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How people evaluate anti-corona measures II—Lessons for future crise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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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
COVID-19大流行代表着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大流行本身及政府应对措施严重影响了全球民众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考察了人们如何依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要素(态度、主观
摘要翻译:
COVID-19大流行代表着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大流行本身及政府应对措施严重影响了全球民众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考察了人们如何依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要素(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以及四个社会领域(核心家庭、更广泛的家庭与朋友、工作同事、整体社会),评价主要的抗疫措施——户外活动限制、卫生建议与心理健康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这些评价在大流行进程中如何变化。此外,研究人员考察了对后期引入的疫苗接种的评价,并旨在识别人们评价这些措施的主观原因。据此,研究人员将大流行初期(2020年3–4月;n = 663)对早期抗疫措施的评价与约一年后(2021年1–3月;n = 577)的评价进行了比较。疫苗接种仅在第二个测量时期被考察。测量的方法论基础是复杂认知结构手段-目的理论(Means-End Theory of Complex Cognitive Structures),通过该理论确定了措施在社会领域与计划行为理论要素方面的知觉相关性与知觉质量。此外,研究人员通过开放性问题定性考察了积极与消极评价的主观原因。结果表明,人们的期望(主观相关性)随时间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免受冠状病毒及其后果的保护(态度)被认为比可实践性(知觉行为控制)更重要,而可实践性又超过满足他人期望的意愿(主观规范)。人们赋予核心家庭的相关性高于其他社会领域。在知觉质量方面,卫生建议获得最高评分,其次是户外活动限制与疫苗接种,而心理健康建议评分最低。所有质量知觉在大流行期间均有所下降。总体而言,结果提示,危机措施应具有明确目标、实质性收益、日常生活中的可实践性、科学证据基础以及清晰的解释。总之,人们偏好应对严重危机的简单(尽管未必容易)解决方案。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COVID-19大流行是现代史上罕见的全球健康危机,其本身及各国政府出台的防控措施深刻影响了全球民众的个体与社会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大流行不仅导致超额死亡(如2020–2021年全球超额死亡估计达1480万至1820万),还引发“长新冠”等长期健康问题,并显著加剧抑郁、焦虑、睡眠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国采取了以社交距离、限制户外活动、卫生建议及心理健康建议为核心的早期抗疫措施。随着2020年底疫苗问世,接种成为后期主要防控手段。然而,人们如何评价这些措施?其评价是否随时间变化?哪些主观原因驱动了积极或消极评价?这些问题对未来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措施有效性或依从性,较少从民众主观评价的纵向视角系统考察。研究人员此前于2020年开展了首项研究(Godbersen et al., 2020),但大流行的长期持续可能改变人们的认知与态度,因此需要纵向追踪。同时,疫苗作为新措施需纳入评价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抗疫措施评价中各要素(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社会领域的主观相关性与知觉质量如何随时间变化?疫苗评价如何?民众给出积极或消极评价的主观原因是什么?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标准化在线问卷,于两个时间点收集数据:研究1(2020年3月25日至4月15日,德国第一次封锁期间)获得663份有效问卷;研究2(2021年1月15日至3月7日,德国第二次封锁期间)获得577份有效问卷。样本均为德国FOM应用科学大学在职学生(兼职工作同时学习),研究1平均年龄26.73岁(SD = 5.03),研究2平均年龄26.30岁(SD = 4.73),性别分布近似,统计检验显示两次样本在年龄与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测量工具基于复杂认知结构手段-目的理论(Means-End Theory of Complex Cognitive Structures),采用0–100连续评分量表评估各模型要素的主观相关性(0=不重要,100=非常重要)与知觉质量(0=不好,100=非常好)。