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信念对青少年运动员父母支持的影响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Influence of parental beliefs on parental support for young athlet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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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引言:父母影响是运动发展中的核心要素。因此,父母对体育的信念和态度可能影响其为促进子女运动发展所提供的支持。目的:本研究分析了父母信念与父母向青少年运动员提供的支持之间的关系。在进行该分析之前,对研究中所使用工具的信效度证据进行了检验。方法:研究纳入来

  
摘要

引言:父母影响是运动发展中的核心要素。因此,父母对体育的信念和态度可能影响其为促进子女运动发展所提供的支持。目的:本研究分析了父母信念与父母向青少年运动员提供的支持之间的关系。在进行该分析之前,对研究中所使用工具的信效度证据进行了检验。方法:研究纳入来自墨西哥城东部505名青少年和年轻人的非概率样本,平均年龄20.6岁(标准差SD=2.85)。所有参与者均从事个人或团队运动项目。结果:两项测量工具获得了效度证据。《父母运动潜能信念量表》(Parental Beliefs about Sport Potential Scale)由四个因子构成,《运动中的父母支持量表》(Parental Support in Sport Scale)由三个因子构成。两个量表均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此外,在父母关于运动潜能的信念与父母支持之间发现了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关系。结论:研究结果凸显了父母影响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并提示需要促进有助于运动维持、参与和表现的支持形式。
**父母信念对青少年运动员支持的影响:一项基于墨西哥样本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运动参与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身体活动,区别于广义的身体活动概念。身体活动涵盖任何由骨骼肌产生并需要能量消耗的身体动作,而运动则是身体活动的子集,通常涉及规则、正式训练和竞赛。本研究中,运动参与指持续参与个人或团队运动项目,包括至少连续一年的练习经历和至少一次运动竞赛经验。运动参与不仅涉及身体需求,更发生在家庭、教练和队友共同影响运动员体验、动机和持续性的社会情境中。

家庭是运动参与的第一个接触和形成环境。作为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家庭为儿童提供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些因素对运动员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已有研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父母策略:直接策略(如带孩子去可以活动的场所)和间接策略(如示范身体活动和提供言语鼓励)。父母影响对运动成就的获得以及继续或放弃运动练习的决定均有影响。已有研究报告父母支持能增强心理韧性,而有条件的表扬和高要求则会引发焦虑并降低动机。父母支持也被确定为继续参与运动意向的主要驱动力。然而,以往研究对父母支持与参与进行了考察,但对于运动员所归因于其父母的关于运动潜能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与其感知到的不同支持形式相关联,了解仍然有限。此外,现有工具主要聚焦于父母支持、参与或身体活动促进,而专门针对墨西哥运动员父母运动潜能信念测量的效度证据仍较匮乏。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父母信念如何影响父母向青少年运动员提供的支持。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工具性设计,包含两个主要阶段。首先,对两项测量工具进行心理测量学特性检验;其次,通过相关分析解决实质性研究目标。研究样本为来自墨西哥城东部的505名青少年和年轻人,平均年龄20.6岁(SD=2.85),通过中学、高中、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当地运动网络和运动员团体招募。参与者纳入标准包括:从事个人或团队运动、至少连续一年练习该运动、至少参加过一次运动竞赛、年龄在12至25岁之间。研究人员依据文献和先前使用自然语义网络(Natural Semantic Networks)方法开展的定性研究开发了两项工具。《父母运动潜能信念量表》(ECPD,西班牙语缩写)采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的五点Likert式量表;《运动中的父母支持量表》(EAPD,西班牙语缩写)采用从1(从不)到5(总是)的五点反应选项。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每个量表保留22个项目。数据收集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研究获得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萨拉戈萨高等研究学院(Facultad de Estudios Superiores Zaragoza,UNAM)伦理委员会批准。统计分析使用Jamovi v. 2.6软件,采用主轴因子法配合Oblimin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通过平行分析确定因子数量,使用McDonald's omega系数估计内部一致性,并进行了Pearson双变量相关分析、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和独立样本Student t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父母运动潜能信念量表(ECPD)的效度证据**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artlett球形检验χ2=7,026(231 df,p<0.001),整体Kaiser-Meyer-Olkin(KMO)值为0.919,表明变量间共享了足够的方差。偏度和峰度分布呈常峰态分布,最大偏度值为1.690,峰度值为1.701。因子载荷大于0.30的项目予以保留。该量表由22个项目分布在四个因子上构成:F1运动潜能感知、F2父母期望、F3运动成功障碍和F4运动预期回报。总解释方差为68%,总McDonald's omega系数为0.865。各因子解释方差百分比和内部一致性值分别为:F1方差=27.83%,ω=0.909;F2方差=17.96%,ω=0.887;F3方差=13.46%,ω=0.872;F4方差=8.78%,ω=0.704。

