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Reviewing Key Challeng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ynamics in Subnational REDD+ Implementation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Through the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摘要翻译:旨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加上森林养护、可持续管理和增加森林碳储量”(REDD+)的国际政策框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一项重要机制,旨在协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巴黎协定》下的气候目标。REDD+可在项目、次国家和国家层面实施,近年来其对次国家级项目实施的重视日益增强,具体表现为对辖区和综合景观战略的关注不断上升。这些综合方法平衡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并通过经济激励措施以及州、省或地区层面的多层次、跨部门规划,应对毁林的复杂驱动因素。最终,成功实施依赖于协作、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资源、相互信任以及足够的机构能力来管理相互冲突的地方利益。然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薄弱的林地利用治理往往导致低效的协作动态,阻碍利益相关者合作。尽管如此,阻碍次国家级REDD+实施中利益相关者协作的具体协作挑战仍未得到充分理解。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开展文献综述,系统综合次国家级REDD+实施的证据,利用协作治理整合框架(IFCG)识别关键知识空白和挑战。遵循既定的方法学指南,检索了六个数据库,Scopus(824篇)、Web of Science(1347篇)、PubMed(84篇)、ResearchGate(557篇)、Google Scholar(571篇)和Research Rabbit(191篇),最终纳入43篇关于次国家级REDD+实施的文章进行综合。研究结果确定了四个主要挑战:(i)系统情境相关挑战,(ii)繁重的全球要求,(iii)资源约束,以及(iv)协作安排制度设计固有的挑战。虽然IFCG在分析上具有实用性,但次国家级REDD+项目的复杂性和不断演变的性质使其应用复杂化,揭示了需要理论完善的领域。通过批判性审视IFCG的效用,本研究推进了协作治理理论,并为全球南方次国家级REDD+实施中有效利益相关者协作所需条件提供了经验见解。
以下是对论文主体部分的学术性总结:
1. 引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于2007年正式确立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机制,旨在通过防止毁林和森林退化、增加森林碳储量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森林管理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为这些国家实现《巴黎协定》下的气候减缓目标发挥关键作用。早期REDD+工作主要涉及小规模试点项目,尽管具有创新潜力,但面临重大挑战,包括碳储量测量、报告和核查方面的技术困难,确保持久性和防止泄漏的问题,以及对依赖森林的社区产生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如权属冲突、不公平的收益分享和决策排斥。针对项目层面的经验证据以及强调跨部门和多层次协调、政策整合的政策话语,REDD+治理近年来已转向采用辖区和综合景观方法。辖区和景观REDD+项目是由政府主导的次国家级REDD+倡议,在特定行政单位或明确界定的多功能景观内实施,通过跨部门政策将森林保护、农业生产和其他土地利用相结合,以解决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问题,同时将地方行动与国家气候承诺联系起来。然而,实施这些次国家级REDD+项目带来了重大的治理挑战,需要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跨部门和跨治理层级的协调,以平衡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失衡,并创造对话和学习空间以协作设计和项目管理。为管理这些复杂性,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以及类似于协作治理的跨部门和多部门协作方法已获得学术和政策关注,被视为通过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优先事项设定以及REDD+倡议的设计、实施和管理来建立透明、负责任和包容性治理体系的机制。
协作治理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作为应对复杂社会挑战的对抗性、自上而下方法的替代方案。它已被广泛应用于解决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复杂跨界环境挑战,包括热带毁林、气候变化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和土地退化等超出单一行动者解决能力的问题。本研究将协作治理定义为“公共政策决策和管理的流程和结构,它使人们跨越公共机构、政府层级和/或公共、私人和公民领域的边界进行建设性参与,以实现否则无法实现的公共目的”。尽管协作治理被广泛推广为一种有前景的方法,但它并非万能解决方案。大量研究强调了持续存在的挑战,包括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失衡、沟通和协调困难、利益冲突以及问责制降低的风险,这些都削弱了此类治理方法的有效性。由Emerson等人提出的协作治理整合框架(IFCG)为分析跨政策领域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最全面、跨学科且具有可观察构念的模型之一。尽管在环境治理研究中被广泛引用,但IFCG在复杂、多层面的环境项目(如全球南方的REDD+)中的应用仍然有限。此外,先前对REDD+的综述虽然提供了重要见解,但未聚焦于次国家级层面,也未关注IFCG所强调的协作动态。最新的综述显示,公共资金虽为核心但不可预测,存在制度碎片化和复杂性,结果主要按减排量来衡量。较早的综述强调绩效研究不足且总体黯淡,关于REDD+实施制度设计影响的研究匮乏,地方社区参与不足。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开展文献综述,系统综合以往关于全球南方不同地区次国家级REDD+倡议的研究,旨在识别有效协作治理的挑战,利用IFCG框架突出知识空白,并批判性评估该框架在此情境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主要研究问题为:IFCG作为分析工具,在理解全球南方次国家级REDD+实施中协作治理动态的具体挑战方面有多大用处?
