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logical Conservation》:How common is autonomous conservation? Insights from highlands and islands of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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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保护(Autonomous Conservation)是指以有限外部干预维持生态系统的地方管护实践,在全球自然保护中记录不足。基于对印度尼西亚巴布亚、西巴布亚和西加里曼丹22个社区的快速评估和8个地点的深入研究,研究人员考察了这些实践的普遍性、多样性和有效
自主保护(Autonomous Conservation)是指以有限外部干预维持生态系统的地方管护实践,在全球自然保护中记录不足。基于对印度尼西亚巴布亚、西巴布亚和西加里曼丹22个社区的快速评估和8个地点的深入研究,研究人员考察了这些实践的普遍性、多样性和有效性。研究人员在所有地点都发现了自主保护,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禁忌、季节性封闭、回避以及渔具/方法限制。这些实践由混合的生计需求、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驱动,通过地方规则、执行、自我约束和阻止外来者来维持。即使传统信仰消退,许多实践仍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记忆持续存在。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自主保护广泛存在且具有生态相关性,为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被忽视的基础。承认并支持这些实践对于有效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自主保护在印度尼西亚高地与岛屿的普遍性、多样性与有效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自然保护研究长期聚焦于正式保护区,而社区通过地方实践(如禁忌、季节性封闭、基于文化的管护)自主维持生态系统的方式,即“自主保护(Autonomous Conservation)”,在文献中记录不足。这些实践虽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有重要贡献,却常因缺乏正式外部授权或资金而被忽视。现有研究多关注公地治理(Commons Governance)框架下的制度机制,但自主保护可能源于文化、宇宙观和习惯,而非正式机构,且往往不限于单一资源系统。此外,这些实践常被西方“保护”概念所轻视,其生态保护效果也因难以量化而未被充分认可。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自主保护在多样化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普遍性、多样性和有效性如何?其形式、治理机制和动机是什么?在变化和压力下如何维持、适应或衰退?
**研究概述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巴布亚和西巴布亚的22个社区进行快速评估,并从中选取8个地点进行深入案例研究(2024年2月至2025年2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小组讨论、参与式观察及生态系统直接观察,共识别出58个案例(每个案例代表一个社区与资源子系统的互动)。研究发现:自主保护在所有地点普遍存在,形式多样(包括禁忌、季节性封闭、回避、渔具/方法限制),动机混合(生计需求、文化价值、社会规范),通过地方规则、执行、自我约束和阻止外来者维持。多数案例呈现强治理与良好生态状况并存,表明自主保护具有生态相关性。即使传统信仰消退,实践仍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记忆持续存在。该研究强调了自主保护作为全球保护战略中被忽视的基础,为更包容和公平的保护提供了依据。论文发表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两阶段设计:第一阶段对22个地点进行快速评估(每地1-4天),通过直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检测自主保护的存在与多样性;第二阶段从22个地点中选取8个进行深入案例研究(每地3-6周),基于“最相似/最不同案例”逻辑,确保在民族、生计和有限保护干预方面可比,同时在生态状况和治理强度上最大化差异。数据收集包括194次半结构化访谈、22次小组讨论、29次参与式观察(涉及林业、农业、渔业活动)及生态系统直接观察。样本来源: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巴布亚和西巴布亚的22个社区(快速评估),以及从中选出的8个深度研究地点(Karimata群岛、Sinjang高地、Arfak山脉、Numfor岛各2个)。分析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Framework, SESF),对案例进行主题编码,评估普遍性、多样性和有效性(生态状况与治理强度采用5分量表)。
**研究结果**
**3.1 自主保护的普遍性、多样性与有效性**
**3.1.1 普遍性与多样性**:在所有22个快速评估地点和8个深度研究地点均观察到自主保护实践,涵盖陆生、淡水和海洋子系统,表现为禁忌、季节性封闭、渔具/方法限制和回避行为。实践动机混合(文化/精神、实用、保护因素),通过地方规则、执行、自我约束和阻止外来者维持。例如,沿海地区(Numfor、Karimata)渔民间限制有害渔法(拖网、炸鱼、毒鱼);Sinjang高地通过Tembawang林(再植果树园)和休耕制(kebun pantang)延长土地循环周期。执行机制包括口头警告、习惯罚款、社区羞辱和诉诸国家法律。
**3.1.2 有效性**:通过直接观察、受访者感知和二手数据评估生态状况与治理强度(0-1量表)。多数案例(58个中的大部分)位于散点图右上象限,显示强治理与良好生态状况并存,符合有效自主保护的特征。部分案例(右下象限)显示强治理但生态状况较弱(如受经济作物扩张和河流污染影响的子系统),表明强治理并非总能保证生态良好。少数案例(左上象限)生态状况良好但治理较弱,推测因外部压力低而非制度有效。
**3.1.3 变化与持续性**: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小组讨论记录的回忆性叙述,结合直接观察,发现信仰和行为的变化模式:大多数禁忌地点保留信仰并维持回避行为(如Sinjang的Tanah Tuweg和Lubuk Tuweg,村民禁止研究人员进入);部分地点信仰争议但行为持续(如所有地点的墓地,回避行为在自称无信仰者中仍存在);少数地点发生转变(如Arfak一处湖泊,因宗教皈依和观察无危害,禁忌解除,但通过氏族领土限制继续保护);部分实践因价值添加而创新(如Arfak年轻人引入鸟园保护,2021年实施狩猎禁令,通过教堂公告执行)。此外,实用和仪式生态知识(如星象导航、刀耕火种选址)在多地报告衰退。
**总结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自主保护在多样化社会-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其有效性体现在地方规则、执行和阻止外来者等明确机制,以及基于信仰和文化记忆的隐性机制。但地方治理在外部压力(如采掘业、市场、忽视地方治理的法律系统)下存在局限,如Karimata渔民烧毁拖船事件虽有效但面临法律风险。信仰改变不一定导致行为改变,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可作为保护缓冲,延缓行为变化,但可能不持久(如受新世界观、市场激励、代际更替侵蚀)。创新可在现有习惯制度上叠加(如鸟园保护)。研究结论:自主保护广泛、多样且具有生态相关性,通过文化记忆持续存在,即使原始信仰消退。其有效性通过生态结果、执行案例和由此产生的行为得到体现。但社区、地方治理与外部系统之间的互动仍不均。忽视或覆盖这些系统可能破坏有效机制,导致保护能力丧失。与现有地方实践和制度合作的保护方法可能提供更持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