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Are Intensive Parenting Attitudes a Deterrent to Child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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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本研究探讨了由多维态度测量构建的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态度类型如何与瑞典个体保持无子女、推迟为人父母以及不再生育的意愿相关联。
**背景** 密集型育儿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解释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的因素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探讨了由多维态度测量构建的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态度类型如何与瑞典个体保持无子女、推迟为人父母以及不再生育的意愿相关联。
**背景** 密集型育儿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解释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的因素。经济理论认为,对子女养育投入需求的增加会抑制生育。然而,这一关系尚未得到系统评估。
**方法** 本研究利用2021年瑞典世代与性别调查(Swedish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SGGS)中一个评估密集型育儿三个维度的新型模块,采用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和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有子女和无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共3232人)被划分为五种不同的密集型育儿态度潜类别。
**结果** 研究发现,密集型育儿态度与打算进入为人父母阶段以及打算生育第三个或更高胎次子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结论** 在瑞典,并非密集型育儿态度预示着无子女意愿或较小的家庭规模,研究人员发现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一个或多个子女的意愿可能是一种“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
**启示** 生育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在子女和密集型育儿态度几乎普遍存在、且母亲有酬就业和性别平等的子女养育得到强有力制度支持的情境下,强化的父母投入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相反,密集型育儿反映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子女差异化价值(differential value of children)和/或预期社会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的社会机制。
**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意愿:来自瑞典的实证检验——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10年以来,多个此前长期稳定在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出现了意外且持续的生育率下降。瑞典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从2010年的1.99逐年下降至2023年的1.45,创下该国历史最低纪录。这一趋势与经济走势和政策变化并不吻合,人口学家难以解释其背后的动因。初步分析指向无子女且处于同居关系中的女性首次生育率降低,父母身份被推迟至前所未有的年龄。鉴于这一下降的普遍性,探索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变得尤为重要。
一个潜在的重要变迁领域是围绕养育子女规范的转变。父母在子女身上的金钱和时间投入远超以往,时间使用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父母双方提供的照护时长均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关于如何成为“好”父母的规范新发展被冠以“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之称,其涉及“以子女为中心、专家指导、情感投入、劳动密集且经济昂贵”的养育实践,旨在促进子女的社会和认知发展。密集型育儿文化对生育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已进入主流人口学文献,但专门评估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稀少。现有的定量研究受限于缺乏直接测量,多采用代理指标,如母乳喂养时长、每周与子女共进晚餐次数等,或仅基于单一指标的态度测量。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首次基于多维度的密集型育儿态度测量构建类型,明确评估其与生育意愿的关联。研究聚焦于瑞典情境,该国具有相对平等的性别规范、父母双方均可获得收入替代水平的带薪育儿假,以及面向所有儿童的高质量补贴托育服务。有酬就业和分担育儿假在瑞典是常态,政策为男女双方兼顾工作与家庭提供了相对强有力的支持。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瑞典世代与性别调查(Swedish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SGGS),该调查纳入了评估密集型育儿态度的新型模块。研究样本包括18-40岁女性和18-45岁男性,经排除非生育能力者、当前怀孕者及未回答生育意愿问题者后,最终分析样本为3397人(加权后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3232人)。样本根据瑞典统计局基于人口登记册设计的权重进行加权,以更好地代表瑞典人口。
研究使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采用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识别个体内部密集型育儿态度的主导类型。该方法基于六项测量(涵盖挑战性、以子女为中心、刺激三个维度)识别出五个潜类别:拒绝型(reject)、中立型(neutral)、选择型(selective)、适度型(moderate)和强烈型(strong)。第二,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估计密集型育儿态度类型与三类生育意愿(保持无子女、推迟为人父母、不再生育)之间的关联,并通过与性别交互作用评估性别差异。模型控制了年龄、年龄平方、伴侣关系状态、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国外出生背景等变量。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单项测量分析**
将每项密集型育儿态度测量分别引入调整模型后,研究发现:在保持无子女意愿方面,以子女为中心维度的两个测量(“子女应成为关注中心”和“子女需求应优先于父母需求”)均与保持无子女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即对这些态度的认同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保持无子女意愿的概率降低约5个百分点。认为“养育子女是世界上最艰巨的工作”与保持无子女意愿呈正相关。在推迟为人父母意愿方面,仅“尽早为子女寻找最佳教育机会很重要”这一测量与推迟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在不再生育意愿方面,以子女为中心的两个测量均与不再生育意愿呈显著负相关,认同“父母必须找到最佳教育机会”也与不再生育意愿降低相关。这些结果不支持研究假设1-3的预期方向。
**3.2 密集型育儿态度类型分析**
基于潜类别分析结果,以拒绝型为参照类别,研究发现:所有其他密集型育儿态度类型(包括中立型、选择型、适度型和强烈型)均与保持无子女意愿呈显著负相关。拒绝密集型育儿态度的个体比其他类型个体明显更可能打算保持无子女,差异约为20个百分点。在不再生育意愿方面,适度型和强烈型密集型育儿态度类别与不再生育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强烈型个体比拒绝型个体打算停止生育的概率低14个百分点,适度型低11个百分点。选择型与拒绝型之间无显著差异,但选择型比适度型有显著更高的不再生育意愿。在推迟为人父母意愿方面,汇总模型中未发现各类型与拒绝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适度型比强烈型有显著更高的推迟意愿。
**3.3 性别差异分析**
预测概率分析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密集型育儿态度类型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模式总体相似。拒绝密集型育儿态度的女性比其他任何类型的女性有显著更高的保持无子女意愿概率,而这一差异在男性中不太明显且不显著。在推迟为人父母意愿方面,无子女女性的密集型育儿态度类型与推迟意愿之间无显著差异;无子女男性中,强烈型比适度型和选择型有显著更低的推迟意愿概率。在不再生育意愿方面,强烈型(女性0.81,男性0.80)和适度型(仅男性0.82)个体比拒绝型个体有显著更低的停止生育概率。总体而言,研究假设4所预期的性别差异未得到支持。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在瑞典,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非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期的负相关。这一发现意味着,传统的数量-质量权衡(quantity-quality tradeoff)理论不足以解释当前养育文化与生育之间的关系,需要引入反映社会机制的理论解释。
研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框架。其一,子女价值(Value of Children)框架认为,子女不仅能带来满足感和快乐,也是获得社会尊重的一种途径。养育与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人们认同并践行密集型育儿以获取社会认可,如果对子女的投入有助于实现自身地位或成就感,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就会是正向的。其二,预期社会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视角认为,在决定成为父母或继续生育的过程中,个体会对育儿规范变得更加敏感和开放,一旦决定生育,就会接受并认同当代的养育文化。研究将这种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意愿的伴随关系称为“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即生育决定伴随着对特定文化中养育形态的承诺。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在瑞典当前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就意愿预测生育行为的程度而言,密集型育儿态度似乎既不会导致无子女,也不会引发数量-质量权衡。研究推论,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意愿携手并进,这反映了一个以生育子女、密集型育儿态度和男性参与育儿为常态的国家中支撑生育行为的决策过程。密集型育儿规范降低生育率的理论假设不能被视为普遍适用,而可能受到社会政策、育儿规范以及社会和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这一发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密集型育儿态度与生育决定是“一揽子交易”,那么未来父母中强烈密集型育儿态度可能变得更加普遍,这可能增加规范压力,加剧父母应对养育要求的困难,并对父母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支持父母的政策和减少父母规范压力的公共讨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