2. 分析框架
本系统综述的分析框架是由Emerson等人提出并后来由Emerson和Nabatchi完善的协作治理整合框架(IFCG)。IFCG构建于早期协作治理工作之上,整合了包括网络治理、协作规划和环境治理在内的多种实证和理论方法的要素。IFCG被视为一个嵌套结构,其中更广泛的系统情境塑造了可能导致协作治理体制(CGR)形成的驱动因素。CGR被定义为“公共决策的特定模式或系统,其中跨边界协作代表了行为和活动的主流模式”。在CGR内部,协作动态产生行动和产出,进而促进各种结果的实现。
系统情境被定义为广泛而动态的周边条件集合,包括“资源或服务条件、政策和法律框架、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网络特征、政治动态和权力关系以及冲突历史”。具体而言,(i)资源或服务条件涉及环境挑战,如自然资源枯竭;(ii)政策和法律框架涵盖立法、行政、监管和司法系统,这些系统促成或限制CGR;(iii)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如贫困水平和社会多样性,也可能影响协作发展;(iv)政治动态和权力关系指公共部门组织内部政治行动者和权力结构的影响;(v)网络特征涉及伙伴组织之间联系的密度和质量;(vi)冲突历史考虑先前的协作经验如何影响新CGR的形成。这些更广泛的背景条件为启动和维持CGR的驱动因素创造机会和约束。四个驱动因素是“不确定性、相互依赖性、结果性激励和发起领导力”。不确定性源于复杂的问题特征,促使利益相关者寻求集体解决方案以减少、分担和管理风险。相互依赖性发生在组织认识到无法单独实现目标、必须通过互惠关系和共享资源进行协作时。结果性激励源于对不可持续状况的认识,促使由内部压力(如资源需求、利益或机会)或外部压力(如危机、威胁或新兴机会)驱动的协作。发起领导力对于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跨部门能力来表达共同关切并创造有利于形成和维持CGR的条件。
一旦CGR启动,协作动态通过三个相互强化的组成部分的迭代互动而发展:行为要素(原则性参与)、人际要素(共享动机)和功能要素(联合行动能力)。原则性参与涉及发现(识别围绕森林土地利用和保护的共同和分歧利益)、界定(共同构建治理挑战)、审议(坦诚、理性和平等的沟通)和决定(就收益分享、保障措施和实施战略达成共识)。共享动机反映了参与者通过建立信任、相互理解、内部合法性和承诺来维持协作的意愿。联合行动能力包含支持协作努力和提高绩效的功能要素,包括(a)程序和制度安排(正式和非正式规范、操作规则、组织结构),(b)领导角色(召集人、促进者、管理者、参与者),(c)资源(财政、后勤、技术、人员),以及(d)知识资产(编码化和经验性),允许在整个协作过程中进行调整和即兴发挥。Emerson和Nabatchi认为,协作行动、产出和结果源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效衔接,它们共同决定整体协作绩效,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变革。适应也可能来自外部压力、内部组织转变或参与者与机构之间不断演变的互动。
因此,IFCG允许研究人员探索情境影响、驱动因素、过程动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产出和多样化结果。在本研究中,重点在于全球南方次国家级REDD+背景下导致成功协作的因素配置,以综合先前研究的证据、推进协作治理理论并评估IFCG在理解次国家级REDD+项目实施挑战方面的有用性。
3.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方法,综合现有研究结果。为确保结构严谨性、透明度和可重复性,在开始前预先确定了方法学方法和综述方案,并采用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PRISMA)2020声明指南。
3.1 数据收集
3.1.1 系统检索策略
检索过程涉及通过六个数据库识别全球范围内关于次国家级REDD+实施的同行评审实证研究:Web of Science、Scopus、PubMed、ResearchGate、Google Scholar和Research Rabbit。检索词组合主要设计为强调协作动态的要素,采用扩展术语方法,包含同义词和相关概念,关键词组合包括“REDD+”与“协作治理”、“治理绩效”、“协作动态”、“原则性参与”、“共享动机”、“联合行动能力”、“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参与式过程”、“平衡代表性”、“包容性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包容性决策”、“审议性参与”、“共识构建”、“集体承诺”、“利益相关者认同”、“合法性”、“冲突解决”、“争议解决”、“收益共享公平性”、“收益分配”、“透明度”、“问责制”、“信任建设”、“社会资本”、“资源可用性”、“技术能力”、“能力建设”、“领导力”、“促进”、“治理安排”以及“信息共享”、“知识交流”、“知识系统”、“学习过程”和“跨部门协调”、“多层级协调”等术语的组合。检索共获得3574篇文章:Scopus 824篇、Web of Science 1347篇、PubMed 84篇、ResearchGate 557篇、Google Scholar 571篇、Research Rabbit 191篇。
