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感知广告价值的前因与后果的元分析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Meta-analysis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ustomers’ perceived advertisement valu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7日 来源: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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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献中已频繁研究隐私关注、烦扰感、信任、激励、愉悦感、创新性、有用性、易用性及主观规范对移动广告价值的影响。然而,关于这些前因变量的实际效应,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使得从业者难以确定应依赖哪些前因变量来设计有效的移动广告,从而为其带来了困扰。采用元分析方法

  
摘要:文献中已频繁研究隐私关注、烦扰感、信任、激励、愉悦感、创新性、有用性、易用性及主观规范对移动广告价值的影响。然而,关于这些前因变量的实际效应,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使得从业者难以确定应依赖哪些前因变量来设计有效的移动广告,从而为其带来了困扰。采用元分析方法,本研究综合了211项实证研究,以检验这些前因变量与广告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广告价值对接收移动广告的态度、意向及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是广告价值的最强驱动因素,而烦扰感是最强的抑制因素,主观规范的影响则最小。前因变量对态度和意向的影响也呈现出类似模式。研究结果还表明,这些关系的强度因先前研究的情境和方法论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在近期研究、高质量期刊发表的研究、发达国家研究、较年轻样本、实验设计、智能手机情境、定制化广告、基于许可和基于位置的广告以及应用内广告形式中,前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相对更强。据此,本研究解决了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问题,为移动广告文献做出了新颖贡献。在实践启示方面,研究人员建议移动广告商利用顾客的地理区域和年龄组进行精准定位,优先采用定制化内容而非通用广告活动,并将基于许可的沟通作为标准实践。
**移动广告价值前因与后果的元分析:整合视角下的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移动电话的广泛普及,移动设备已成为广告商的重要传播渠道。从多媒体信息服务(MMS)到基于位置的服务,移动技术的持续演进为广告商与顾客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更为个性化和高效的手段。例如,星巴克通过移动设备追踪顾客位置并发送个性化广告,据报告显示,看到此类基于位置的移动广告后,顾客进店的可能性增加了100%。全球移动广告支出从2007年的约6100万美元飙升至2021年的2790.11亿美元,并在2024年底达到4000亿美元。这一迅猛增长推动了学术界对移动广告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热潮。

在移动广告文献中,研究人员常以广告价值、顾客态度、意向和行为作为移动广告效果的代理变量,并识别出九大前因变量:隐私关注、烦扰感、信任、激励、愉悦感、创新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主观规范。然而,尽管相关研究数量庞大,研究结果却呈现碎片化和不一致的特征。例如,Yang等人(2013)发现感知有用性与移动广告态度显著相关,而Yang和Zhou(2011)则报告两者关系不显著;Okazaki(2004)报告信任与态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而Chaudhary等人(2016)则发现两者关系不显著。这种不一致性导致管理者难以依据现有文献做出可靠决策,因此,对既有移动广告文献进行元分析以解决这些矛盾至关重要。

尽管已有部分元分析研究尝试整合移动广告文献(如Jebarajakirthy等,2021;Lütjens等,2022;Maseeh等,2021),本研究在两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一,纳入更多近期研究,共综合211项实证研究(较以往元分析数量更多);其二,以广告价值为核心构念,系统检验其与九大前因变量及四大结果变量(广告价值、态度、意向、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五个方法论调节变量(研究年份、发表质量、研究国家发展水平、样本类型、研究方法)和五个情境调节变量(手机类型、广告定制化、广告性质、位置定向、广告类型)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检索了EBSCO Host、Scopus、Web of Science等主要学术数据库,以及ProQuest学位论文库、SSRN工作论文平台等,检索时间截至2024年11月9日。纳入标准包括:学术性工作、属于移动广告领域、定量研究、报告相关系数或可转换为相关系数的统计量(如F比率、t统计量)。初步检索获得784篇文章,经去重和筛选后最终纳入211篇文章,涵盖291项研究/数据集,总样本量为158,143名个体。

