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驾驶,而非轻率?自动驾驶汽车监管、控制困境与双重可修正性的前景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Driverless, not thoughtless? Automated vehicle regulation, the dilemma of control, and the prospect of dual corrigibil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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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挪威自动驾驶汽车监管策略的定性政策分析(qualitative policy analysis) 识别出一种将实践关切(practical concerns)与规范性关切(normative concerns)相分离的两阶段策略(two-stage stra

  
对挪威自动驾驶汽车监管策略的定性政策分析(qualitative policy analysis)
识别出一种将实践关切(practical concerns)与规范性关切(normative concerns)相分离的两阶段策略(two-stage strategy)
实践关切与规范性关切必须并行(in parallel)处理,而非顺序(in sequence)处理
决策的可修正性(corrigibility of decisions)应以方向的可修正性(corrigibility of orientation)作为补充
双重可修正性(dual corrigibility)有助于并行处理实践关切与规范性关切
**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automated vehicle, AV)常被视为将提升交通安全、可持续性与效率的必然技术趋势。然而批评者认为,其社会效应取决于技术如何被嵌入社会系统,而非技术本身的固有属性。新兴技术治理的经典议题——柯林里奇控制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 of control)指出,技术效应在广泛部署前难以预知,部署后又难以调控。Schippl(2024)近期质疑该困境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关性:当前已具备足够知识预判其对交通的影响,真正缺乏的是规范性导向(normative orientation),即指导技术发展的愿景与目标。因此,理解监管如何同时支撑"控制"与"方向"这双重命令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挪威《自动驾驶汽车测试法》(Act Relating to Testing of Self-Driving Vehicles)为例,考察其规范性导向、制度配置及二者的一致性,为自动驾驶汽车乃至更广泛的新兴技术治理提供洞见。论文发表于《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研究采用的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运用定性政策分析(qualitative policy analysis),对挪威该法立法全过程的公开文档——包括征询文件、政府法案(Prop. 152 L (2016–2017))、议会常设委员会建议(Innst. 32 L (2017–2018))、议会辩论记录、正式法案及配套条例——按时间顺序进行逐行溯因编码(abductive coding),围绕动机、立法目的与规范性导向等主题聚类。此外,对首个试点项目Forus Shuttle的11名相关方开展半结构化定性访谈(样本来源:Kolumbus、Forus PRT、Forus商业园、罗加兰郡交通局、斯塔万格智慧城市办公室、Norgesbuss;其中2次为随车访谈),访谈数据同样采用溯因方式编码分析。

**研究结果**

**5.1 分析一:走向监管** — 对立法过程文档的分析显示,征询文件提出四项立法动因:交通技术快速发展、监管是实现技术效益的必要前提、测试存在风险需规制、绕开现行以驾驶人为中心的法律框架。交通流量、出行模式及职业司机的影响被明确归类为"测试阶段无关事项"而推迟至未来永久立法处理。62份征询回应大多认为立法及时。议会辩论中,议员将自动驾驶汽车同时描述为"原型"、"技术已然存在"与"不可避免的未来",对其发展总体持乐观态度。法案最终以全票通过。

**5.2 分析二:《自动驾驶汽车测试法》** — 对法案条文的分析表明,该法由6章20条构成。第1条规定:立法旨在便利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同时保障交通安全与隐私;测试应渐进开展,总体目的是揭示自动驾驶汽车对交通安全、交通效率、出行能力及气候环境的影响。第9条要求试验组织者提交最终报告,构成制度化反馈机制。

**5.3 分析三:试验能产生什么?** — 对Forus Shuttle项目(第一项依该法开展的试验)访谈数据的分析发现:封闭测试阶段历时1800小时,安全表现优异;但公共道路阶段以12–15公里/小时运行,低速引发其他道路使用者实施危险操作。这表明交通安全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源于道路使用者间的互动而非技术固有属性。自动驾驶汽车的效应是系统依赖的(system-dependent),无法通过试验被"揭示";试验组织者反而根据其用例愿景配置试验,通过项目报告影响永久法规制定,从而"生产"了它们声称要评估的效应。Ruter公司自2023年起在奥斯陆Groruddalen组织的按需共享自动驾驶试验,进一步例证了该法可容纳近似私人汽车使用的用例。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挪威监管策略呈两阶段结构:第一阶段通过过程监管(process regulation)使技术"在社会中起作用";第二阶段通过未来永久立法(即技术监管)使技术"为社会起作用"。立法者设定的规范性导向在第一阶段被悬置,为试验组织者按自身用例愿景塑造技术发展留下空间,并可能引发不可持续的道路依赖(path-dependency)。研究人员据此提出双重可修正性原则——将决策可修正性与方向可修正性相结合——使监管机构能够并行而非顺序地处理实践关切与规范性关切。结论部分指出:挪威的监管策略虽看似负责任且意图良好,但其两阶段配置假定实践与规范性关切可以分离,而事实上二者不可分离;由于试验无法提供所要求的效应知识,该策略仅部分适合其目的。监管者必须理解受监管技术的关键特征,并应在技术纳入社会之前就使其初始功能符合规范性考量,而非将后者推迟至技术已被整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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