3.1.2 筛选和选择纳入文章
根据综述方案,进行了筛选过程。两位作者在Rayyan(一个专为帮助研究人员在系统综述和文献综述中节省时间而设计的网络工具)的支持下进行筛选,该工具支持对标题、关键词和摘要进行高效管理,允许盲选以减少纳入/排除决策中的偏差,并跟踪跨作者的决策以确保透明度和可重复性。第一阶段,去重删除了688篇标题相同或高度相似的文章,以及同一作者的不同版本或预印本。另外575篇文章因全文无法获取(由于付费墙限制或机构访问限制)而被排除。剩下2311篇文章可供进一步筛选。第二阶段,作者应用五个预设的纳入标准:(1)以英文发表的文章;(2)具有明确研究地点和方法学方法的实证、方法指导的研究,排除概念性文章、书籍章节、会议摘要、技术报告和缺乏方法学严谨性的灰色文献;(3)非综述文章;(4)发表于2007年(即REDD+在UNFCCC巴厘会议(COP-13)正式通过,标志着其作为国际气候变化减缓战略开始发展和实施)至2025年2月之间;(5)明确关注次国家级REDD+实施。两位作者独立使用Rayyan筛选标题、关键词和摘要。应用这五个综合纳入标准后,排除了2156篇文章,其中缺乏次国家级REDD+实施重点(即辖区或综合景观REDD+项目;标准5)是排除大多数文章的主要原因。此阶段产生155篇文章进行全文评估。第三阶段,对155篇符合条件的文章进行全面全文筛选,根据指导本综述的IFCG框架进行评估。纳入的文章必须明确讨论协作动态或提供至少一个协作动态要素(即原则性参与、共享动机或联合行动能力)的清晰证据。这一框架特定纳入标准导致排除112篇文章,因为它们涉及次国家级REDD+实施但缺乏原则性参与、共享动机或联合行动能力的证据。最终筛选出43项研究纳入分析。
3.1.3 质量评估
主要作者使用Noyes等人开发的质量评估框架对43篇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进行系统评价。该工具评估四个基本方法学维度:(a)目标和研究问题的清晰度;(b)研究目标/问题与所选设计/方法之间的连贯性;(c)案例和/或参与者识别、抽样和数据收集的严谨性;(d)方法的适当应用,包括发现的丰富性和概念深度。每个标准按三分制评分:“是”、“部分”或“否”。总体质量分数通过总结“是”的回答得出。得分2分或以下的研究被归类为“中等”质量,而达到3或4分的研究被归类为“强”。主要作者初步评估所有43项研究后,共同作者独立验证和交叉检查每项评估。评分者之间未发现差异。
3.2 数据分析
43篇入选文章经过系统的定性提取和编码方案,以捕捉与研究分析框架对应的主题。数据管理、提取和综合通过定性内容分析进行,严格关注协作治理动态和基于文本的实施挑战分类。每篇文章的每个部分,包括摘要、引言、方法、发现和讨论,都被彻底审查以识别与IFCG三个核心维度(原则性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相关的经验证据。相关叙事摘录、上下文单元和主题定性发现使用组合演绎编码方法组织在结构化的Microsoft Excel矩阵中。基本描述性指标(如地理区域频率分布和方法学质量评估)仅用于概述文献库的基线特征。严格按照定性综合原则,核心发现根据IFCG框架的预定理论维度进行解释、汇总和文本结构化。
4. 结果
4.1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和地理分布
共有43篇文章符合纳入标准。大多数纳入研究表现出高方法学质量。43篇文章中,29篇(67.4%)被归类为“强”,满足四个质量标准中至少三个。其余14项研究(32.6%)被评为“中等”,主要由于方法学反思性不足或发现概念密度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研究都清晰阐述了其目标和研究问题,并始终将其与各自的研究设计保持一致。总体而言,Noyes等人框架的应用确认了本meta综合的坚实方法学基础,从而增强了其结论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地理上,43篇纳入文章中,16篇来自亚洲国家,占综述文献的大多数——特别是来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和越南。非洲有11篇文章,关注刚果民主共和国、喀麦隆、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另有11篇文章从跨国比较案例研究角度探讨该主题。南美洲的代表性最低,有5篇文章涉及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巴西。
