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成为法西斯主义:“Care-with”与微型相遇的政治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How not to become fascist: ‘Care-with’ and the politics of micro-encount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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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论始于一个不合时宜的命题:或许反法西斯主义与其说是关于针对性的抵抗与永恒的斗争,不如说是关于学习如何与陌生人共存共荣。借鉴Chan和Ho的“Care-with”概念以及Bratich的微型法西斯主义论述,研究人员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生产力与控制

  
本评论始于一个不合时宜的命题:或许反法西斯主义与其说是关于针对性的抵抗与永恒的斗争,不如说是关于学习如何与陌生人共存共荣。借鉴Chan和Ho的“Care-with”概念以及Bratich的微型法西斯主义论述,研究人员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生产力与控制的渴望而培养起来的。与这些倾向相反,酷儿舞池、女性主义观鸟群体以及中国的“推手”实践提供了短暂却意义重大的阻断。这些微型相遇并不必然承诺解放。它们做了一些不那么宏大却更加困难的事情:它们培养了能够共享一个世界的身体。在出现运动之前,先有运动着的身体。
本文发表于学术期刊《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研究背景源于当代社会中日益加剧的原子化趋势以及对生产力与控制的极致渴求,这种趋势在不知不觉中催生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型法西斯主义(microfascism,一种潜藏于日常微观实践与心理倾向中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传统的观念往往将法西斯主义仅仅视为国家机器的统治或极权主义的宏大政治事件,从而忽视了其在日常生活中悄然滋长的根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学术界与公众对于如何理解并抵抗这种渗透于日常生活、渴望主宰他者的微型法西斯主义缺乏关注;同时,在资本主义不断要求个体原子化并追求绩效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非功利性的连接以抵御这种趋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探讨微型相遇政治力的研究。研究提出,反法西斯主义并非仅仅依赖于有针对性的抵抗或永恒的宏大斗争,而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学习与陌生人共存共荣。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法西斯主义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生产力与控制的渴望而培养起来的;而通过非功利的微型相遇,可以培养出能够共享世界的关系性主体。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行动尺度从宏大的社会运动拉回到日常微型实践与身体伦理层面,为理解当代社会微观权力运作及构建替代性生活方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在研究方法层面,研究人员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定性民族志反思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未设置具体的实验室操作或样本队列来源,而是通过引入并拓展Chan和Ho的“Care-with”概念,结合Bratich关于微型法西斯主义的论述,构建了核心理论框架。研究人员基于自身的日常参与式观察与多个案例的场景梳理,选取了三个非传统的空间实践作为定性分析对象:贝尔格莱德酷儿俱乐部的舞池体验、北京的女性主义观鸟群体以及广州的“Energy Waving”推手练习集体。通过对这些微型相遇场景进行细致描绘与理论解读,研究人员提炼出非目的论导向的共在关系是如何打断日常控制欲与绩效逻辑的机制。

酷儿舞池与“福利狂欢”
研究人员通过考察夜总会与酷儿夜生活空间指出,尽管夜总会并非传统的地理学探究场所,但其在当代生产力危机与社交关系原子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提供了一个奇特的对照。在面临关怀危机的时刻,舞池的持续存在值得深入关注。酷儿舞池被视为一种关怀基础设施,关怀在此并非以方向性的形式自上而下地给予,而是通过身体共在、接近性与氛围横向涌现。历史上的酷儿夜生活在正式机构失灵时,如在HIV/AID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危机期间,通过提供安全性行为宣传与集体悲伤后的抚慰来维持社区运转。尽管舞池仍受种族、阶级与残障排斥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且并非必然的解放空间,但它通过短暂地悬置日常期望,允许身体在没有持续自我证明压力的环境下存在,从而构成了对“Care-with”的有力论证。

观鸟、推手与女性主义运动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女性主义观鸟群体与广州的推手实践,探讨了另一种微型相遇的政治力。观鸟要求参与者共同将注意力转向非功利性的外部世界,这具有深厚的女性主义历史背景。在北京,观鸟集体在正式组织渠道受限的时期,为参与者创造了建立女性主义连接与社区的机会,同时培育了一种无占有欲与无榨取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广州的“Energy Waving”集体在公园练习推手(tuishou,一种传统的双人身体对话与发力练习),其核心原则为“不丢不顶”,即既不撤离接触也不以暴力对抗。推手不以胜利为目的,而是致力于维持关系。这种实践帮助参与者克服社交焦虑、职业倦怠与慢性疼痛,从身体出发超越尴尬,重新组装身体与精神,使个体学习如何在接触、倾听中与他人保持共在。正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述,这种实践的魅力在于其能够“从身体出发并超越尴尬”。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强调了微型相遇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义。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种通过控制、生产与统治欲望所构成的日常习惯。因此,反法西斯的生活也必须在日常的微观实践中构建。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反法西斯生活并非一种宏大的解药,而是在凌晨的舞池、集体的观鸟活动以及推手的静默纪律中习得的。这些实践虽无法推翻威权主义或彻底解决关怀危机,却能培养出日益难以维持的能力,即保持在关系中的能力。在出现社会运动之前,先有运动着的身体;在出现团结之前,先有陌生人在学习如何共享一个世界。这或许正是“Care-with”最终所命名的——它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解药,而是一种共同成为他者模样的谦逊且持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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