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25年中国武汉市学生肺结核就医延迟趋势及危险因素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rends and risk factors of care-seeking delay among stud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Wuhan, China, 2012–2025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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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背景:学生结核病(TB)患者就医延迟对基于学校的结核病预防与控制构成重大障碍。此类延迟有利于结核分枝杆菌在高密度人群中传播,并常导致学校聚集性疫情暴发。本回顾性研究调查了中国武汉市学生结核病患者在14年间(2012–2025)就医延迟的流行率、时间趋

  
摘要
背景:学生结核病(TB)患者就医延迟对基于学校的结核病预防与控制构成重大障碍。此类延迟有利于结核分枝杆菌在高密度人群中传播,并常导致学校聚集性疫情暴发。本回顾性研究调查了中国武汉市学生结核病患者在14年间(2012–2025)就医延迟的流行率、时间趋势及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使用中国国家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N-TBIMS)的数据,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武汉市登记的所有学生肺结核(PTB)病例。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4,920例学生肺结核患者(中位年龄:19岁,IQR:17–21,男性占60.54%)。就医时间中位数为9天(IQR:3–21),37.72%的患者就医延迟≥14天。延迟比例在2012–2019年间稳定在约38.84%,2021年骤降至26.55%,2022年反弹至48.47%,至2025年达到55.57%。女性学生延迟比例急剧上升,2022–2025年间超过50%,而男性学生保持相对稳定。3–11岁儿童延迟比例最高(55.47%),2023年峰值接近80%。多变量分析确定关键危险因素:非汉族(OR=2.530,95% CI:1.702–3.763,p=0.001)、追踪发现模式(OR=2.875,95% CI:1.991–4.152,p=0.001)、转诊发现模式(OR=1.670,95% CI:1.174–2.376,p=0.004),以及相较于痰菌阴性,痰菌阳性(OR=0.869,95% CI:0.764–0.990,p=0.035)。12–17岁青少年(OR=0.499,95% CI:0.333–0.746,p=0.001)和18–22岁青年(OR=0.538,95% CI:0.362–0.801,p=0.002)的风险较3–11岁儿童低约50%。结论:武汉市37.72%的学生结核病患者存在就医延迟(≥14天)。COVID-19疫情产生双重影响:2020–2021年严格非药物干预(NPI)短暂降低了延迟,而疫情后卫生系统压力则推动延迟反弹并超过疫情前水平。研究揭示了四个独立的延迟危险因素:非汉族学生、3–11岁儿童、通过接触者追踪或转诊被动发现的病例以及痰菌阳性患者。亟需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学校症状筛查、转诊或追踪后快速诊断,以及学校、家庭和结核病防治机构的多部门协作,以减少延迟并防止学校聚集性疫情。
论文解读:武汉市学生肺结核就医延迟的14年趋势与危险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 PTB)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仍然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中国属于全球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2024年估计新发病例约69.6万例,发病率为49/10万。在这一高负担背景下,就医延迟延长了诊断前的传染期,在高密度聚集性场所(如学校和 workplaces)中放大传播风险,可能削弱结核病防控策略的有效性。学校尤其代表高密度环境,就医延迟导致的长期传染性可使结核分枝杆菌在易感学生中迅速传播,引发聚集性疫情,破坏学校防疫工作。就医延迟不仅妨碍疫情控制,还加剧个体健康恶化和不良社会后果。及时就医对于阻断校园传播链、减少学业中断、家庭经济负担和社会污名等后续影响至关重要。

武汉市是中国大型中心城市和重要教育枢纽,常住人口约1300万,其中学生超过230万。过去十年,武汉市每年报告新发肺结核病例5000–6500例,其中学生200–600例,占全部报告病例的4%–9%。2017–2022年间武汉市报告了54起学校暴发疫情。当地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学生肺结核患者就医延迟是这些校园暴发疫情的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普通人群中肺结核就医延迟已被广泛研究,但专门针对学生群体、尤其是COVID-19疫情等背景性干扰如何改变该群体就医行为的研究仍然有限。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武汉市2012–2025年学生肺结核患者就医延迟的14年趋势和危险因素,该时间段横跨疫情前后阶段,可评估公共卫生干扰如何影响就医模式。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National Tuberculo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NTBIMS),这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实时疾病报告系统。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武汉市登记的所有学生肺结核病例,共4,920例,年龄范围3–36岁,中位年龄19岁。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距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Mann–Whitney检验(两组比较)、Kruskal–Wallis检验(三组及以上比较),以及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延迟的影响因素,计算调整后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及95%置信区间。就诊延迟定义为出现主要结核病症状到首次就诊于正规医疗机构之间的时间间隔,以≥14天作为延迟判定标准。

三、研究结果

(一)学生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研究共纳入4,920名学生肺结核患者,男性占60.54%,汉族占97.84%,18–22岁年龄段占56.26%。地理分布上,近城区学生占71.95%。临床分类中,继发性肺结核占96.81%,初治病例占99.55%,痰菌阳性占36.15%。发现方式上,转诊为主要来源(72.03%),其次是追踪(20.08%)和直接就诊(3.58%)。