4.2 以往次国家级REDD+实施研究的知识空白
以下部分将Emerson等人的IFCG置于次国家级REDD+实施的更广泛文献中,并识别先前研究中的关键空白。综述显示,大多数先前研究强调次国家级REDD+项目旨在协调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并解决森林部门以外的排放驱动因素。这通常通过跨部门土地利用规划、经济激励和基于地方的协作来实现,涉及国家和次国家级政府、私营部门实体、民间社会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以及双边和多边捐助者。这些研究强调,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利益相关者协调和跨部门协作,以平衡多种往往相互冲突的土地利用目标。为管理这些多重目标,次国家级REDD+实施(如辖区和景观REDD+项目)需要不同行动者的积极参与,并发展短期和长期学习机会。扩大这些倡议需要资源和专业知识,没有任何单一组织能独自提供。此外,研究强调次国家级REDD+实施涉及高水平的沟通、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与信息收集、执行和监测等活动相关。因此,项目实施者必须与合适的组织合作,以改善项目交付、问责制、效率和效果。现有文献通常使用各种术语来描述这些协作需求,强调参与、代表性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关键概念,以及它们如何与信息共享、知识交流和跨部门和跨层级协调等操作需求相关联。总之,通过强调这些相互关联的动态,先前的研究表明次国家级REDD+实施固有地促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跨部门和政府层级的复杂协作治理安排,体现了辖区和景观REDD+项目的核心。这些协作要素与Emerson等人IFCG框架中概述的协作动态的三个主要互动要素(原则性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紧密一致。然而,一个关键的知识空白仍然存在。虽然大多数先前研究考察了关于系统情境、驱动因素、协作治理体制(CGR)和项目建立有利条件的命题,但系统应用成熟协作治理理论来分析这些过程的研究有限。现有文献大多将协作视为经验性的或用碎片化术语处理,而非使用像IFCG这样的稳健理论模型来探索导致全球南方成功协作的因素配置。通过识别这种缺乏严谨理论应用的情况,本综述强调了系统应用成熟协作治理框架的必要性。
4.3 次国家级REDD+实施中有效协作动态的挑战
本节综合所审文章的发现,以识别次国家级REDD+项目中协作治理的挑战,并通过IFCG框架进行分析。结果确定了四个主要挑战:(i)系统情境相关挑战,(ii)繁重的全球要求,(iii)资源约束,以及(iv)不适当的制度设计。实施次国家级REDD+项目需要强有力的协作治理安排,能够有效管理复杂性和平衡相互冲突的需求。这些倡议需要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以协调和调和与不同森林土地利用相关的往往相互冲突的利益,并由持续有效的沟通、资源动员、信任、能力建设和跨部门协调支持,跨越多个治理层级。此外,这些项目涉及显著的交易成本,包括收集和共享信息、创造学习机会以及管理实施、执行和监测——这些成本没有单一组织能独自承担。而且,具有多样且有时对立利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固有紧张关系凸显了持续冲突调解和共识建立机制的必要性。这些协作需求与Emerson等人框架中协作动态的三个主要要素紧密匹配。所审文章确认这些要素存在于次国家级REDD+项目实施的实践中。尽管如此,纳入的文章主要关注使次国家级REDD+项目得以建立和实施的有利因素,而对协作治理的成熟理论框架的应用有限,未能考察协作动态的迭代、互动性质、因果关系以及这些安排固有的设计挑战。
4.3.1 影响协作动态的系统情境相关挑战
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的情境挑战或IFCG术语中的系统情境相关挑战,涉及重叠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不良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冲突的历史遗留,可能显著削弱协作动态的有效性。首先,在系统情境中,政策和法律框架被认为影响CGR。这包括机构障碍,涵盖次国家级REDD+情境中跨治理层级的协调失败、碎片化的制度安排和相互竞争的部门利益。REDD+文献也常常跳过驱动因素,而直接讨论IFCG如何考虑直接影响协作动态的上下文变量。例如,Dupuits和Cronkleton记录了秘鲁亚马逊地区不明确的权属保障如何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阻碍协作决策,因为利益相关者难以确立对森林资源的合法权威。