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保护区游客感知的聚类分析:南部非洲的比较研究

《Marine Policy》:Clustering tourists’ perception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Southern Afric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Marine Policy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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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对于缓解人类压力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但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而这需要用户的支持。本研究通过在南非和莫桑比克的案例研究,评估并比较了游客对海洋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对于缓解人类压力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但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而这需要用户的支持。本研究通过在南非和莫桑比克的案例研究,评估并比较了游客对海洋保护区(MPA)的感知,在这两个国家,基于自然的旅游业对当地经济至关重要。采用定量描述性方法,研究人员于2023年和2024年从莫桑比克马普托国家公园(Maputo National Park)的蓬塔杜欧鲁部分海洋保护区(Ponta do Ouro Partial Marine Reserve)以及南非桌山国家公园海洋保护区(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MPA)的504名游客和休闲者中收集了数据。结果表明,尽管参与者普遍认识到海洋保护区(MPA)的生态价值,但他们更倾向于对保护效益持积极看法,而非对社会经济成果的认可。聚类分析确定了两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南非样本中占主导的“知情支持者”(Informed Supporters),以及在莫桑比克样本中占主导的“怀疑或被动用户”(Sceptical or Passive Users)。研究结果凸显了管理方实施沟通策略的迫切需求,这些策略应强调海洋保护区(MPA)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基于这些见解,本研究为市场营销、管理和未来研究提供了建议,以促进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并推动南部非洲海洋保护的可持续社会许可(social licence)。
**论文解读:海洋保护区游客感知的聚类分析——以南部非洲为例**

**研究背景**
全球海洋环境正面临污染、过度捕捞、栖息地破碎化及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人为压力,这些不仅构成环境危机,也威胁着生态系统服务,即人类从海洋和沿海环境中获得的好处。国际政策已转向综合保护策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4,SDG 14)强调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其中30×30目标(即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海洋)是核心。在此框架下,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的主要空间工具。然而,MPA的扩张并非没有争议,尤其在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自上而下的保护模式可能延续后殖民时代的排斥传统,使当地社区的权利被边缘化。在南部非洲,空间不平等的历史继续影响人们对MPA的认知,高进入成本和专业化休闲活动(如水肺潜水)的昂贵费用使MPA常被视为专属空间。此外,MPA的建立并不能保证其生态有效性,全球许多MPA因管理不善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不足而未能缓解威胁。因此,有效治理取决于MPA的“社会与生态契合度”,即管理干预措施是否与区域生态和社会结构以及使用者的属性和心态相匹配。社会接受度(passive tolerance)和社会许可(social licence,即公众持续信任和感知合法性)是有效管理的基本要求。尽管研究和治理历史上优先考虑商业渔业等采掘性利益相关者,但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包括休闲用户和游客在内的更广泛公众的关键作用。在沿海地区,游客是最频繁的海洋环境使用者,他们提供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但也带来压力,如栖息地破碎化和污染。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对非采掘性用户如何感知MPA有效性的研究存在显著空白,游客心态的差异仍未被充分探索,这阻碍了定制化管理和沟通策略的开发。为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聚类分析确定并比较南部非洲已建立MPA的游客感知,识别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为海洋保护的成功提供见解。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南部非洲选取了两个案例研究地点:南非的桌山国家公园海洋保护区(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MPA,TMNPMPA)和莫桑比克的蓬塔杜欧鲁部分海洋保护区(Ponta do Ouro Partial Marine Reserve,PPMR),后者现属马普托国家公园(Maputo National Park,MNP)。研究采用定量描述性设计,于2023年11月(莫桑比克)和2024年4月(南非)进行为期10天的实地调查,通过便利抽样共收集504名游客和休闲者的有效问卷(南非263人,莫桑比克241人)。问卷包括人口统计问题、对MPA的熟悉度、以及关于MPA意识、感知效益、支持和国家层面有效性的一系列陈述(Likert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6=不知道)。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提取因子,并基于因子得分进行层次聚类分析(Ward法,平方欧氏距离)。研究结论表明:参与者普遍认识到MPA的生态价值,但对保护效益(如濒危物种保护、栖息地保护)的评分高于社会经济效益(如就业、社区自豪感)。聚类分析识别出两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知情支持者”(Informed Supporters)和“怀疑或被动用户”(Sceptical or Passive Users)。前者在南非样本中占主导(57%),后者在莫桑比克样本中占主导(61%)。知情支持者在所有感知因子(包括意识、效益、支持和有效性)上得分显著更高,且多为居民和频繁访问者;而怀疑或被动用户意识较低,对管理有效性和公众参与持中立或怀疑态度。该研究发表在《Marine Polic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描述性非实验设计,以结构化问卷为测量工具。问卷包含五个部分:人口统计问题、对MPA的熟悉度(如能否定义MPA、访问频率、信息获取渠道)、以及关于MPA意识、感知效益、支持和国家层面有效性的一系列陈述(共50条,Likert量表)。数据收集地点为南非西蒙镇(Simon’s Town)和莫桑比克蓬塔杜欧鲁村(Ponta do Ouro),样本来源为当地游客中心的休闲者(包括水肺潜水员、自由潜水员、海滩游客、冲浪者等)。分析方法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主成分分析法,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验证数据适用性,因子提取基于特征值>1.0,载荷>0.40,无交叉载荷)和层次聚类分析(Ward法,平方欧氏距离)。因子内部一致性通过Cronbach’s α评估(0.8-0.9)。组间差异通过Pearson’s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检验。