分析程序包括:以相关系数(r)为效应量指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双变量元分析,校正测量误差和抽样误差;通过I2统计量和Q统计量评估异质性;采用漏斗图和fail-safe N评估发表偏倚;运用元回归分析检验调节效应;采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MASEM)进行因果模型估计,并使用AMOS 30软件运行;通过方差解释比例(VAF)检验广告价值的中介效应。编码过程由两名独立编码者完成,Krippendorff's alpha为91%,另请独立专家复核,alpha为90%,确保编码可靠性。

**三、研究结果**

**3.1 双变量分析结果**

双变量元分析结果显示:态度与意向(r?=0.550)、态度与行为(r?=0.415)、意向与行为(r?=0.440)均呈显著正相关;广告价值与态度(r?=0.455)和意向(r?=0.433)显著正相关。隐私关注和烦扰感与广告价值、态度、意向显著负相关;信任、激励、愉悦感、创新性、有用性、易用性和主观规范与广告价值、态度、意向均显著正相关。所有关系的I2值均高于50%,表明存在较高异质性,需进一步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3.2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研究年份正向调节多数关系(H1部分支持),即近期研究中的效应更强;发表质量正向调节所有关系(H2支持),高影响力期刊中效应更强;国家发展水平部分调节各关系(H3部分支持),多数关系在发达国家中效应更强,但激励、易用性和主观规范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更强;样本类型部分调节关系(H4部分支持),多数关系在年轻样本中更强,但隐私关注、烦扰感、信任和有用性对年长样本影响更大;研究方法(H5支持)显示实验研究效应强于调查研究;手机类型(H6部分支持)显示智能手机广告效应强于传统手机广告;广告定制化(H7部分支持)显示定制化广告效应更强,但烦扰感相关关系除外;广告性质(H8部分支持)显示基于许可的广告效应更强;位置定向(H9部分支持)显示基于位置的广告效应更强;广告类型(H10部分支持)显示应用内广告效应更强。

**3.3 因果模型估计结果**

MASEM分析显示模型拟合良好(GFI=0.952,CFI=0.935,NFI=0.930,IFI=0.941,SRMR=0.048)。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是广告价值(β=0.420)、态度(β=0.528)和意向(β=0.467)的最强驱动因素;烦扰感是最强的负向因素(对广告价值β=-0.349,对态度β=-0.277,对意向β=-0.355);主观规范影响最小(对广告价值β=0.188,对态度β=0.215,对意向β=0.285)。外生变量解释了广告价值49%的方差、态度48%的方差、意向44%的方差和行为24%的方差。

**3.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广告价值在九大前因变量与态度及意向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VAF值介于20%-80%之间)。其中,广告价值对主观规范影响态度(VAF=40.11%)和意向(VAF=36.38%)的中介比例最高,对信任影响态度(VAF=20.10%)的中介比例最低。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第一,通过综合2004至2024年间211项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元分析框架,解决了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问题;第二,MASEM结果明确了各前因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发现感知有用性是最强驱动因素,烦扰感是最强抑制因素,主观规范影响最小;第三,广告价值在九大前因与结果变量之间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第四,调节效应分析揭示了一系列方法论和情境因素对效应量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研究建议移动广告商:一是利用顾客的地理位置和年龄组进行精准定向,优先定制化内容而非通用活动;二是采用基于许可的沟通作为标准实践,以增强顾客信任、降低烦扰感;三是在发达国家应更重视隐私保护和信任构建,在发展中国家应善用激励策略和主观规范的社会影响;四是针对年长顾客更应强调广告的有用性,针对年轻顾客则可融入更多愉悦性元素和激励措施;五是优先采用智能手机端的应用内广告形式,以提升广告价值和顾客响应。

尽管本研究存在检索关键词限制、部分关系因数据不足无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等局限,但总体上,这项元分析为移动广告文献提供了综合性的理论整合,为从业者提供了可靠的实践指导,并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包括采用一手数据验证模型、基于特定理论视角进行元分析以及针对特定广告类型开展专项元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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