类似地,Ravikumar等人识别了23个次国家级REDD+倡议中的治理挑战,其中国家政策与次国家级法规之间的矛盾造成制度冲突,侵蚀了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在埃塞俄比亚,Birhan等人发现薄弱的森林治理框架阻碍了巴莱生态区的协调。Rodriguez-Ward等人描述了秘鲁马德雷德迪奥斯的“多层次复杂性”,其中重叠的管辖权和模糊的法律授权使协作安排碎片化。Libert-Amico和Larson进一步证明,政策部门或治理层级之间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引入模糊性,而行政能力不足和执法不严进一步限制协作有效性。
社会经济不平等通过在有参与式空间内再现权力不对称,系统性地限制真正的协作。Gilani等人表明,尼泊尔经济边缘化的森林使用者群体出于必要性而非赋权地位参与REDD+倡议,从而限制了他们谈判公平结果的能力。Sanders等人和Larson等人强调,协作论坛往往由地方精英主导,土著人民、妇女和无地群体在决策中被边缘化。这些动态不仅削弱原则性参与,还降低当地社区自愿参与的动机,表明社会经济不对称是塑造协作动态的积极机制。
利益相关者之间在不同决策层面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进一步限制协作动态。政治和经济上强大的行动者可以主导参与过程,造成有效参与的障碍、延迟决策、削弱战略一致性并侵蚀互惠信任。Chorito和Assefa发现,在埃塞俄比亚巴莱生态区,尽管存在正式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精英行动者仍主导REDD+决策。Nantongo等人记录了坦桑尼亚的类似现象,将社区参与描述为主要是虚幻的:地方利益相关者被咨询但对结果影响甚微。Boer观察到印度尼西亚既定权力结构在协作安排表面之下持续存在,国家行动者尽管有参与式言论仍保持等级控制。Sawathvong在老挝展示了类似发现,而Lozano Flores等人强调秘鲁土著组织在挑战国家权威方面的挣扎。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正式协作结构不会自动中和非正式权力网络;如果没有明确的机制来平衡权力差异,协作治理有可能在参与的幌子下使不公平结果合法化。
历史冲突和未兑现的承诺继续削弱协作动态,特别是侵蚀原则性参与和共享动机。Myers等人证明,试图通过技术官僚方法压制潜在政治紧张的REDD+项目始终未能解决持续破坏协作的历史不满。Samndong记录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社区的情况,他们在过去保护倡议中被边缘化,面临未实现的项目期望,经历了参与疲劳和对新协作REDD+计划的深度怀疑,无论其宣称的设计改进如何。土地和森林管理中未解决的公平和正义问题构成有效协作的根本障碍。Awung和Marchant、Boer、Isyaku、Schmitt和Mukungu以及Soliev等人揭示了持续的不公正,包括权利和利益分配不均、将地方和土著社区排除在实质性参与之外、缺乏对历史错误的承认和补救、偏袒强大行动者的腐败以及保护区和资源开采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这些如何塑造边缘化利益相关者对REDD+倡议的态度。这些行动者通过由边缘化经历形成的解释性视角参与,以基于历史剥削和排斥模式的合理怀疑看待表面上的协作过程。在纳入的文章中,系统情境挑战不仅为REDD+协作提供不利背景,而且通过限制原则性参与、侵蚀共享动机和限制联合行动能力积极塑造协作动态。
4.3.2 影响协作动态的繁重全球要求
REDD+中协作治理的情境还包括全球行政和官僚要求,如建立可信的测量、报告和核查(MRV)和保障系统、认证以及冗长的项目审批流程。这是实施次国家级REDD+项目的第二大重要挑战,直接限制CGR的联合行动能力。例如,Williams和Dupuy记录了东南亚国家需要为REDD+实施建立强大、可信的MRV系统并明确土地和碳权。
一些纳入的文章发现,国际社会-环境保障措施通常旨在保护弱势社区和生态系统。然而,通过严格合规框架实施这些措施引入了复杂的行政和技术挑战,往往破坏次国家级协作治理。多边机构,包括UN-REDD计划、世界银行的森林碳伙伴关系基金(FCPF)、森林投资计划(FIP)、生物碳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强加了冗长的审批、验证和注册程序,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种长期延迟迫使当地行动者维持复杂的协作网络和制度结构,而没有立即的实施或可见的收益。结果,长期等待消耗联合行动能力,通过重复协调工作和行政任务耗尽利益相关者资源,而没有产生有形回报。除了这些官僚挑战之外,次国家级实施者还必须处理复杂的技术要求。