**研究结果**
**4.1 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分布均衡(约50%女性),平均年龄37岁,无显著地点差异。南非样本中大学学历比例更高(77% vs 50%),且以本地居民和国内游客为主(56%居民);莫桑比克样本中游客比例高(70%),且47%来自南非,仅14%为莫桑比克国民。访问频率上,两地均超过三分之一受访者每年访问MPA超过两次。主要活动方面,南非以冲浪等海洋运动为主(51%),莫桑比克以水肺潜水为主(46%)。
**4.2 MPA定义和信息来源**:68-87%的受访者将MPA定义为保护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指定有限区域,南非样本中38%提及“禁捕区”(no-take zones)。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和教育是提及最少的组成部分。主要信息来源为社交媒体(49-54%)、口碑(38-45%)和网站(32-34%),传统渠道如宣传册和报纸提及最少(6-13%)。
**4.3 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意识、效益、支持和国家层面有效性的陈述进行EFA,提取9个因子(F1-F9),解释方差较高,Cronbach’s α值0.8-0.9。F1(MPA意识)平均得分3.8,表明中等意识水平,主要由不同MPA有不同法规的认知驱动。F2(社会文化与经济效益)平均3.9,F3(保护效益)平均4.3(最高),表明受访者认识到MPA的社会经济贡献,但更看重生物保护价值。F4(个人或直接支持)平均4.0,F5(一般支持)平均4.2(第二高)。F6(保护有效性)平均4.1,F7(社会文化与经济有效性)平均3.9,F8(管理有效性)和F9(公众参与)平均3.7(最低),反映对管理一致性和教育活动的怀疑。
**4.4 聚类分析**:选择双聚类解,排除51个离群值后,Cluster 1(n=235)命名为“知情支持者”,所有感知因子得分最高,尤其对MPA意识、保护效益和国家保护有效性有深刻理解,支持度最强。Cluster 2(n=218)命名为“怀疑或被动用户”,所有因子得分最低,意识较低,对社会文化经济效益感知较少,对管理有效性和公众参与持怀疑态度。人口统计上,性别和年龄无差异,但地理来源、游客类型和访问频率有显著差异:知情支持者中居民比例高(53% vs 47%),近半数每年访问MPA超过两次;怀疑或被动用户中游客比例高(60%)。地点分布上,南非57%为Cluster 1,27%为Cluster 2;莫桑比克35%为Cluster 1,61%为Cluster 2(χ2=45.44,p<0.001)。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教育水平与MPA支持无关联,但邻近性(居住地)和访问频率与积极感知相关。南非样本中居民和频繁访问者占主导,形成知情支持者群体,可能与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有关。莫桑比克样本中游客为主,缺乏熟悉度和场所依恋导致怀疑或被动用户占主导,也可能源于对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普遍不信任。参与者对MPA的定义主要聚焦于规则和限制,忽视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这反映了公共认知中MPA与保护手段的关联。保护效益得分高表明参与者接受短期限制以换取生态保护,但社会经济效益被低估。莫桑比克样本对管理有效性和公众参与的中立态度可能暗示感知的程序正义缺失,即利益相关者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南非的知情支持者群体显示出较强的社会许可和社会支持,但管理有效性和公众参与的低分表明支持仍然脆弱,可能与“堡垒保护”传统和不公平执法有关。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通过聚类和比较分析,确定了南部非洲已建立MPA的游客感知,案例研究位于南非和莫桑比克。研究揭示,尽管存在基于生物圈价值的广泛社会接受度和支持,但由于管理有效性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方面的感知差距,社会许可仍然脆弱。在莫桑比克,对MPA社会经济和管理有效性的怀疑较为普遍,且与较低的报告知识和较弱的明确支持相关(尽管研究设计不允许因果推断)。这种怀疑是有效海洋治理的障碍,需引起管理方关注。结果表明,为使MPA超越简单的法律指定、保护和限制的认知,沟通应转向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叙事。通过强调MPA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以及已有活动,MPA可被塑造成社会经济韧性和保护工具的双重角色。最终,纳入参与式框架(如公民科学)可促进海洋公民意识。未来,持续监测公众情绪和实施专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框架对于确保发展中国家MPA实现长期生态可持续性和公众合法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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