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Deficit Financing with the National Saving Certificate and Its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n Bangladesh'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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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民储蓄凭证(National Saving Certificate, NSC)作为一种不可上市流通的储蓄工具,最初旨在促进家庭储蓄并为小额储蓄者提供安全保障,但近年来已被孟加拉国政府过度用于预算赤字融资。本文考察了基于NSC的预算赤字融资对宏观经济的
摘要
国民储蓄凭证(National Saving Certificate, NSC)作为一种不可上市流通的储蓄工具,最初旨在促进家庭储蓄并为小额储蓄者提供安全保障,但近年来已被孟加拉国政府过度用于预算赤字融资。本文考察了基于NSC的预算赤字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评估该计划是否有效促进了国内储蓄并实现了其宣称的社会保护目标。研究人员采用具有短期约束的七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SVAR)模型,使用了1983年至2021年的年度数据以及2008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较高的NSC利率能够增加国内总储蓄,这表明预期中的小额储蓄者可能并非主要受益群体。宏观响应与高收入家庭不成比例的认购行为相一致,这不太可能实现社会安全网的目标。此外,较高的NSC利率推高了市场贷款利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并抑制长期GDP增长,尽管短期内政府投资有所提振。这些结果凸显了重新评估NSC在孟加拉国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管理中作用的必要性。
论文解读:国民储蓄凭证赤字融资对孟加拉国经济的宏观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孟加拉国在过去十年间(2011财年至2021财年)实现了年均6.43%的高速GDP增长率,尽管2020财年因COVID-19疫情出现放缓。然而,该国国内财政收入长期偏低,始终难以跟上强劲的经济增长步伐。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在1991年引入增值税(VAT)法之前长期低于6%,此后虽有改善但始终维持在9%左右,属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与此同时,政府支出从1980年代初约占GDP的9%上升至2020年代末的约14%。在如此低税收基础下,政府持续维持约4-5%的财政赤字。
孟加拉国赤字融资结构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至1990年代,政府作为低收入国家可获得优惠融资,大部分赤字依靠外部来源。然而,外部融资占GDP比重从1980年代的约5%降至2000年代的不足1%。面对外部融资减少,政府自2007财年起日益依赖国内来源,包括银行体系(通过国库券和债券)和非银行体系(通过NSC)。尤其在2013财年之后,非银行借款需求显著上升,原因在于:其一,NSC利率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其二,NSC持有者享有税收优惠。值得注意的是,以显著高于市场利率水平(NSC利率为9.35%-11.76%,市场利率为4%-9%)发行NSC进行预算融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利息支付总额从1980年代的约占GDP的0.5%增至2020年代的约2%,几乎翻了四倍。国内债务占GDP比重从2005财年末的12.4%攀升至2021财年末的23.4%。
尽管已有实证文献(Fischer and Easterly, 1990; Easterly and Schmidt-Hebbel, 1993; Gale and Orszag, 2003)表明持续预算赤字会降低国民储蓄、推高利率并挤出私人投资,孟加拉国财政当局仍依赖NSC进行赤字融资,理由是其被认为能促进储蓄并为小额储蓄者提供安全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7, 2018, 2018a)及Paul (2019)对过度使用NSC作为预算融资工具提出了批评。然而,目前鲜有实证证据阐明这些关键政策问题,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发现
本研究实证考察了通过NSC进行预算赤字融资对孟加拉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采用七变量SVAR模型,使用1983-2021年年度数据和2008Q3-2022Q2季度数据,系统评估了NSC利率冲击对贷款利率、国内总储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GDP等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研究通过基于孟加拉国财政制度特征的同时期约束识别NSC利率冲击——NSC利率由政府行政设定且调整频率较低。