满足保障信息系统(SIS)、参与式评估、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文件以及复杂的技术碳核算标准需要专业知识和强大的数据管理。当国际碳市场和捐助者将这些高度复杂的核算和法律合规程序强加于当地环境时,它们造成显著的制度错位。优先考虑遥远的官僚指标而非当地社会-环境现实,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往往破坏真正的参与。对技术数据和法律语言的强调将治理从包容性的、面对面的对话转移开,将边缘化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部技术专家之外。它还会侵蚀共享动机,因为社区看到大量文件和勾选式练习满足了捐助者要求,但未能解决核心地方问题,如土地权保障。这导致相互不信任、制度犬儒主义和联合行动的瘫痪,因为有限的资金、人员和操作重点从实地森林保护和生计转移到重复的报告周期。最终,全球目标与地方现实之间的脱节导致一种表演性的权衡:国际气候融资框架倾向于实现表面合规,而牺牲了长期持续协作所需的真正参与、信任和合作。
此外,一些纳入的文章考察了由于多重认证标准而加剧的挑战。次国家级REDD+倡议的国际认证要求通常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追求多个框架下的认证,如碳核算可信度的Verified Carbon Standard、共同效益认可的Climate Community and Biodiversity Standards、进入政府渠道的国家REDD+认证系统以及遵守多边资助者的特定捐助者要求,每个都有其自己的方法学标准、审批程序、文件格式和验证流程。这导致程序混乱,实施者花费大量行政精力和财政资源试图调和不相容的要求、维护平行文件系统、安排与不同验证者的多次验证审计以及回应重叠但不同的审查者查询,这些努力更多是为了满足官僚需求而非协调利益相关者行动或实施保护活动。
总的来说,这些全球层面的要求揭示了次国家级REDD+项目设计核心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旨在确保严谨性、问责制和保障措施的机制无意中创造了如此复杂和资源密集的系统,以至于排除了那些协作治理本应促进其有意义参与的行动者——地方社区、土著人民和权力较弱的民间社会组织。由此产生的安排往往以技术熟练的实施者满足远方资助者的合规需求为特征,而地方利益相关者被降级为被动受益者而非积极的共同治理者。如果不显著简化程序要求并真正下放方法学决策权给次国家级行动者,REDD+中的协作治理仍可能只是理想主义的言论,被操作现实所破坏。
4.3.3 影响协作动态的资源约束
资金在IFCG术语中被视为结果性激励,是协作治理的基本驱动因素之一。许多REDD+倡议高度依赖来自全球/私人项目和组织的外部资金,这些资金往往不可预测且不一致。这种波动会扰乱项目活动,减少有意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会,并阻碍促进地方参与和协作的能力建设努力。Luttrell等人揭示了第4.3.2节所述技术需求的财务影响,表明MRV成本经常超过初始预算预测,次国家级政府在实施过程中承担意外财务负担。这种成本升级造成恶性循环:随着MRV支出消耗本已有限的预算的更大份额,可用于利益相关者参与、能力建设或收益分配的剩余资源减少,而正是这些干预措施维持协作动机。实施成本因此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不均。资金充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多元化预算和专业人员吸收合规成本,而次国家级政府、地方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则难以调动资源满足程序要求。这种不均衡负担造成参与不平等,破坏协作基础:能力受限的行动者在其有限资源被行政需求耗尽时无法维持对协作活动的参与,从而破坏原则性参与。相比之下,资源较好的行动者保持参与,逐渐使协作安排向由外部实施者主导而非地方扎根的伙伴关系倾斜。地方社区观察到大部分REDD+资金流向技术顾问用于监测而非流向有形的当地利益,自然会质疑继续参与的价值主张,这直接侵蚀共享动机。次国家级REDD+实施中不可靠或有限的财政资源也限制了联合行动能力。然而,现有文献表明,可持续和稳定的资金不仅对实施次国家级REDD+活动至关重要,而且对维持参与倡议的当地社区的稳定生计、促进他们的参与和承诺以及建立联合行动能力也至关重要,但财政限制仍然是次国家级REDD+项目实施中特别突出的挑战。相关地,几篇纳入的文章强调了有限人力和技术能力的持续挑战,这些直接与IFCG框架下的联合行动能力相关,并显著限制协作动态的有效性。熟练人员对于协调跨多级治理、促进结构化对话和实现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技术能力,如地理空间工具和数据管理系统的熟练程度,这些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支持森林碳成果监测并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在人员不足或缺乏专业知识的背景下,协作平台往往难以有效运作,从而侵蚀利益相关者的信心和参与意愿。这些跨越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的限制是相互关联的,并直接破坏有效协作的核心组成部分。有限的资源通过缩小参与机会限制原则性参与,当倡议显得不可靠时削弱共享动机,并在社区和机构缺乏贡献知识、劳动力或监督的手段时减少联合行动能力。因此,解决这些挑战对于次国家级REDD+项目维持包容、合法和有效的协作过程至关重要。
