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品牌行动主义中的应用:对消费者负面情感与决策舒适度的影响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Generative AI in Brand Activism: Impacts on Consumers’ Negative Affect and Decision Comfor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7日 来源: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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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兴技术的普及,品牌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来制作品牌信息,包括通过品牌行动主义(brand activism)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观点。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方面具有效

  
随着新兴技术的普及,品牌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来制作品牌信息,包括通过品牌行动主义(brand activism)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观点。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方面具有效率,但在价值负载情境中使用它可能会差异性改变个体的情感反应,从而影响消费者福祉。研究人员通过探究AI创造的品牌行动主义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与决策舒适度(decision comfort),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通过五项研究,研究人员发现,AI创造的行动主义信息会引发更强烈的负面情感,最终降低决策舒适度。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消费者感知到这类信息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较低。当消费者为保守派(相较于自由派)或具有较高的AI拟人化倾向(tendency to anthropomorphize AI)时,该效应会减弱。本研究通过阐明AI在品牌行动主义中的使用如何重塑消费者的情感与决策体验,推进了品牌行动主义、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消费者情感领域的文献,并为品牌如何有效应对此类社会政治沟通提供了洞见。
品牌行动主义(brand activism,指品牌对社会政治议题公开表明立场的做法)在近年日益普遍。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指能够自主生成文本、图像等内容的技术)的广泛采用,品牌越来越多地使用AI制作品牌信息,包括反映社会政治观点的行动主义信息。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曾借助AI生成展现没有野生动物世界的图片,以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Orange公司使用AI技术将男足运动员的脸替换为法国女足队员,以倡导性别平等。尽管AI在内容创作上具有效率优势,但在价值负载的社会政治情境中,其使用可能引发消费者不同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消费者福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AI在广告和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但对AI作为品牌行动主义信息创造者的效果缺乏探讨。因此,研究人员旨在考察AI创造的品牌行动主义信息对消费者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与决策舒适度(decision comfort)的影响,并揭示其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

研究基于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指个体通过线索推断行为动机的认知过程)构建假设,认为当品牌行动主义信息由AI创造时,消费者会质疑品牌对议题的真实承诺,降低感知真实性(perceived authenticity,即消费者认为品牌行为与真实身份和动机相符的程度),从而引发负面情感,并最终降低决策舒适度。该效应受到消费者政治取向(political orientation)和AI拟人化倾向(tendency to anthropomorphize AI,即将人类特质赋予AI的程度)的调节:自由派消费者对AI创造的信息更为敏感,而保守派消费者的反应差异较小;对AI拟人化倾向较高的消费者更可能接受AI创造的信息。研究人员通过五项研究(一项预研究和四项实验)检验了上述假设,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在技术方法上,预研究招募99名来自Prolific的美国受访者,采用开放式问题收集他们对AI制作品牌行动主义信息的看法,并使用文本网络分析工具InfraNodus进行主题建模和情感分析。研究1招募97名有效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参与者,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以咖啡品牌支持性别平等的帖子为刺激材料,测量负面情感。研究2将议题更换为婚姻平等、行业更换为服装品牌,并加入感知真实性测量,采用PROCESS model 4进行中介分析。研究3以152名美国大学生为样本,使用能量饮料品牌、议题为跨性别者权利,测量政治取向,采用PROCESS model 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研究4为预注册实验(AsPredicted),招募297名有效Prolific参与者,加入AI拟人化倾向和决策舒适度测量,并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分述如下:

Pilot Study(预研究):文本网络分析产生150个节点并聚类为七个主题,包括“AI伦理”“品牌信息”“企业真实性”等。情感分析显示,58%的陈述为正向,29%为负向,13%为中性。消费者认可AI提高效率和拓展创意的潜力,但普遍认为AI缺乏传达真实情感和道德信念的能力,并担忧其取代人类创意工作。

Study 1: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AI创造的品牌行动主义信息比人类创造的信息引发更高水平的负面情感(MAI=2.38, SD=1.19 vs. Mhuman=1.65, SD=0.98; F(1,95)=11.14, p=0.001, η2=0.11),支持H1。

Study 2:AI创造的信息导致更低的感知真实性(MAI=5.04, SD=1.46 vs. Mhuman=5.68, SD=1.12; F(1,103)=6.28, p=0.014, η2=0.06)。中介分析(PROCESS model 4)显示,感知真实性的间接效应显著(95% CI=[?0.62, ?0.07]),即人类创造的信息提高感知真实性,进而降低负面情感,支持H2。

Study 3:使用PROCESS model 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Floodlight分析表明,政治取向调节了信息创造者对负面情感的直接效应:当消费者更倾向自由派时,AI创造的信息显著增加负面情感(95% CI=[?0.51, ?0.05]);当消费者更倾向保守派时,效应不显著(95% CI=[?0.18, 0.22]),Johnson–Neyman点为3.83。对感知真实性的调节模式类似:自由派消费者显著降低感知真实性(95% CI=[0.25, 1.34]),保守派无显著差异(95% CI=[?0.50, 0.59]),Johnson–Neyman点为3.05。H3a和H3b得到支持。

Study 4:预注册实验显示,AI拟人化倾向调节了直接和间接效应。当拟人化倾向低时,AI创造的信息导致更高负面情感(95% CI=[?1.48, ?0.72])和更低感知真实性(95% CI=[0.54, 1.43]);当拟人化倾向高时,AI与人类创造的信息无显著差异(负面情感95% CI=[?0.41, 0.32];感知真实性95% CI=[?0.17, 0.72]),Johnson–Neyman点分别为4.23和4.50。回归分析显示,负面情感显著降低决策舒适度(β=?0.56, SE=0.06, p<0.001),支持H4a、H4b和H5。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AI创造的品牌行动主义信息会降低感知真实性,进而引发负面情感并削弱决策舒适度。该效应在保守派或高AI拟人化倾向消费者中减弱。理论贡献包括:将品牌行动主义与生成式AI文献衔接,识别信息创造者作为真实性感知的关键来源;发现政治取向和AI拟人化倾向是重要的边界条件;将品牌行动主义的影响延伸到消费者情感与心理福祉领域。管理实践上,建议品牌在制作社会政治信息时保留人类参与,并披露人类贡献;针对自由派消费者优先采用人类创作者,而面向保守派消费者时可灵活使用AI;当目标受众倾向拟人化AI时,应强调AI的类人特质以提高接受度。研究局限包括使用MTurk和Prolific便利样本,未来可采用概率抽样,并考察其他福祉维度及消费者与品牌价值一致性的影响。

研究结论为:各类强大的AI工具正在快速生成市场洞察和创新策略,从而重塑营销行业。尽管AI帮助品牌更有效地传达社会政治价值观,但其效果并不必然得到保证。该研究表明,AI创造的信息会加剧个体在处理社会政治信息时的负面情感,并降低品牌选择后的决策舒适度。不过,影响程度取决于消费者信念,如政治取向和AI拟人化倾向。通过强调对个体情感结果的后续影响,本研究凸显了品牌行动主义的更广泛效应,即其影响超越交易结果,塑造消费者的情感与心理福祉。最后,鉴于AI系统仍存在对边缘群体的偏见和错报等缺陷,企业必须审慎考虑如何在社会政治参与中负责任地使用AI,以确保其社会政治努力既具有实质意义,也关注个体福祉的潜在影响。作为企业公民,品牌有道德责任在技术创新与消费者福利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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