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Finance Journal》:Boardroom bridges: spillover effects of ESG performance through inter-firm director interlocks -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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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的日益关注,提高了对企业ESG绩效的重视程度。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董事关联考察了企业ESG绩效的企业间溢出效应。与组织间模仿理论一致,研究人员发现关联企业的ESG绩效与焦点企业的ESG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摘要: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的日益关注,提高了对企业ESG绩效的重视程度。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董事关联考察了企业ESG绩效的企业间溢出效应。与组织间模仿理论一致,研究人员发现关联企业的ESG绩效与焦点企业的ESG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工具变量方法、Oster遗漏变量偏误方法以及替代模型设定。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基于绩效的学习和绿色创新是解释关联企业ESG绩效对焦点企业ESG绩效产生正向效应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地,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拥有海外经历董事的企业、环境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处于低污染行业或面临较弱环境规制强度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关联企业与焦点企业ESG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间网络在塑造ESG结果中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董事会关联与企业ESG绩效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议题关注度的持续升温,ESG绩效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长期价值创造的关键指标。中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阶段,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强调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的要求,同时“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绿色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企业的ESG实践不仅受到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外部网络关系的塑造。
然而,ESG投资通常涉及高昂成本且回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评级机构对企业ESG绩效的评价也常存在分歧,这使得企业在决策过程中面临显著的认知模糊。当企业无法清晰评估ESG活动的成本收益时,往往会参考同行业或关联企业的实践作为决策依据。在此情境下,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浮现:企业董事是否会相互模仿和学习ESG实践?通过董事关联,一家企业的ESG绩效是否会溢出至另一家企业?其传导机制为何?
理论上,关联企业与焦点企业ESG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预期。一方面,基于组织间模仿理论,董事关联作为信息获取渠道,能够降低决策不确定性,促使企业将关联企业的ESG实践作为参照点,从而产生绩效趋同;另一方面,ESG投资的高成本可能导致资源有限的企业产生替代效应而非模仿行为,甚至出现负向行为溢出,即关联企业已承担ESG责任可能降低焦点企业的投入压力。这一理论张力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动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以2013至2022年间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最终获得35,97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研究人员从CSMAR数据库获取董事身份标识,通过匹配同一董事在同年任职于多家企业来构建董事关联数据集。ESG评分取自中证ESG评级数据库和Bloomberg数据库,财务与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样本排除了金融保险类公司、ST或*ST公司及缺失值观测,并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
在实证策略上,研究人员构建了方向性配对设计:在每个关联对中,将ESG绩效较高的企业定义为高ESG关联企业(ESG2),较低者定义为低ESG焦点企业(ESG1),从而精确捕捉绩效从高向低的溢出方向。基准回归模型控制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账面市值比、产权性质、董事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现金流和企业年龄等变量,并纳入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为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采用以下策略:以污染信息透明度指数(PITI)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采用Oster(2019)遗漏变量偏误检验及推断替换稳健性(RIR)检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同时进行替换变量测度、滞后自变量、增加董事会层面控制变量及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等多项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与ESG分维度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关联企业ESG绩效(ESG2)与焦点企业ESG绩效(ESG1)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系数为0.020,t值为3.993),支持了组织间模仿理论的预期。经济显著性方面,关联企业ESG绩效每增加一个标准差(1.124),焦点企业ESG评级提升0.022分,相当于焦点企业年度平均绝对变动(0.580分)的约3.8%。分维度检验表明,焦点企业在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子维度上均表现出模仿行为,且环境和社会维度的效应更强,这可能因为这两类绩效改善需要大量投资,促使企业更依赖组织间学习来降低试错成本;而公司治理受正式制度框架约束较强,企业间扩散空间有限。
**3.2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分析**
工具变量回归中,第一阶段PITI与ESG2显著正相关,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和Wald F统计量确认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阶段ESG2的系数为0.535(t值为5.93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结果不太可能由反向因果驱动。Oster检验中,在不同R
max设定下(取1.25R?至2.2R?),识别集均不包含零,排除了遗漏变量偏误的严重威胁。RIR检验显示,要使ESG2的显著性失效,需要替换约22,040个观测值(占样本的61.26%),这在实际中极不可能发生。PSM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量差异均不显著,且基于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保持稳健。此外,采用Bloomberg ESG评分替代测度、以董事关联虚拟变量替代连续测度、滞后所有自变量一期、增加董事会年龄、女性比例和董事会任期等控制变量,以及系统GMM估计均支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3.3 机制分析**
机制检验揭示了两个重要传导渠道。第一,基于绩效的学习渠道:关联企业ESG绩效(ESG2)显著提升其经营绩效(ROA_Connected),而关联企业的经营绩效又显著正向影响焦点企业的ESG绩效(ESG1),表明当ESG实践被证实具有经济收益时,焦点企业更倾向于将其内化为自身战略。第二,绿色创新渠道:ESG2显著增加关联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Green_Innovation),而绿色创新产出又正向促进ESG1,说明董事关联促进了绿色技术的跨企业传播与采纳,进而提升焦点企业ESG绩效。
**3.4 异质性分析**
横截面分析揭示了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下的差异化表现。在拥有海外经历董事的焦点企业中,ESG2对ESG1的正向效应显著更强(系数0.017 vs. 0.012),支持了高层梯队理论——海归董事凭借更丰富的ESG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能够更有效地识别、解读和内部化外部ESG信息。在管理层环境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强(系数0.027 vs. 0.009),符合有限注意力理论的预期。在低污染行业(系数0.019 vs. 0.011)和面临较弱环境规制强度(系数0.025 vs. 0.011)的企业中效应更显著,表明高污染行业和高规制环境下的合规成本与运营调整压力限制了企业对ESG信息的吸收能力。国有企业中效应更强(系数0.034 vs. 0.009),反映了国有企业在承担政府战略目标方面的更强动机。无政治关联企业中效应略强(系数0.043 vs. 0.012),但组间差异未达统计显著水平,仅构成弱证据。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表明,通过董事关联网络,高ESG绩效企业的实践能够正向溢出至低ESG绩效的焦点企业,且这种溢出超越了简单的被动模仿,转化为基于信息交换的知情学习。研究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第一,拓展了董事关联特征的研究视野,从传统的CEO薪酬决策转向企业ESG绩效的跨企业传导;第二,为企业ESG绩效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视角,揭示了企业间网络关系在塑造ESG结果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为企业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利用董事网络获取ESG实践知识提供了实践启示,也为监管机构通过促进信息透明和企业间互动来推动ESG采纳提供了政策参考。总体而言,本研究证实了董事关联作为企业间信息交换平台的功能,促进了ESG实践从模仿到知情战略采纳的转化,深化了对ESG活动在企业间传播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