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Participatory learning design and student well-being in Sino-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engagement and inclusive climate as psychological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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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要求学生协调学业参与、多语言沟通、跨文化适应与同伴协作。本研究考察了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是否与学生福祉、协作投入及跨文化学习相关,以及学生投入与包容性学习氛围是否作为心理路径变量发挥作用。方法:研究人员从373名就读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
背景: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要求学生协调学业参与、多语言沟通、跨文化适应与同伴协作。本研究考察了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是否与学生福祉、协作投入及跨文化学习相关,以及学生投入与包容性学习氛围是否作为心理路径变量发挥作用。方法:研究人员从373名就读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本科生中收集了调查数据,随后对10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对量化结果进行情境化阐释。研究人员将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自助法中介分析与访谈的主题分析相结合。结果: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与学生投入、包容性学习氛围、学生福祉、协作投入及跨文化学习均呈正相关。学生投入与包容性学习氛围在统计学上解释了学习设计与上述三种结果之间关联的一部分。访谈叙事提供了情境性背景,表明心理安全感、情感支持、语言协商与跨文化意义建构可能对已观察到的关联产生调节作用。结论:参与式学习设计似乎是跨国课堂中学生体验的一个具有心理学相关性的关联因素。包容性、对话性与参与式教学法值得进行纵向及干预性评估;本研究的横断面研究结果应被解读为关联而非因果关系。
论文解读:中外合作高等教育中参与式学习设计与学生福祉的心理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中国蓬勃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教育模式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学科专业知识,还需在多种语言环境中参与学术活动,协调文化规范差异,并与来自不同教育传统的师生建立协作关系。这种多重需求使得中外合作课堂成为研究学习环境如何塑造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重要场域。
然而,现有文献对跨国学习与协作在线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制度视角或课程移植问题,较少关注微观层面的心理路径。已有研究虽强调跨文化团队合作的发展性收益,但关于具体课堂设计如何通过心理机制促进学生发展成果的研究仍然不足。与此同时,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新兴研究指出,教学环境与学生社会情感技能和福祉密切相关,但以往研究更多考察本土或在线国际学习情境中的投入与包容性氛围,而非面对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的相关机制。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考察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Creative and Participatory Pedagogies, CPP)与学生福祉、协作投入和跨文化学习之间的关联,并检验学生投入与包容性学习氛围是否作为心理路径变量在其中发挥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序列解释性混合方法设计,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通过文献综述确定待测量的心理构念,改编并预测试结构化问卷;其次,在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四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项目中收集量化数据,对373份有效问卷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分析;最后,通过最大变异目的性抽样选取10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情境化解释量化结果。样本涵盖四个年级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商业与管理(31.6%)、工程与技术(24.4%)、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22.5%)等。量化分析采用SmartPLS 4软件,通过5000次重采样的偏差校正加速(Bias-Corrected and Accelerated, BCa)自助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辅以主题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归纳-演绎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测量模型评估结果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潜在构念均满足常用的心理测量学标准。各构念均通过Fornell-Larcker判别效度准则检验,异质性-单调性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均低于0.85(范围为0.48-0.76),表明各潜在变量虽呈正相关但在经验上具有可区分性。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未旋转的最大因子解释方差为36.4%,内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范围为1.45至2.58,均低于3.3的建议阈值。
(二)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结果
结构模型解释了学生福祉49%的方差、协作投入44%的方差和跨文化学习38%的方差,表明模型具有中等水平的解释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与学生投入(β=0.61)和包容性学习氛围(β=0.64)均呈显著正相关,支持H2假设。学生投入与包容性学习氛围亦呈显著正相关(β=0.29),支持H3假设。直接效应方面,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与学生福祉(β=0.21)、协作投入(β=0.27)和跨文化学习(β=0.16)均呈显著正相关,支持H1假设。学生投入与三种结果变量均显著相关,其中与学生福祉的关联最强(β=0.39),支持H4假设。包容性学习氛围亦与三种结果均显著相关,支持H5假设。
(三)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学生投入和包容性学习氛围在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与三种发展结果之间均发挥显著的间接关联作用,所有六条简单中介路径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支持H6假设。具体而言,通过学生投入的中介效应在学生福祉(β=0.238)、协作投入(β=0.140)和跨文化学习(β=0.110)上均显著;通过包容性学习氛围的中介效应亦在三种结果上均显著(β分别为0.198、0.141和0.179)。探索性序列中介分析显示,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通过学生投入进而经由包容性学习氛围影响三种结果的路径均显著(β=0.039-0.055),但效应量较小,应视为假设生成性发现而非因果链证据。
(四)亚组比较结果
基于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得分的三分位切点将样本分为低(n=109)、中(n=149)、高(n=115)三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三组在所有结果变量和路径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F=41.95-61.18,p<0.001),偏η2(η2p)范围为0.185至0.249。Games-Howell事后检验确认所有配对比较均显著。高感知组在所有指标上得分最高,其次为中感知组,低感知组得分最低。
(五)质性研究结果
主题分析揭示了三个核心主题:第三空间中的心理安全感、创造性任务中的协作协同效应、多语言-跨文化身份协商。访谈叙事表明,心理安全感、语言信心、错误容忍度、同伴信任和社会认可可能对参与式任务的学生体验产生调节作用。例如,有学生描述了在英语辩论情境中因教师对不完美但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回答的明确赞赏而获得参与安全感的过程。
四、研究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支持了关于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与学生发展结果间关联的六项确认性假设,但各路径系数存在差异。创造性与参与式学习设计与近端课堂感知(学生投入和包容性学习氛围)的关联强于与三种远端发展结果的直接关联,这一层次化模式符合教育界面理论(educational-interface account)的解释框架。协作投入在行为层面与参与式任务最为接近,因此关联最强;而学生福祉和跨文化学习可能还依赖于先前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文化差异暴露等因素。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情境提供了情境特定的关联性证据,表明参与式学习设计可能是跨国课堂中学生体验的心理学相关因素。研究的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时间顺序或因果中介关系、所有量化构念均由同一受访者报告可能存在的共享方法协方差、模型未纳入英语水平、先前跨文化经历等控制变量,以及单层PLS-SEM未建模项目层面的嵌套效应。研究结论指出,包容性、对话性与参与式教学法值得进行纵向和干预性评估,当前横断面研究结果应被解读为关联而非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考察这些关联是否因项目、学科领域、英语水平和先前跨文化经历而异,并通过纵向、多源和多层研究设计加以验证。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