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Friendship Diversity and Adolescents’ Civic Action and Commitment to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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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了种族和民族友谊多样性(racial and ethnic friendship diversity)是否预测青少年的公民行动(civic action)和对社会变革的承诺(commitment to social change),以及导致这些结果的
本研究考察了种族和民族友谊多样性(racial and ethnic friendship diversity)是否预测青少年的公民行动(civic action)和对社会变革的承诺(commitment to social change),以及导致这些结果的路径。基于一项大型、多样化高中生样本的两年数据(样本量N = 3322;47%为女性;T1时平均年龄Mage = 17.53;11%为黑人/非裔美国人,16%为东亚/东南亚裔,36%为拉丁裔(Latiné),24%为白人,12%为多种族/混血),研究发现,T1(11年级)时的友谊多样性预测了1年后T2(12年级)时更高的公民行动和承诺。在两个中介模型中,这些关联通过更强的不平等意识(awareness of inequality)和更积极的多样性价值信念(beliefs about the value of diversity)间接起作用。一旦纳入中介变量,直接效应不再显著。多组检验显示,不同种族/民族群体间的路径相似。研究结果强调,友谊多样性作为一种发展情境,预测了更强的不平等意识和多样性价值认同,进而与公民行动和社会变革承诺相关联。这些结果突出了种族和民族多样的友谊网络,以及不平等意识和多样性价值认同,作为促进青少年公民行动和社会变革承诺的路径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友谊多样性促进青少年公民行动与社会变革承诺的机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美国学龄人口日益种族和民族多样化,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积极关系已成为重要议题。过往研究表明,群体间接触(intergroup contact)能减少偏见、改善群际态度,但积极接触是否与更广泛的群际结果(如集体行动和社会变革支持)相关,证据尚不充分。在成人及大学生样本中,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可能无意中降低对不公正的感知和行动动机,也有研究显示其能增强对社会变革的支持。然而,青少年时期正是公民取向形成、以及接触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群深刻影响社会议题思考方式的关键发展阶段,但针对青少年的相关研究却很少。此外,既往群体间接触研究常依赖二元分类(如优势群体vs.弱势群体)或集中度测量(如白人朋友比例或少数族裔朋友比例),这些指标无法充分捕捉跨越多个种族/民族群体的网络复杂性。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青少年友谊网络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friendship diversity)是否预测其公民行动(如参与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或解决不平等的公民与政治行为)和社会变革承诺(如将政治和社会参与视为个人目标),并探索解释这些关联的中介机制。
**2. 研究方法概述(不超过250字)**
研究人员使用来自加州一项大型纵向研究(Juvonen等人开展,最初从26所种族多样化初中招募三个队列,从6年级开始追踪)的3322名高中生样本(来自142所高中)。在11年级(T1)通过同伴提名法测量友谊网络,基于感知的朋友种族/民族计算Simpson多样性指数(Simpson's diversity index)作为友谊多样性指标,同时计算白人朋友比例和少数族裔朋友比例作为对比测量。在12年级(T2)测量公民行动(改编自AEC问卷)和社会变革承诺(改编自CIRP问卷)。采用多水平回归分析检验友谊多样性的预测作用,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以不平等意识和重视多样性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使用偏差校正bootstrap(10000次重抽样)估计间接效应,并通过多组SEM检验种族/民族差异。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种族、父母教育、学校多样性和免费/减价午餐比例等。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种族/民族群体的友谊多样性、白人朋友比例、少数族裔朋友比例和学校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表明,多种族/混血青少年的友谊多样性显著高于其他群体;白人青少年有更高比例的白人朋友;黑人、亚裔和拉丁裔青少年有更高比例的少数族裔朋友。
**3.2 友谊多样性**
在控制所有协变量及白人朋友比例后,分层回归分析发现:11年级的友谊多样性显著正向预测12年级的公民行动(b = 0.12, p < 0.042)和社会变革承诺(b = 0.16, p < 0.001);同时显著预测更强的不平等意识(b = 0.26, p < 0.004)和重视多样性(b = 0.18, p < 0.001)。这些效应不受友谊质量或参与者种族/民族背景的调节。
**3.3 白人朋友比例和少数族裔朋友比例**
为与既往研究比较,研究人员检验了比例式测量。结果显示,白人朋友比例和少数族裔朋友比例均未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公民行动、社会变革承诺、不平等意识或重视多样性,也不存在交互作用。这表明比例式测量可能无法捕捉多维网络结构的效应。
**3.4 友谊多样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两个中介模型均拟合良好。
**3.4.1 通过不平等意识的路径**
友谊多样性显著预测更强的不平等意识(b = 0.24, p = 0.031),而不平等意识显著预测更高的社会变革承诺(b = 0.05, p = 0.006),但与公民行动无关。间接效应分析显示,友谊多样性通过不平等意识显著预测社会变革承诺(间接效应b = 0.01, 95% CI [0.00, 0.03]),但对公民行动的间接效应不显著。纳入中介后,直接效应均不显著。多组模型显示各路径在不同种族/民族群体间无显著差异。
**3.4.2 通过重视多样性的路径**
友谊多样性显著预测更强的重视多样性(b = 0.19, p < 0.001),重视多样性显著预测更高的公民行动(b = 0.06, p = 0.004)和社会变革承诺(b = 0.47, p < 0.001)。间接效应显示,友谊多样性通过重视多样性显著预测公民行动(b = 0.02, 95% CI [0.01, 0.03])和社会变革承诺(b = 0.09, 95% CI [0.03, 0.13])。直接效应不显著。多组分析未发现群体差异。
**4.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指出,研究发现倡导跨越种族/民族界限的友谊不仅能减少偏见,还可能鼓励公民行动和社会变革支持。比例式测量未发现效应,可能因其无法反映网络中多个群体的异质性,而友谊多样性通过Simpson指数捕捉了群体数目和相对代表性,更能体现青少年接触不同群体的广度和深度。机制方面,重视多样性解释了友谊多样性与公民行动和承诺的关联,而不平等意识仅解释了与承诺的关联,这可能因公民行动量表中包含服务导向行为(如志愿活动)与政治/正义导向行动(如政治集会)的混合,而不平等意识与政治性行动关联更强。局限包括短期纵向设计难以确定因果方向,感知的友谊民族可能带有偏差,Simpson指数未揭示特定群体或友谊具体内容等。未来研究应结合交叉身份(如性别、阶层、移民身份),并使用质性方法或社会网络分析进一步探究多元友谊中的对话和共享经验。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友谊网络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预测了其公民行动和社会变革承诺。这些关联由青少年关于社会群体差异的逐渐发展的信念来解释,包括更强的不平等意识和重视多样性。不是比例式测量(将群体二分),而是友谊网络跨越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的多样性,预测了更强的社会不平等意识和多样性价值认同,进而与更高的公民行动和社会变革承诺相关联。这些发现表明,促进跨种族和民族界限的友谊,不仅可能减少偏见,还可能鼓励公民行动和促进群体间平等的社会变革支持。这要求学校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提供有意义的群体间接触机会,并解决塑造群际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本研究揭示的机制也为干预提供了靶点:即使无法实现多样性,学校也可以通过民族研究等课程促进青少年批判性反思社会结构不平等,重视多样性,从而培养其公民行动和社会变革承诺,在一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推动构建更公正、包容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