实证结果显示:NSC利率上升并未带来国内总储蓄的统计显著增加;相反,NSC利率上升与贷款利率上升和私人投资下降相关联。研究还发现,尽管政府投资在短期内有所提振,但较高的NSC利率最终抑制了长期GDP增长。这些发现与通过国内金融市场传导的挤出机制相一致——高收益政府工具将资金从私人部门投资中转移出去,却未能扩大整体国内储蓄。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构建七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SVAR)模型,变量包括NSC利率、国内总储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贷款利率、私人投资和GDP;第二,采用非递归识别策略(Kim and Roubini, 2000),基于制度特征施加同时期约束——NSC利率被设定为最外生变量,政府消费不受其他变量同期影响,政府投资对NSC利率和政府消费同期反应等,并施加5个额外过度识别约束,经卡方检验(χ2(5)=2.30,p=0.81)确认有效;第三,使用年度数据(1983-2021,39个观测值)估计基线模型,季度数据(2008Q3-2022Q2,56个观测值)作为稳健性检验;第四,采用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IRFs)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分析动态传导机制;第五,运用5种替代模型规格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来源包括IMF-IFS、IMF-WEO、财政部IBAS++系统、孟加拉国统计局、孟加拉国银行和国民储蓄局。检验方法包括ADF、PP和KPSS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由AIC、SIC和HQ信息准则确定。
四、研究结果
4.1 对NSC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
对NSC利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显示:国内总储蓄对NSC利率冲击无显著响应——如果NSC的目标群体(妇女、老年人、残障人士)因较高NSC回报将非正规储蓄引入正规经济,国内总储蓄应有所上升,但宏观层面缺乏显著响应,表明高NSC利率并未有效动员新增储蓄,更可能是诱导资产组合再配置而非创造新储蓄;政府消费无显著响应并长期低于基线水平,因为政府消费属经常性支出,主要由国内税收而非借款融资;政府投资在冲击后至第4年呈现显著正向响应,表明较高NSC回报促进了额外公共借款并支持发展支出;贷款利率在冲击后至第2年呈现显著正向响应,因为较高NSC利率促使商业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以吸引储蓄,从而推高银行融资成本和贷款利率(NSC利率与贷款利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8);私人投资在冲击后至第3年呈显著负向响应,与挤出机制一致——高收益政府储蓄工具加剧了国内金融资源竞争,减少私人投资可用信贷;GDP在冲击后长期低于基线水平,尽管政府投资短期上升,但不足以抵消贷款利率上升和私人投资减弱的负面效应。
4.2 对贷款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
贷款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与NSC利率冲击大体一致,确认了NSC利率冲击通过贷款利率渠道传导至实体经济。国内总储蓄对贷款利率冲击无显著响应,表明高利率并未促进孟加拉国的储蓄行为。政府消费响应微弱,政府投资呈负向响应但未达95%显著性水平。私人投资对贷款利率冲击呈显著负向响应(至第2期显著),符合资本成本上升驱逐投资者的预期。GDP对贷款利率冲击无显著响应。
4.3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结果强化了脉冲响应函数的发现。NSC利率在预测期第一年可解释自身方差的100%(因其被设定为最外生变量),至第12年仍可解释44.84%的自身变动,同时可解释贷款利率变动的34.99%,表明NSC利率是孟加拉国贷款利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内总储蓄的方差主要由自身冲击解释(第12年占41.08%),NSC利率可解释至多14.68%。政府消费主要受自身冲击影响(第12年占69.16%),支持政府消费对NSC融资不敏感的结论。政府投资方面,NSC利率在第一年可解释40.39%的变动,至第8年仍可解释38.08%,反映政府近年对NSC融资的依赖。私人投资的变动中,贷款利率持续构成重要解释因素(第12年占15.69%),NSC利率随时间推移可解释更大份额(第12年占26.97%)。GDP增长可由政府消费增长(第12年占27.72%)和私人投资(第12年占12.81%)共同解释。
五、稳健性检验
为评估基线模型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考虑了五种替代规格:其一,用存款利率替代贷款利率,因基线模型假设NSC利率冲击通过存款利率渠道影响贷款利率;其二,使用截断样本(1983-2019)估计模型,以减轻COVID-19冲击和孟加拉国银行实施的利率上限的影响;其三,纳入名义汇率作为开放经济渠道的扩展模型;其四,修改变量排序,允许NSC利率对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同期反应,以纳入预期财政压力和政治经济因素;其五,使用NSC发行量数据及私人投资(私人部门信贷)和产出(工业生产数量指数)的季度代理变量进行季度规格估计。这些替代规格的脉冲响应模式与基线模型大体一致,特别是高NSC利率未伴随总储蓄显著增加,而是伴随市场利率上升和私人投资减弱,表明传导机制基本稳健。此外,季度模型明确纳入NSC发行量后,结果同样表明较高NSC利率与私人信贷增长放缓相关。
六、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指出:以较高利率发行NSC进行预算融资不太可能促进国内储蓄,也难以实现政府宣称的安全网目标。宏观响应特征与高收入家庭不成比例认购NSC的行为一致——由于除养老金储蓄凭证外,购买NSC无需申报收入来源,富裕个人、机构投资者、企业和养老基金可利用监管漏洞大量投资NSC,甚至在达到投资上限后以家人名义继续投资。2021年9月引入的分层利率改革(150万塔卡以上投资适用较低利率)导致2022年月度NSC销售大幅下降,且针对150万塔卡以下投资的利率并未变动,这进一步支持了NSC投资主要来自超过阈值投资者的判断。
政策含义方面:较高的NSC利率不会如政府意图那样降低国内利率;过度依赖NSC进行赤字融资可能因损害私人投资而产生负收入乘数效应。将NSC利率与市场条件对齐、发展金融市场、将社会安全网目标与财政融资工具脱钩,可提高效率并减少不利宏观经济效应。IMF(2018a)估算2014至2017财年额外NSC发行产生了427亿塔卡(占GDP的0.22%)的利息成本。缩小NSC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差异可抑制富裕个人投资NSC的动机,灵活调整NSC利率而非刚性年度设定则有助于在政府融资需求较低时调节NSC流量。本研究作为初步探究,其发现基于宏观层面推断,未来采用更长数据时段和混合频率VAR模型的研究将有助于验证和精化这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