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Going Online for Suicide-Related Reasons: The Impact on Suicide Risk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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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既可能成为自杀安全的来源,也可能成为自杀风险的来源。限制其安全价值的潜在因素在于,目前关于哪些人群会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的当代证据十分有限。本研究探讨了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社交媒体/互联网的个体(使用者)与未使用者(非使用者)之间的特征差异,旨在识
网络空间既可能成为自杀安全的来源,也可能成为自杀风险的来源。限制其安全价值的潜在因素在于,目前关于哪些人群会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的当代证据十分有限。本研究探讨了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社交媒体/互联网的个体(使用者)与未使用者(非使用者)之间的特征差异,旨在识别使用者与非使用者是否在心理、人际及社会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这些特征包括自杀风险(SBQ-R)、抑郁症状(PHQ-9)、社交焦虑(SIAS)、感知社会支持(MSPSS)、求助意向(GHSQ)、情绪状态(BRUMS)、社会联结感(SCS-R)及人际关系需求(INQ)。研究共纳入90名处于自杀高风险(SBQ-R得分≥7)且近期有自杀想法/行为的成年人(平均年龄=42.65岁,范围18-82岁)完成匿名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与非使用者相比,使用者报告了更高的总体自杀风险、更高的自杀想法披露可能性、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以及更频繁的自杀想法。两组在未来自杀尝试的可能性上无显著差异。情绪状态差异表明,使用者在抑郁和困惑维度上得分更高,且两组均呈现出与精神病理学风险相关的情绪剖面。跨两组分析显示,情绪得分可预测总体自杀风险34.1%的方差,以及未来自杀尝试可能性24.0%的方差。鉴于样本量相对较小,部分假设未获支持可能归因于统计效力不足,而非组间确实不存在差异。然而,研究结果为“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可能有助于降低自我报告的未来自杀尝试可能性”这一观点提供了初步支持。
**论文解读: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的个体特征及其对自杀风险与预防的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自杀是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专业医疗服务的介入可以有效缓解自杀风险。然而,处于自杀高风险的个体常因病耻感、经济成本和候诊时间过长等求助障碍,未能主动接触专业帮助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和澳大利亚政府均认识到在线支持服务在克服上述障碍方面的潜力,并倡导发展正式的在线专业支持服务。尽管如此,许多高风险个体更倾向于非正式而非正式的在线支持。非正式在线心理健康支持通常包括具有亲身经历的同龄人与求助者之间的互动,其优势在于便捷、即时、全天候可及,并提供匿名非专业支持。匿名性尤其受到有自杀经历者的重视,因为它允许个体自由表达自杀想法/行为(STBs)。然而,在线空间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特别是那些通常不受监管的“选择死亡权”或“支持自杀”空间,用户可自由讨论自杀、自杀计划及自杀方法的有效性。目前关于哪些人群会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其心理特征如何等当代证据十分有限,这限制了在线空间安全价值的发挥。
既有研究对使用网络自杀相关用途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特征差异探讨较少。Harris等人(2009)研究发现,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自杀意念、总体自杀风险和未来自杀尝试的可能性,且感知家庭支持较低。Mok等人(2016)引入社交焦虑作为潜在区分变量,发现使用者具有更高水平的自杀意念、未来自杀尝试可能性和社交焦虑。Niederkrotenthaler等人(2017)和Bell等人(2018)的复制研究得出了部分一致但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既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样本集中于大学生群体,忽略了最可能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的普通人群;仅关注单一媒介(互联网或社交媒体),未涵盖当前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并用的实际情境;部分研究数据距今时间较长,可能已无法反映当前网络使用特征的变化趋势。
为此,本研究部分复制了上述四项前期研究,并在四个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样本仅纳入近期(6个月内)有自杀想法/行为的个体,以控制求助意向对组间差异的潜在干扰;第二,不对参与者的年龄上限作限制,以覆盖中老年群体;第三,同时纳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自杀相关使用,以反映当代在线求助的实际方式;第四,增加情绪状态和人际需求测量,分别回应Bell等人(2018)的建议和当代自杀理论的要求。研究旨在探讨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使用者)与不使用网络(非使用者)的个体在心理、人际和社会特征上的差异,具体特征包括:自杀风险、社交焦虑、抑郁症状、社会联结感、求助意向、感知社会支持来源、人际需求及情绪状态。
