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Public Health》:Global economic burden of aortic aneurysm caused by high body-mass index and high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elder population
编辑推荐:
摘要
引言 主动脉瘤是一种高致死率的血管疾病,其疾病负担日益集中在老龄人口中。研究人员旨在量化≥60岁成年人群中可归因于高收缩压(SBP)和高体质指数(BMI)的当前及预测宏观经济负担。
理论 研究人员采用经济估值框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转化为社
摘要
引言 主动脉瘤是一种高致死率的血管疾病,其疾病负担日益集中在老龄人口中。研究人员旨在量化≥60岁成年人群中可归因于高收缩压(SBP)和高体质指数(BMI)的当前及预测宏观经济负担。
理论 研究人员采用经济估值框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转化为社会福祉损失价值(VLW)。
方法 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年数据,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并按年龄、性别、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和地理区域进行分层。采用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统计生命价值(VSL)对风险归因死亡和DALYs进行估值,并利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将负担预测至2050年。
结果 2021年,在≥60岁成年人中,高SBP所致负担显著大于高BMI,分别导致23,131例与9,476例死亡,以及385,281个与164,396个DALYs。全球VLW总额达10.4152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二由SBP贡献。尽管年龄标化率下降,但绝对损失预计将随人口老龄化而上升。
讨论 主动脉瘤在老龄化社会中仍构成重大宏观经济负担。SBP似乎是主要的可改变驱动因素,而肥胖是次要且部分介导的贡献因素。这些发现支持将血压控制作为最具可行性的近期策略。
临床视角
新发现是什么?
研究人员提供了首个全球性、风险归因、年龄-性别及SDI分层的≥60岁成人主动脉瘤宏观经济负担估计,采用VLW和VLW/GDP指标,在204个国家中将负担分解为高SBP和高BMI的贡献,并预测至2050年。
2021年,SBP主导的福利损失远超BMI;损失集中在60–74岁年龄段(男性早于女性),在绝对或相对规模上以高/高中SDI地区及中欧、东欧部分地区最为突出。男性年龄标化率始终高于女性。
尽管年龄标化率有所改善,但绝对福利损失预计将随人口老龄化而上升;SBP在2050年前始终是主要贡献因素。
临床意义是什么?
将血压控制作为核心杠杆:系统性筛查(包括诊室外测量)、复方固定剂量制剂、用药依从性支持及团队协作的基层医疗——同时配合结构化体重管理,以降低老年人SBP–BMI联合风险。
更早发现并果断治疗:基于风险的超声/CT筛查路径(60–74岁男性及高危女性)、简化转诊流程以争取在破裂前及时行择期修复,以及老年友善的围手术期和康复护理;利用VLW/VLW-GDP将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大的领域。
论文解读:高体质指数与高收缩压所致老年人群主动脉瘤的全球经济负担——基于VLW框架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主动脉瘤是一种破裂后致死率极高的严重血管疾病,幸存者亦常遗留显著功能障碍。尽管全球许多地区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呈下降趋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主动脉瘤的绝对负担依然沉重,且日益集中于老年群体,对预防、监测和血管外科服务构成持续增长的需**求**。在心血管风险因素中,收缩压升高通过主动脉壁血流动力学应力直接促进动脉瘤形成与进展,而肥胖则主要通过代谢炎症通路及对血压的间接效**应**影响血管风险。然而,传统流行病学指标——死亡数、发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虽不可或缺,却无法反映健康损失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其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含义。为此,需要一种能将流行病学证据与宏观经济后果相连接的政策导向型量化工具,而社会福祉损失价值正是这样一种将健康损失货币化的福利经济学指标。
二、研究目的与创新
