MDS患者通常年龄更大、合并症更多,常以姑息治疗为主,更注重生活质量。对MDS-IB2患者采用AML典型的诱导化疗方案反而使中位总生存期缩短4个月,凸显了该治疗组的显著毒性和获益缺失。因此,统一分类可能促进将AML样治疗策略不当应用于MDS患者,引发过度治疗和治疗相关损害的担忧。此外,合并MDS和AML可能反而损害临床研究的可解释性——将生物学和临床上异质的患者群体合并为一个研究队列,可能稀释治疗效果并掩盖有临床意义的差异。

**五、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85%的患者在2020年前确诊,存在时间偏倚;由于近20年遗传学分析的快速发展和分子检测的日益普及,大量患者缺乏全面的遗传学数据,无法进行ELN分类及基于IPSS-R和IPSS-M的风险评估;作为回顾性研究,部分患者的文档记录不如当前详尽,无法提供所有关注终点的证据,如缓解率、复发率和治疗相关死亡率。

**六、研究结论**

综上,持续的分类争议反映了生物学准确性与临床实用性之间的根本张力。治疗启动时间的显著延长以及总生存期和治疗后生存期的延长表明MDS-IB2与AML-MR之间存在重要的生物学差异,对二者归为同一分类提出质疑。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类区分可能仍然必要,以确保恰当的治疗选择并维护临床研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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