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三个要素被操作化为:态度(免受冠状病毒及其后果的保护)、主观规范(满足他人期望的意愿)、知觉行为控制(措施的可实践性)。四个社会领域为核心家庭、更广泛的家庭与朋友、工作同事、整体社会。研究者通过公式计算中间层与最高层的质量(加权平均值),并依据质量与(总)规范值矩阵推导规范策略(norm strategies)。研究1考察户外活动限制、卫生建议、心理健康建议;研究2额外考察疫苗接种。纵向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定性分析遵循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传统,采用Godbersen(2024)的定性分析与模型开发指南,进行开放编码、轴向编码与选择性编码,并计算各类别提及频率(占参与者百分比)。此外,还测量了信息感知水平、信息来源重要性、对政府与研究机构信息的感知质量及感知威胁等附加变量。
**研究结果**
**主观相关性与(总)规范值**
两项研究中,态度(保护)的主观相关性最高,其次为知觉行为控制(可实践性),主观规范(满足他人期望)最低。社会领域中,核心家庭的相关性始终高于其他三个领域。从研究1到研究2,大多数构念的经验值显著下降(唯主观规范及其子元素核心家庭与工作同事除外);主观规范的规范值显著上升,而知觉行为控制的规范值显著下降。但变化幅度均不显著,且多数构念的(总)规范值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人们的期望结构在大流行期间保持相对稳定。
**知觉质量**
所有早期措施(户外活动限制、卫生建议、心理健康建议)及其子元素的质量评分均显著下降。户外活动限制的总体质量从76.09降至62.99,心理健康建议从68.07降至49.36,下降幅度较大;卫生建议从80.11降至74.05,降幅较温和。研究2中,卫生建议评分最高(74.05),其次为户外活动限制(62.99)、疫苗(61.80),心理健康建议最低(49.36)。各社会领域的质量变化模式未呈现统一规律。
**规范策略**
基于研究2的数据,高优先级需提升有效性的元素包括:态度在核心家庭、更广泛家庭与朋友、工作同事、整体社会四个领域;知觉行为控制在核心家庭与整体社会领域。低优先级需提升有效性的元素涉及知觉行为控制在更广泛家庭与朋友、工作同事领域,以及主观规范在所有领域。部分元素在研究中从“维持高优先级”转变为“提升高优先级”,提示大流行期间质量下降导致优化需求增加。对疫苗而言,高优先级需提升的是知觉行为控制在核心家庭与整体社会领域;高优先级需维持的是态度在全部四个领域。
**定性分析**
积极评价归纳为三个主类别:一般积极评价(措施有效/有意义、因数据/专家/官方批准而有效、最佳已知方案)、目标导向积极评价(保护个人、保护社会/他人/风险群体、快速恢复正常生活)、执行导向积极评价(解释清楚/易于理解、可实践/不过度限制、不仅大流行期间有益、因呼吁理性无效而需强制)。高频提及的子类别包括“措施总体有效/有意义”“措施是快速回归正常生活的手段”“措施可实践/不过度限制”“措施不仅在疫情期间有益”。批评归纳为六个主类别:一般批评(无效/无意义、因数据/研究无效、未经充分研究/测试/思考)、范围批评(应加强/提前、过度/过严/过长、应一次硬封锁后重新开放)、具体规则批评(特定规则无效、规则矛盾、应区域化、应全国统一)、执行批评(知识/透明度低、难接受/遵循/疲惫、他人不遵守/需更严格执法、接种组织差)、副作用批评(影响生活质量/心理健康、限制自由、经济损害、未知长期副作用)、个体性与特殊性批评(通用方法无效/应个体化、过于肤浅/不具体/对严重受影响者无帮助、无法弥补社会处境)。高频批评包括“措施总体无效/无意义”“未经充分研究/测试”“应加强/提前”“特定规则无效”“知识/透明度低”“规则难接受/遵循/疲惫”“他人不遵守”“过于肤浅/不具体”等。
**附加变量**
感知信息质量从69.16降至64.12(p < 0.05);对政府信息质量的评价从64.30降至57.19,对研究人员/机构信息质量的评价从69.84降至57.08,均显著下降。作为信息来源,核心家庭和更广泛家庭与朋友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传统媒体重要性显著下降。感知威胁方面,仅对核心家庭的威胁感知显著上升。
**总结讨论**
研究表明,人们对抗疫措施的核心期望在一年内保持稳定:保护效果(态度)最重要,可实践性(知觉行为控制)次之,社会压力(主观规范)最不重要;核心家庭是首要关注的社会领域。然而,所有措施的质量评价均显著下降,可能源于两种机制:一是长期危机导致的“磨损效应”,慢性压力使人们更消极地评价措施;二是措施本身在设计、执行与沟通上确实存在不足,如规则复杂、疫苗接种启动缓慢、政府沟通质量下降等。定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民众对清晰目标、实质效果、可实践性、科学基础与透明沟通的诉求。从民众视角看,危机应对措施应当“简单而有力”(simple and strong),但“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需要精心设计、科学依据与清晰沟通。研究者指出,本研究仅考察了COVID-19这一特定危机,结论推广需谨慎;未来可研究其他历史危机,探讨“简单”与“复杂”方案的心理效应,并进行多国比较与更具代表性的样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