(二)学生患者的就诊时间
武汉市学生肺结核患者就医时间中位数为9天(IQR:3–21)。2020–2023年期间的就医时间显著短于其他两个时间段(H=38.459,p<0.001)。12–17岁和18–22岁年龄组的就医时间显著短于23岁及以上年龄组,尤其短于3–11岁年龄组(H=33.033,p<0.001)。男性就医时间长于女性(Z=–2.111,p=0.035)。非汉族学生就医时间显著长于汉族(Z=–4.826,p=0.001),远城区学生就医时间长于近城区(Z=–7.894,p<0.001),病原学确诊患者就医时间显著长于临床诊断患者(Z=–3.013,p=0.003)。追踪发现模式的患者就医时间在所有发现方式中最长(H=159.921,p<0.001)。

(三)学生患者就医延迟的比例
37.72%(1,856/4,920)的学生肺结核患者就医延迟≥14天,17.33%(853/4,920)延迟≥30天。2020–2023年延迟比例(34.74%)低于其他两个时间段(χ2=39.637,p<0.001)。远城区延迟比例(45.65%)显著高于近城区(34.63%)。3–11岁年龄组延迟比例(55.47%)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χ2=28.816,p<0.001)。非汉族学生延迟比例高于汉族(χ2=23.665,p<0.001)。追踪(51.01%)、主动筛查(37.14%)和转诊(35.05%)来源的患者延迟比例相对较高,不同发现来源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526,p<0.001)。

(四)就医延迟的时间趋势
2012–2019年间,延迟比例总体稳定,2019年为38.84%。2020–2021年骤降,2021年达到最低点26.55%。此后快速反弹,2022年升至48.47%,2023年为43.13%,2024年和2025年继续攀升至51.26%和55.57%。性别分层分析显示显著差异:女性学生延迟比例急剧上升,2022–2025年间超过50%;男性学生相对稳定,延迟率始终低于女性。

(五)就医延迟的年龄分布
3–11岁儿童延迟比例在2012年约为50%,为所有年龄组最高,2020–2021年下降至2021年约30%的低点,随后急剧反弹,2023年达到近80%的峰值。12–17岁青少年轨迹较为温和,2013年升至约40%后,2015年降至约25%,此后在30%–45%之间波动。2023年当其他年龄组延迟激增时,该组降至约36%,成为唯一延迟减少的组。18–22岁青年和23岁及以上人群在2022年前趋势相似,此后出现分化:18–22岁组至2025年稳步升至约55%,23岁及以上组攀升更陡,2025年超过70%,为最后几年所有组中最高。

(六)就医延迟的影响因素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2012–2019年为参照,2020–2022年延迟风险略有降低但无统计学意义(OR=0.855,95% CI:0.720–1.015,p=0.073);2023–2025年延迟风险显著增加53.6%(OR=1.536,95% CI:1.277–1.847,p<0.001)。以3–11岁儿童为参照,12–17岁青少年(OR=0.499,95% CI:0.333–0.746,p=0.001)和18–22岁青年(OR=0.538,95% CI:0.362–0.801,p=0.002)风险降低约50%。非汉族延迟风险为汉族的2.53倍(OR=2.530,95% CI:1.702–3.763,p<0.001)。发现方式上,以直接就诊为参照,追踪发现风险最高(OR=2.875,95% CI:1.991–4.152,p<0.001),其次为转诊(OR=1.670,95% CI:1.174–2.376,p=0.004)。痰菌阴性较痰菌阳性延迟风险低13.1%(OR=0.869,95% CI:0.764–0.990,p=0.035)。性别、诊断分类和治疗史无独立显著关联。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37.72%的延迟比例虽低于埃塞俄比亚(35天)、印度(16天)、葡萄牙(37天)、缅甸(21天)等国际水平,但鉴于学校高密度环境和聚集性疫情风险,仍值得高度关注。COVID-19疫情呈现双重影响:2020–2021年严格非药物干预(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包括每日症状监测、全员核酸检测和发热强制报告——无意中促进结核病早期发现;疫情后卫生系统资源重新配置的滞后效应、疫情疲劳和风险认知改变、以及人员流动恢复则推动延迟率反弹。女性学生的延迟急剧上升可能与疫情后针对女性的特定障碍或认知被放大有关。3–11岁儿童延迟率最高可能归因于家长感知风险低、儿童表达能力有限、以及儿科结核病诊断路径复杂。非汉族学生风险高可能源于结核病防治意识薄弱、语言障碍、担心停学或遣返以及宗教信仰影响。追踪和转诊发现病例延迟更长这一看似矛盾的发现提示这些机制捕获的是早期检测系统漏掉的已长时间有症状的病例,需要配套快速诊断确认和及时衔接治疗。痰菌阳性与更高延迟风险相关可能反映一种自我强化循环:延迟就医使细菌增殖,增加诊断时痰菌阳性的可能性。

研究结论为:这项14年研究发现武汉市学生肺结核患者就医延迟(≥14天)仍然普遍,影响37.72%的病例(中位数9天)。研究揭示四个独立危险因素:非汉族学生(OR=2.530)、3–11岁儿童(延迟比例55.47%)、通过接触者追踪(OR=2.875)或转诊(OR=1.670)发现的病例以及痰菌阳性患者。COVID-19疫情具有双重效应:2020–2021年严格非药物干预短暂降低延迟,而疫情后卫生系统压力推动延迟在2025年超过50%。减少延迟需要文化适配的健康教育、学校症状筛查、追踪/转诊后加速诊断,以及学校—家庭—结核病防治机构的协调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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