**二、研究方法概况**
本研究采用匿名在线调查设计,通过多种心理健康组织、自杀预防网络、社交媒体群组和社区网站进行招募。最终纳入90名处于自杀高风险(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得分≥7)且近期有自杀想法/行为经历的成年参与者,平均年龄42.65岁(范围18-82岁)。根据参与者对自杀相关网络使用操作化定义问题的回答,将其分为使用者组(33人,36.7%)和非使用者组(57人,63.3%)。研究使用多项标准化自评量表收集数据,包括: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测量自杀风险;社交互动焦虑量表(SIAS)测量社交焦虑;患者健康问卷九项(PHQ-9)测量抑郁症状;社会联结感量表修订版(SCS-R)测量归属感;一般求助问卷(GHSQ)测量求助意向;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测量来自重要他人、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人际需求问卷(INQ)测量感知累赘感和受阻归属感;布鲁内尔情绪量表(BRUMS)测量六种情绪状态(紧张、抑郁、愤怒、活力、疲劳、困惑)。数据分析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评估组间差异,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比较情绪剖面,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情绪得分对自杀风险的预测作用,并进行Holm-Bonferroni校正作为敏感性分析以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三、主要研究发现**
**3.1 使用者与非使用者的自杀相关特征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使用者报告的总体自杀风险显著高于非使用者,过去一年自杀意念频率更高,且更有可能向他人披露自杀想法。然而,两组在自杀意念史和未来自杀尝试可能性上无显著差异。经Holm-Bonferroni校正后,总体自杀风险、过去一年自杀意念频率、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四项显著差异仍然存在。使用者中70.4%同时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自杀相关活动,44.4%的使用者报告曾使用过生命支持/反自杀和支持自杀两种类型的网站。
**3.2 心理特征差异**
与假设一致,使用者报告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使用者,抑郁症状也更严重,而非使用者报告的社会联结感显著高于使用者。经Holm-Bonferroni校正后,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组间差异仍然显著,但社会联结感的差异不再显著。在情绪状态方面,虽然多变量统计量未达到传统显著水平(p=0.08),但探索性单变量分析显示,使用者在抑郁和困惑两个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非使用者(采用Bonferroni校正后α=0.008),效应量为中等程度。使用者还在愤怒、疲劳和紧张维度上得分较高,活力维度上得分较低,但这些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3.3 情绪剖面与自杀风险预测**
两组参与者的平均情绪剖面均显著偏离人群常模,呈现负性情绪特征。使用者群体的平均情绪分数近似“反向珠峰剖面”,即在紧张、抑郁和困惑维度上得分极高(高于均值2个标准差以上),在愤怒和疲劳维度上得分较高,在活力维度上得分较低,该剖面在人群中报告率不足5%,提示精神病理学风险升高。非使用者群体的平均情绪分数则呈现“反向冰山剖面”,即在紧张、抑郁、愤怒、疲劳和困惑维度上得分较高,在活力维度上得分较低,该剖面在人群中报告率约12%,亦与心理健康风险相关。在全样本中,情绪剖面可预测总体自杀风险34.1%的方差(校正后R2=0.341,F=8.66,p<0.001),其中抑郁情绪得分是预测力最强的单一变量(标准化β=0.457,p<0.01);情绪剖面还可预测未来自杀尝试可能性24.0%的方差(校正后R2=0.240,F=5.70,p<0.001),抑郁情绪得分同样是最佳单一预测因子(标准化β=0.564,p<0.01)。
**3.4 其他特征差异**
在求助意向方面,使用者和非使用者在线上、线下、正式和非正式求助来源上均无显著差异,但两组的正式、线下求助来源平均得分均较高,提示可能存在对正式帮助的偏好。在感知社会支持方面,两组在重要他人、家庭和朋友三个分量表上均无显著差异。在人际需求方面,两组在感知累赘感和受阻归属感上亦无显著差异,但两组得分均提示自杀风险升高。值得注意的是,两组多数既往求助正式心理健康支持的比例较高(使用者87.9%,非使用者82.5%),但当前正在使用心理健康支持的人数较少,提示两组可能因获取正式支持的困难(如费用、候诊时间)而转向非正式支持。
**四、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发现与既往研究部分一致:自杀意念频率和总体自杀风险的发现与前期研究相符;但自杀意念史和披露方面的发现仅与Niederkrotenthaler等人(2017)的结果一致。使用者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上网的行为本身往往涉及向他人披露自杀想法,因此其在披露频率上的得分较高并不意外。然而,自我披露发现在多重比较校正后需谨慎解释。关于未来自杀尝试可能性的发现与既往研究不一致——本研究未发现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在此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参与者平均年龄较大,而自杀想法/行为随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这一发现提示,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可能并不像以往研究所示的那样增加风险。
使用者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社交焦虑的发现,分别与部分前期研究一致或不一致。研究者认为,更广泛的招募策略可能捕获了同时因抑郁症状而在线求助的个体。社交焦虑方面的一致性则支持了匿名性作为个体选择在线自杀相关交流的重要原因。使用者报告较低社会联结感的发现在校正后不再显著,需谨慎解释。两组在求助来源、感知社会支持和人际需求上的无显著差异,可能反映参与者均为高风险样本的共同特征,而非使用者特有差异。
研究者还指出,未发现组间人际需求差异的可能解释包括:在线互动中体验到的互惠关怀可能降低感知累赘感和增加归属感;或者,绝望感而非累赘感和归属感缺乏,才是区分使用者与非使用者的关键因素。
**4.2 研究结论翻译**
经历自杀想法/行为的个体正越来越多地转向网络寻求支持。伴随这一增长的是对其可能升高自杀风险的担忧。与早期研究一致,本研究发现使用者较非使用者报告了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且更有可能披露其自杀倾向。在自我报告的未来自杀尝试风险方面,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迄今包括本研究在内的使用者研究均属相关性研究。本研究的发现及其他关于使用者特征和在线自杀相关使用益处的研究证据,为“上网讨论自杀想法/行为可能作为一种保护机制以保障个体安全”这一命题提供了初步支持。作为一种自杀预防策略,因自杀相关问题而使用网络可能对那些在自杀欲望增强状态下难以获得其他形式支持的个体具有帮助作用,但仍需未来研究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