本研究旨在量化2021年≥60岁成年人群中可归因于高收缩压和高体质指数的主动脉瘤宏观经济负担,以VLW和VLW/GDP为输出指标。研究覆盖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按年龄、性别、SDI五分位数、GBD超级区域、21个区域和国家层面多层呈现,并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预测至2050年的负担轨迹。这是首个将主动脉瘤负担明确归因于SBP与BMI两大风险因素、以VLW框架进行全球风险评估并面向老年人群的宏观经济研究,填补了既往研究缺乏风险归因、较少聚焦高负担年龄段、且罕有提供多尺度分层与前瞻性预测的空白。
三、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生态学全球比较经济评价,数据来源于GBD 2021数据库,提取主动脉瘤(ICD-10 I71)的死亡、DALYs及高SBP和高BMI风险归因估计值。GDP和人均GDP数据取自世界发展指标,所有货币结果以2021年国际元(PPP调整)表示。经济估值采用收入弹性为1.0的VSL跨国转移方法,并利用年龄-剖面函数生成年龄别VSLY,乘以相应DALYs后汇总得到VLW,同时计算VLW/GDP以反映宏观经济压力。预测部分采用具有泊松似然和对数连接的BAPC模型,以二阶随机游走先验刻画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通过INLA算法估计,并基于1990–2021年序列训练模型,进行了后验预测检验和滚动原点验证。
四、研究结果
(一)全球水平
2021年,在≥60岁成人中,高BMI导致9,476例死亡和164,396个DALYs,高SBP导致23,131例死亡和385,281个DALYs,SBP绝对负担显著大于BMI。男性年龄标化死亡率和DALY率均高于女性。与1990年相比,两种风险的年龄标化率均下降,SBP的相对降幅更大。全球总VLW达10.4152亿美元(VLW/GDP为0.068?),其中BMI归因3.4361亿美元,SBP归因6.9791亿美元。≥60岁人群占全年龄VLW的64.49%。
(二)区域和国家层面
SDI五分位分析显示,VLW与VLW/GDP均呈清晰梯度:高SDI(5.7125亿美元,0.095?)和高中SDI(3.4266亿美元,0.067?)负担最高,低SDI仅386万美元(0.018?)。超级区域中,高收入地区绝对VLW最大(5.7856亿美元),中欧、东欧和中亚(CEECA)相对负担最高(VLW/GDP为0.207?)。21个区域中,西欧、东欧和高收入北美绝对VLW居前,东欧和中欧VLW/GDP最高。国家层面,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日本绝对VLW最大,黑山、亚美尼亚和塞尔维亚VLW/GDP最高,而≥60岁负担比例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和挪威。
(三)经济负担的年龄-性别分布
年龄别VLW曲线显示男性各年龄组均高于女性,绝对损失集中于60–74岁,男性峰值在60–64岁和65–69岁,女性峰值略晚至70–74岁。两种风险因素均呈现前期集中的年龄模式,其后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
(四)SDI与经济负担的关联
国家层面相关分析显示,高BMI归因VLW与SDI呈正相关(r=0.612,p<0.001),VLW/GDP与SDI相关性更强(r=0.668,p<0.001);高SBP归因VLW及VLW/GDP亦与SDI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0.529和0.584)。较高SDI环境承担更大的绝对和相对宏观经济损失。
(五)2021–2050年BAPC预测
预测表明,尽管年龄标化率总体改善,但两种风险因素所致的绝对负担将持续上升。BMI相关主动脉瘤年龄标化DALY率预计从15.37/10万小幅升至16.14/10万,总DALYs从167,552增至347,052;SBP相关年龄标化DALY率预计从36.29/10万降至28.55/10万,但总DALYs从395,698增至613,918。VLW亦随时间显著增长,SBP始终是未来负担的首要贡献因素。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尽管年龄标化率下降,主动脉瘤在老年人群中仍造成重大宏观经济负担。SBP贡献的死亡、DALYs和VLW远超BMI,提示在老年阶段SBP是可改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肥胖更多是次要且经血压部分介导的贡献者。人群层面的风险归因估计不等同于个体因果效应,解读需谨慎。VLW作为传统临床指标的补充,将血管风险因素控制与卫生系统和政策优先事项联系起来。不同SDI和区域间的负担差异是人口结构、疾病检出能力、风险管理和经济分母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优势在于首次提供全球性、风险归因、多层分层的老年主动脉瘤VLW估计并加入前瞻性预测。局限性包括归因分析继承比较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各国检出水平差异可能低估真实负担、以及估值参数选择会影响绝对数值但不改变临床需求格局。结论:主动脉瘤在老年人群中构成重大且可预防的宏观经济负担,主要由高收缩压驱动;最迫切的干预机会在于持续血压控制及及时诊断与修复,长期获益则有赖于贯穿生命历程的肥胖预防和公平提供性别敏感、老年友善的血管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