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主义的驱动因素与障碍:中国与美国样本的跨国比较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Drivers and barriers of digital nomadism: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 sampl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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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 DNs)将工作与旅行融为一体,为旅游目的地带来了机遇与管理挑战。本研究基于中国与美国的571名参与者,采用扩展版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将生活满意度、政策期望和旅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 DNs)将工作与旅行融为一体,为旅游目的地带来了机遇与管理挑战。本研究基于中国与美国的571名参与者,采用扩展版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将生活满意度、政策期望和旅行经历作为情境相关的前因变量加以考察。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显示,政策期望与意图的相关性最强,而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与当前数字游民状态的联系更为紧密。置换多组分析识别出四个显著的国家间差异:在中国样本中,旅行经历-PBC与PBC-当前状态的关联更强;而在美国样本中,PBC-意图与意图-当前状态的关联更强。研究发现将TPB情境化于数字游民主义背景下,揭示了动机、经历和政策相关关联在不同国家情境中的差异,有助于目的地针对定位、入导服务、流动性支持和社区融合制定策略,同时管理本地影响。
论文解读:数字游民主义的驱动因素与障碍——基于中国与美国样本的跨国比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 DNs)作为将工作与旅行深度融合的新兴生活方式群体,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壮大。其本质源于人类对更优工作机会的古老追求,但现代技术赋能下的“随处工作”(Work-From-Anywhere, WFA)理念已彻底改变了传统远程工作的固定地点模式。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劳动力对自主性与流动性的优先考量,也对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一流动群体为目的地经济注入活力并促进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其可能推高住房成本、改变本地经济结构,甚至引发伦理层面的担忧——强调个人自主性的游牧生活可能弱化对寄居社区的责任承诺。

既有学术研究虽已从社会文化、经济与心理维度对数字游民现象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多依赖定性方法(如访谈、民族志)或在线话语分析,鲜有基于理论驱动且量化实证的驱动因素识别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并针对数字游民情境进行扩展,考察生活满意度、政策期望与旅行经历三个情境相关的前因变量。研究旨在回答:什么驱动个体踏上数字游牧之旅,又是什么使其安于现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该研究于2024年9月通过Credamo和Prolific平台分别招募中国与美国参与者,共获取600份有效问卷(每国300份),经注意检查和质量筛选后保留571份(中国286份,美国285份)。研究工具在既有成熟量表基础上结合数字游民情境进行了改编和预测试,变量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测量,旅行经历为形成性复合指标,当前数字游民状态为二元结局变量。数据分析采用SmartPLS 4软件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并辅以置换多组分析(Permutation MGA)检验跨国路径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测量模型评估:信度与效度良好

反射性测量模型中,绝大多数因子载荷达到0.708的推荐阈值,Cronbach's α与组合信度介于0.700至0.950之间,平均方差提取值均超过0.50,满足内部一致性与收敛效度要求。判别效度通过HTMT矩阵评估,所有值低于0.85的保守阈值。形成性测量模型(旅行经历)中,四个指标的外部权重均为正且统计显著,方差膨胀因子低于3,显示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二)结构模型评估:核心TPB路径与扩展因素验证

结构模型的R2值:意图为0.48、当前状态为0.27,呈中等解释力。核心TPB路径方面,个体态度(H1: β=0.271)和感知行为控制(H3: β=0.141)均正向显著影响意图,而主观规范(H2)未达显著。扩展的前因变量中,政策期望是意图的最强预测因素(H6: β=0.346),同时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H7: β=0.317);旅行经历对意图(H8: β=0.198)和感知行为控制(H9: β=0.168)均有正向作用;生活满意度负向影响意图(H4: β=-0.166),但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控制(H5: β=0.332)。对于当前数字游民状态,感知行为控制的标准化关联(H10: β=0.200)大于意图(H11: β=0.089)。稳健性分析中,二元逻辑回归证实了上述核心关联的方向与显著性,且模型判别力优秀(AUC=0.845)。

(三)多组分析:中国与美国的差异化路径

置换多组分析识别出四条具有显著国家差异的路径:感知行为控制→意图的路径在美国样本中显著更强(Δβ=-0.170),而旅行经历→感知行为控制的路径在中国样本中显著更强(Δβ=0.164);感知行为控制→当前状态在中国样本中更强(Δβ=0.141),意图→当前状态的路径则在美国样本中更强(Δβ=-0.128)。

四、讨论与结论

在理论层面,该研究将TPB成功情境化于数字游民主义领域,揭示了制度性因素(政策期望)在此类生活方式选择中的核心地位,与传统休闲流动性场景形成鲜明对照。生活满意度的双重作用验证了“不满作为推力”与“满意作为资源”的双路径机制。感知行为控制与当前状态的紧密关联则凸显了实践能力在跨越意向-行为鸿沟中的关键作用。跨国比较进一步表明,中国样本中经历积累与可行条件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而美国样本中动机准备的作用更为关键。

在实践层面,研究为数字游民、服务提供商、目的地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与雇主提供了精细化建议。数字游民可通过短期流动试水积累经验信心;服务商应针对不同市场设计差异化的入导与社区融合策略;政策制定者需简化签证流程、优化税收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兼顾本地社区接纳与可持续性发展;雇主则应重视WFA实践与可携带福利,并关注游牧员工的心理健康与社会联结。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跨国比较中的国家成员身份不宜直接视为文化维度的代理变量;意图与当前状态为同时测量,无法确证因果方向。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或混合方法,深入探索数字游牧轨迹的动态演化与文化机制。研究总体表明,数字游民主义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偏好,更是由制度支持、个人经历与心理感知共同塑造的结构性现象,其健康发展需多方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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