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Two Committe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Urban Infectious Disease Governanc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Government Trus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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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社区两委在城市基层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中国特有的基层治理情境下,本研究考察社区两委感知绩效、政府信任、公众参与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对象与方法 利用2023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数据,选取3182名受访者进行横断面分析。研究人员
目的 社区两委在城市基层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中国特有的基层治理情境下,本研究考察社区两委感知绩效、政府信任、公众参与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对象与方法 利用2023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数据,选取3182名受访者进行横断面分析。研究人员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并使用加权最小二乘均值和方差校正估计量(WLSMV)与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替代变量设定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Oster检验、Rosenbaum界限和Lewbel方法评估潜在内生性。
结果 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β=0.158,95% CI: 0.118–0.197)。政府信任(β=0.086,95% CI: 0.068–0.104)与公众参与(β=0.031,95% CI: 0.020–0.043)在该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分别占总效应的29.20%和10.40%。此外,还观察到通过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的序列间接关联(β=0.020,95% CI: 0.013–0.027),占总效应的6.70%。稳健性检验表明直接和间接关联均保持显著;敏感性和补充内生性分析提示,结果对遗漏变量偏误和未观测混杂不太敏感。
结论 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在其中起序列中介作用。政府应加强社区两委治理能力,提高透明度和响应性以培育公众信任,并为公众参与城市传染病治理建立制度化渠道。
关键词:社区两委;感知绩效;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政府信任;公众参与;中介作用
该论文发表于《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以中国基层治理情境为背景,围绕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社区两委是指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关键枢纽。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社会学习等理论,构建了绩效—信任—行为—满意度(Performance–Trust–Behavior–Satisfaction, PTBS)框架,提出并检验了政府信任与公众参与的独立及序列中介假设。
研究背景方面,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城市人口、资本和公共资源高度集中,快速城镇化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重塑了城市空间结构,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管理构成严峻挑战。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社区在应急响应中的功能与潜力。近年来,中国出台系列政策明确社区两委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法律职责和核心领导地位,2026年《关于进一步发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下属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的指导意见》也强调加强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然而,政策愿景与实际效果之间仍存在差距,一些社区面临“三重脱节”:一是社区两委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脱节,二是政府信任与公众参与之间的脱节,三是公众参与与城市传染病治理之间的脱节。既有研究对社区治理已有较多成果,但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背景下对社区两委的关注仍然有限,也较少阐明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如何将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治理满意度联系起来。因此,研究人员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开展本研究,以期为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失灵提供策略,并为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相关政策落实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设计与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使用2023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数据,经排除农村样本、逻辑一致性检查未通过和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纳入3182名城市受访者进行横断面分析。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变量间关联;用有序probit模型和加权最小二乘均值和方差校正估计量(WLSMV)估计逐步回归模型;用Bootstrap程序(5000次重抽样)检验中介效应;用替代因变量编码、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进行稳健性检验;用Oster检验、Rosenbaum界限和Lewbel方法进行敏感性及内生性诊断。变量测量方面,社区两委感知绩效、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均来自受访者自报,政府信任量表显示较高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85),公众参与量表内部一致性可接受(Cronbach’s α=0.792)。
研究结果部分的主要发现如下。
共同方法偏差与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Harman单因子检验中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两个,最大因子解释36.047%的总方差(<40%),表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表明无严重多重共线性。
描述性统计显示,全样本平均年龄约37岁;女性占53.331%;大专以上学历占71.402%;已婚占55.060%;月收入低于3000元者占38.718%;约5%报告有宗教信仰,近30%为中共党员。社区两委感知绩效集中于“一般”(43.966%)和“比较满意”(39.221%),超过半数受访者比较满意城市传染病治理。
相关分析显示,社区两委感知绩效、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两两正相关(P<0.01),为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假设检验中,模型1显示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支持H1。模型2和模型5显示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政府信任正相关,政府信任与满意度正相关,支持H2。模型3和模型5显示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公众参与正相关,公众参与与满意度正相关,支持H3。比较模型1和模型5,加入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后,社区两委感知绩效的系数从0.295降至0.177但仍显著,说明二者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序列中介模型整体拟合可接受(χ
2/df=17.320,RMSEA=0.072,SRMR=0.037,TLI=0.948,CFI=0.960)。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直接关联β=0.158(P<0.001);通过政府信任的间接效应为0.086,占29.20%;通过公众参与的间接效应为0.031,占10.40%;通过政府信任→公众参与的序列间接效应为0.020,占6.70%;总间接效应为0.136,约占总效应的46.26%。这进一步支持H2、H3和H4,即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既分别起中介作用,也存在“信任—参与”的序列中介路径。
稳健性检验中,将满意度二值化后重新估计,关键直接和间接关联仍显著;改用MLR估计后主要路径的方向和显著性无实质变化;PSM估计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在最近邻、核和半径匹配下均高度一致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结果稳健。
内生性检验中,Oster检验显示δ*=1.97,说明不可观测选择需达到可观测选择强度的近两倍才能完全解释掉估计关联,结果对遗漏变量偏误不高度敏感。Rosenbaum界限分析显示,最近邻、核和半径匹配的临界Γ值分别为2.5、2.6和2.7,均高于1.2的参考值,提示对未观测混杂不敏感。Lewbel方法第二阶段系数为0.177(P<0.001),考虑内生性后正向关联仍显著,与主结果一致。
讨论部分指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两委是传染病控制应急管理政策落地的关键载体,但实践中常面临信任下降和公众参与不足。研究为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的关联及其间接机制提供了定量证据。政府信任作为基层治理中的“无形资本”,可能促进规范内化、信息流动和资源分享,增强居民自愿配合,减少执行摩擦;公众参与则利用居民对地方环境、社会结构和健康状况的在地知识,补充行政和专业能力,但在参与能力、信息可及性和政策透明度方面存在制约,需要制度化、多层次的参与体系来增强参与动力和能力。信任—参与序列路径并非简单线性叠加,而是一条以情感认同和效能感为核心的心理—行为链条。研究也承认局限:横断面设计不能单独确立因果关系;测量未采用标准化量表;公众参与的平均方差提取值低于0.50但组合信度可接受;且仅考察了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两个中介变量,未来需用纵向数据检验动态中介过程并扩展中介变量。
结论部分可翻译为:总体上,社区两委感知绩效与城市传染病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政府信任和公众参与在其中起序列中介作用。政府应通过厘清责任—权限边界、减少冗余行政负担、将日常演练和培训制度化,来加强社区两委的治理能力;同时应提高透明度和响应性以增强公众信任;此外,还应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和反馈渠道,以便公众参与城市传染病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