**(二)运动中的父母支持量表(EAPD)的效度证据**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χ2=9,778(231 df,p<0.001),整体KMO值为0.950。偏度值不超过1.798,峰度值不超过2.533,呈常峰态结构。维度缩减分析后获得分布在三个因子上的22个项目:F1情感支持与理解、F2物质资源支持和F3父母漠视。总解释方差为71.3%,总McDonald's omega系数为0.906。各因子解释方差和内部一致性值分别为:F1方差=31.7%,ω=0.907;F2方差=21.9%,ω=0.944;F3方差=17.7%,ω=0.837。

**(三)父母信念与父母支持之间的相关分析**

Pearson双变量相关分析表明,运动潜能感知与情感支持与理解(r=0.667,p<0.001)和物质资源支持(r=0.439,p<0.001)呈正相关,与父母漠视呈负相关(r=-0.522,p<0.01)。父母期望与父母漠视呈正相关(r=0.279,p<0.01),与情感支持与理解呈负相关(r=-0.121,p<0.01)。运动成功障碍信念与父母漠视呈正相关(r=0.315,p<0.001),与情感支持与理解(r=-0.182,p<0.01)和物质资源支持(r=-0.118,p<0.01)呈负相关。最后,运动预期回报与情感支持与理解(r=0.322,p<0.001)、物质资源支持(r=0.271,p<0.001)和父母漠视(r=-0.282,p<0.01)均存在相关。

**(四)回归分析结果**

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情感支持与理解的R2=0.472,由运动潜能感知(β=0.662,p<0.001)和运动成功障碍(β=-0.162,p<0.001)预测。物质资源支持因子的R2=0.211,预测变量包括运动潜能感知(β=0.394,p<0.001)、运动成功障碍(β=-0.101,p<0.05)和运动预期回报(β=0.095,p<0.05)。最后,父母漠视的R2=0.375,由运动潜能感知(β=-0.511,p<0.001)、父母期望(β=0.141,p<0.001)和运动成功障碍(β=0.221,p<0.001)预测。

**(五)年龄组差异分析**

Student t检验结果显示,12-18岁组(G1)感知到更高的情感支持与理解(t=3.255,p<0.01,M_G1=44.92,SD=9.21;M_G2=41.11,SD=11.36)和更高的物质资源支持(t=7.112,p<0.01,M_G1=26.12,SD=5.05;M_G2=20.94,SD=7.21)。在父母信念方面,G1在运动潜能感知(t=2.760,p<0.01,M_G1=36.46,SD=6.65;M_G2=34.14,SD=8.15)和父母期望(t=2.346,p<0.05,M_G1=12.20,SD=5.34;M_G2=10.87,SD=5.27)上得分显著更高。

**(六)性别差异分析**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的分析显示,在《运动中的父母支持量表》中仅物质资源支持因子存在显著差异(t=-2.720,p<0.01,M_男性=21.36,SD=7.26;M_女性=23.09,SD=6.82),女性感知到更高的支持。在《父母运动潜能信念量表》中,父母期望因子(t=2.430,p<0.05,M_男性=11.65,SD=5.46;M_女性=10.49,SD=5.03)、运动成功障碍因子(t=4.653,p<0.001,M_男性=8.55,SD=4.14;M_女性=6.97,SD=3.19)和运动预期回报因子(t=2.026,p<0.05,M_男性=11.92,SD=2.51;M_女性=11.46,SD=2.48)均显示男性得分显著更高。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为两项量表的内部结构提供了效度证据,并揭示了父母信念与父母支持之间的复杂关联模式。研究发现,当父母相信子女具有运动潜能时,他们更倾向于提供情感支持和物质资源支持,同时表现出更少的漠视行为。相反,当父母对运动成功存在障碍性信念时,情感支持和物质资源支持趋于减少,而漠视行为增加。父母期望与情感支持呈负相关,但预测了更高水平的父母漠视,提示过高的期望可能适得其反。

在年龄差异方面,12-18岁参与者感知到更高水平的支持、期望和潜能感知,这可能反映了父母在运动员早期阶段更为直接和可见的参与方式,而随着年龄增长和自主性发展,父母支持形式趋于间接化。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感知到更高的物质资源支持,而男性报告了更高的父母期望、运动成功障碍和运动预期回报,这可能反映了运动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期望差异。

本研究证实了父母信念与父母支持在青少年运动员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示了促进父母参与和积极信念形成的必要性。研究的局限性包括非概率抽样方法、样本局限于墨西哥城东部地区、横断面设计无法建立因果关系、以及仅依赖运动员感知而未纳入父母报告。未来研究应纳入父母反应、更大范围的样本以及跨文化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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