4.3.4 协作安排制度设计固有的挑战
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协作设计的挑战,这些挑战源于为次国家级REDD+项目建立的复杂、碎片化的制度安排。这些安排产生低效的协作动态,导致决策延迟、利益相关者利益错位和共享动机削弱,从而破坏联合行动能力,甚至阻止有意愿的利益相关者有效协作。所审文章因此揭示了联合行动能力制度维度的惊人悖论:旨在促进REDD+协作的制度安排往往无意中破坏了这种能力。
首先,多篇文章证明,为次国家级REDD+努力设计的复杂和碎片化制度安排往往导致混乱和排斥而非协调。da Silva和Correia揭示,为REDD+政策制定和实施在次国家级建立的临时多方利益相关者、审议性和协作论坛,当缺乏明确授权或融入现有治理系统时,往往导致混乱和竞争而非合作。当这些机构无法界定制度责任或问责机制并在模糊授权、不明确角色和重叠职责下运作时,信任减少,往往导致有限的协调。Ravikumar等人在比较23个次国家级REDD+倡议时表明,协作结构内的重叠管辖权和模糊边界产生冲突,导致利益相关者怀疑协作投资是否会产生预期结果。当制度安排未能有效调解利益冲突时,这种动机丧失会恶化。Ferrer Velasco等人展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目标(如碳封存与农业扩张)之间的分歧如何产生制度结构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如果没有强大的冲突解决机制,这些竞争优先事项会分裂伙伴关系。Birhan等人通过表明当制度系统性地偏向政府机构和大非政府组织而边缘化地方社区和牧民时,被排除的群体将协作平台视为橡皮图章精英决策而非真正审议论坛的非法空间,从而扩展了这一批评。类似地,Rodriguez-Ward等人将秘鲁马德雷德迪奥斯的情况描述为“多层次复杂性”,其中跨治理尺度的重叠和矛盾制度安排产生协调混乱,最终使集体行动瘫痪。
其次,除了侵蚀参与、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之外,不充分的制度安排阻碍了将协作协议转化为有形的协作产出,因为它们缺乏建立可信监测系统或根据实施反馈调整战略的能力。Enrici和Hubacek报告了印度尼西亚的类似挑战,其中执法不力使强大行动者可以不受惩罚地违反协议,破坏协作承诺的可信度。此外,政府间协调不畅和角色定义不明确造成瓶颈,阻碍保护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说,这些发现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精心设计的、考虑实施国具体情境的制度安排,使利益相关者参与有意义、促进真正的双向沟通、建立明确问责制并提供足够的协调能力,次国家级REDD+中的协作治理就无法产生有效实施所需的持续合作。这与Agrawal和Ribot的分权框架一致,该框架强调授权代表性强的地方机构,赋予其明确的自由裁量权和对其选民的向下问责,可以扩大参与并鼓励次国家级REDD+努力中的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否则,次国家级REDD+项目的实施有可能重现碎片化和精英捕获,而不是促进实际的集体行动。
5. 结论性讨论
本综述通过IFCG的视角综合了先前关于次国家级REDD+实施的研究,以识别限制全球南方有效协作的知识空白和关键挑战。在43项被审研究中,次国家级REDD+倡议始终表现出协作治理的特征:多方利益相关者联合决策平台以及连接地方社区与国家机构的嵌套安排。然而,没有一篇被审文章明确借鉴协作治理理论来解释利益相关者参与或塑造实施的社会政治动态,使得多层级、跨部门协作——在此被确定为核心挑战——在理论上未得到充分审视。特别是,连接系统情境、驱动因素和协作动态与产出和结果的因果路径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这些条件如何随时间迭代地塑造绩效也鲜为人知。IFCG作为最广泛应用的协作治理综合因果分析框架之一,为弥合这一差距并将现有命题扩展到全球南方REDD+情境提供了有前景的基础。
