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The effect of dynamic change in home-country institutions on emerging market firms’ speed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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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既有关于制度动态的研究揭示了制度变化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本研究探究制度不规则性(institutional irregularity),即制度变化状态中的极端偏离。通过整合动态制度观(dynamic institution-based view)与全
摘要:既有关于制度动态的研究揭示了制度变化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本研究探究制度不规则性(institutional irregularity),即制度变化状态中的极端偏离。通过整合动态制度观(dynamic institution-based view)与全球工厂框架(global factory framework),研究人员考察了新冠疫情制度不规则性对新兴市场企业(emerging market firm, EMF)在疫情暴发后首次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速度的影响,以及该企业疫情前OFDI范围(pre-pandemic OFDI scope)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对EMF疫情后首次OFDI的实证检验表明,母国制度不规则性加速了企业疫情后的OFDI,且这一效应部分地受到企业疫情前OFDI范围的调节。
论文解读:制度不规则性与新兴市场企业疫情后对外直接投资速度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制度动态性(institutional dynamics)是国际商务研究的重要议题。传统研究多从制度质量出发,比较不同时间点上制度水平的差异,以衡量制度发展的影响。然而,制度并非以恒定速度演进,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波动模式。既有文献已指出制度变迁具有非线性特征,包含“上升与下降”的反复过程,但较少关注制度变化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偏离(extreme deviation)。新兴市场企业(emerging market firms, EMFs)在复杂的母国制度环境中运营,必须同时应对多重制度压力;当母国制度与自身战略错配时,企业往往借助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来减少摩擦。然而,既有研究对制度偏离的刻画仍显不足,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情境下,各国防疫政策的频繁收紧与放松形成了高度波动的制度环境,为考察制度动态性提供了独特的研究窗口。
本文提出“制度不规则性”(institutional irregularity)这一概念,用以反映制度发展过程中规则偏离其正常水平的倾向,即在每一制度发展阶段中极端规则出现的频繁或稀疏程度。研究整合动态制度观与全球工厂框架(global factory framework),考察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母国新冠制度不规则性如何影响EMF在疫情暴发后首次OFDI的速度;第二,企业疫情前OFDI范围如何调节这一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25个新兴市场417家企业的面板数据集,时间跨度为2020年2月至2021年12月。OFDI数据来源于《金融时报》的绿地外资数据库和Refinitiv的跨境并购数据库,企业层面数据来自Refinitiv的Company Fundamentals数据库以及Bureau van Dijk的Orbis数据库,国家层面数据来自世界银行DataBank等地。样本筛选遵循多阶段程序:首先识别疫情暴发后两年内所有来自新兴市场的OFDI项目;其次剔除避税天堂目的地;再次仅保留企业疫情暴发后的首次OFDI活动;最后合并企业、行业和国家数据,并剔除缺失关键变量的观测值。
因变量为企业疫情后首次OFDI的发生与时间,采用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model)中的半参数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进行估计。自变量为母国制度不规则性,利用牛津大学新冠政府反应追踪系统(Oxford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中的治理、风险与合规指数(governance, risk, and compliance index, GRCi)计算每月峰度(kurtosis)来衡量;调节变量为企业疫情前OFDI范围,基于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编码计算企业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行业差异程度。为处理样本选择偏差和误差项聚类问题,研究人员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 IMR),并对国家-行业层面误差进行聚类调整。此外还控制了企业年龄、盈利能力、无形资产、疫情前OFDI速度、国际经验、行业增长、疫情制度质量、制度变化、制度幅度、制度方差、疫情死亡率、国家制度质量、不确定性规避和GDP增长等变量。
三、研究结果
3.1 主效应检验
Cox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制度不规则性对疫情后OFDI速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066, p < 0.05),支持假设1。这意味着制度不规则性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疫情后OFDI的概率提高约6.8%。当制度发展呈现频繁的极端偏离时,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既有战略选项失效,信息不对称加剧,迫使EMF更早开展OFDI以规避母国制度风险。
3.2 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2预测疫情前OFDI范围负向调节制度不规则性与OFDI速度之间的关系。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 = ?0.004, p < 0.05),表明疫情前OFDI范围越广的企业,制度不规则性对其疫情后OFDI速度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计算边际效应显示,当疫情前OFDI范围处于较低水平(取值为0)时,制度不规则性的边际效应为0.076(p = 0.012),显著为正;而当调节变量处于较高水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时,边际效应降至0.009(p = 0.784),不再显著。约82.55%的样本落入边际显著的区域内,为假设2提供了部分支持。
3.3 稳健性检验
研究人员进行了五组稳健性测试:第一,更换自变量测量方式,仅使用GRCi中的“严格性”(stringency)指标重新计算制度不规则性,并以不同行业编码数替代调节变量;第二,采用参数生存模型、互补双对数回归和Logit估计器三种替代估计方法;第三,引入第一阶段回归残差处理潜在内生性;第四,分别剔除医疗相关行业、仅保留跨境并购样本、仅保留绿地投资样本进行子样本分析;第五,以首次封锁和首例确诊病例作为替代起点重新估计生存模型。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主回归一致。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为动态制度观和全球工厂框架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首先,研究超越了以往对制度一致变化的关注,揭示了制度动态性不仅包含方向性变化,还包含对正常路径的极端偏离;制度不规则性构成制度动态的重要维度,显著影响企业国际化决策速度。其次,研究将全球工厂的网络化结构纳入分析,表明企业通过海外价值链内部化获得的战略灵活性能够缓冲母国制度不规则性的冲击;疫情前OFDI范围越广,企业越有能力通过多种信息和运营渠道维持韧性,而不必急于追加海外投资。第三,研究将疫情视为持续的制度作用力量,而非单一外部冲击,利用疫情制度数据的高频特性,为考察制度动态过程提供了实证基准。
从实践意义来看,企业应在内部化与外部化之间维持动态平衡,以增强面对制度动荡时的组织韧性;政府则应保持政策制定逻辑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降低企业适应制度的成本。研究局限在于仅聚焦OFDI这一战略响应,未涵盖其他国际化方式;数据来源依赖公开信息,可能存在测量偏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适度OFDI范围的作用机制,以及制度不规则性对其他国际化决策维度的影响。
2025年4月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