结果揭示了在所审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协作动态挑战。在系统情境内,重叠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不利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未解决的历史冲突共同限制了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条件。繁重的全球要求加剧了这些限制,因为合规驱动的行政和技术要求——以及应对这些要求的官僚复杂性——往往排挤了有意义的参与。资源限制通常植根于国际组织的融资结构,进一步侵蚀了维持参与和联合行动所需的财政和人力能力。最后,协作安排制度设计中的弱点加剧了这些外部压力。IFCG的综合逻辑阐明了为什么这四个挑战很少孤立运作:一个维度的困难往往级联到其他维度,在治理薄弱、资源长期稀缺和权力不对称根深蒂固的制度环境中,这种级联效应表现为利益相关者边缘化、象征性而非实质性参与、决策延迟、利益错位、信任侵蚀以及无法长期维持协作。
将IFCG应用于全球南方的REDD+暴露了限制其解释力的概念和经验限制,指向四个需要完善的领域。第一,框架对系统情境的处理低估了其在REDD+情境中的作用。IFCG主要从发达民主情境发展而来,将系统情境主要视为触发驱动因素的启动条件。本综述表明,削弱性的情境条件——碎片化的土地权属制度、竞争的政策任务、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持续且直接地塑造协作动态,而不仅仅是为其设定舞台。这表明系统情境应建模为持续的、积极的力量,而非一次性启动条件。第二,IFCG对财政资源的处理在概念上模糊且在经验上欠明确。资金同时被归类为“驱动因素”(结果性激励)和“联合行动能力”的要素,这模糊了其解释作用。本综述发现,财政可持续性在次国家级REDD+项目中既非仅仅激励也非背景能力,而是协作的基础性、独立使能因素,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多边气候融资来催化和维持国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集体行动。因此,我们建议将财政资源从一般结果性激励中分离出来,并将其视为独立的驱动因素——其持久性,而不仅仅是在场,决定了协作是否持续。第三,IFCG关于原则性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迭代共演的假设在REDD+情境中并不始终成立。本综述发现,共享动机有时独立于正式参与过程出现,由协作安排本身之外的情境先决条件驱动。这表明框架应容纳协作动态更灵活的排序,其构成要素可以无序发展,而不是遵循原始模型假设的循环、相互强化模式。第四,IFCG对单一相对连贯安排的内部关注限制了其捕捉全球南方次国家级REDD+项目实施中固有的涌现复杂性的能力。在碎片化、多层级环境中,涉及多样且往往竞争的利益相关者,多个重叠的领导结构——在层级和范围上各不相同——经常共存,每个只部分贡献于共同的REDD+目标。通过假设往往尚未实现的连贯性,IFCG难以代表这种制度“混乱”,这一限制与Voets等人更广泛的批评一致,即框架倾向于理想化协作过程而牺牲实施现实。扩展IFCG以容纳涌现的、多尺度的领导安排将更好地使其能够解释协作在这种条件下实际形成的方式。
总之,这四个完善建议表明,IFCG对全球南方次国家级REDD+的直接适用性受到捐助者独立、自愿参与和相对连贯制度安排的假设限制——这些假设在全球南方环境治理特征(集中化自上而下权威、行政命令和有限利益相关者自主性)下不成立。一种明确考虑持续情境压力、资金作为独立驱动因素、非线性协作排序和涌现多尺度领导的精细化概念化将大大增强框架在REDD+之外的应用性,扩展到全球南方的发展干预和类似环境治理倡议。未来研究应在此提出的完善基础上,将成熟的协作治理框架应用于次国家级REDD+项目的情境特定案例研究,深入追踪系统情境、驱动因素、协作动态和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此类工作将阐明区分成功与停滞实施机制,并有助于将本综述提出的概念完善转化为经验基础、可推广的命题。
此外,本综述发现,将次国家级REDD+倡议从象征性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转变为有韧性、高绩效的协作体制,需要政策制定者、实施机构和国际气候融资机构沿三条互补行动线重构其方法。第一,促进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协作以扩大这些倡议,需要主动解决系统情境的现实。次国家级REDD+项目设计应放弃治理空白的假设。实践者必须在建立协作平台之前绘制和调和竞争部门任务——如农业扩张与森林保护——而非之后。由于未解决的土地权属纠纷直接塑造CGR内部的权力分配,项目实施者应将土地权利(包括习惯权属)的法律澄清和承认嵌入其协作章程,从而防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私人行动者利用协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