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Feminist post-foundat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urban: Care, embodiment, and the everyday political
编辑推荐:
本文通过将关注焦点从断裂转向再生产、从壮观事件转向维系集体生活的日常劳动,发展了对后基础城市地理学(post-foundational urban geography)的女权主义重构。研究人员并未拒绝后基础政治理论,而是通过关怀(care)、具身性(embod
本文通过将关注焦点从断裂转向再生产、从壮观事件转向维系集体生活的日常劳动,发展了对后基础城市地理学(post-foundational urban geography)的女权主义重构。研究人员并未拒绝后基础政治理论,而是通过关怀(care)、具身性(embodiment)与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女权主义地理学,重建了其偶然性(contingency)、异见(dissensus)与政治主体化(political subjectification)等核心概念。通过凸显构成政治生活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具身性、情感性与物质性维度,本文论证女权主义地理学扩展而非放弃了后基础主义计划,为城市政治生活如何被构成、维系和转化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
**女权主义后基础城市地理学:关怀、具身性与日常政治的再理论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后基础政治思想(post-found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兴起于二十世纪后期,是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基础主义倾向的批判性回应。Laclau、Mouffe、Rancière等思想家尽管哲学传统各异,但均主张社会秩序不存在终极基础,一切社会—空间安排都是偶然的、局部的且向争辩开放的。Marchart(2007)将这一思想谱系整合为"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地理学者将后基础政治理论引入城市研究,用以阐释异见与抗议如何不断扰动城市生活,围绕反紧缩抗议、公共广场占领以及女权主义、酷儿和环境正义运动等"事件性"地理展开了丰富分析。然而,既有研究往往锚定于壮观与事件性维度,较少理论化那些使此类时刻成为可能的更安静、更缓慢的再生产劳动——即关怀、维护与相互依赖。研究者指出,城市政治不仅存在于诉求与抗议的实践之中,也存在于支撑这些运动的物质基础设施之中,更展开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实践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缺口,本文提出以女权主义地理学重读后基础政治思想,将政治重新理解为一种持续的、具身的、关系性的世界建构劳动。
**二、研究内容、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构建了女权主义后基础城市地理学(feminist post-foundational urban geography)的理论框架,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重新定向展开:其一,将异见重新定义为一种关怀的政治与实践;其二,将主体化重新概念化为具身性与情感性过程;其三,将偶然性重新阐释为关系性相互依赖的生存条件。研究者论证,女权主义地理学并非悬置后基础主义的核心概念,而是通过将其植根于政治主体、诉求与集体生活得以构成的生产性与关系性条件之中,扩展并重建了后基础主义计划。该论文发表于《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理论性论文,不涉及实验或实证数据收集。研究者采用批判性文献综合与概念分析方法,对后基础政治理论(以Laclau、Mouffe、Rancière、Marchart为代表)、女权主义地理学(以Federici、Massey、Butler、Tronto、Puig de la Bellacasa为代表)及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既有研究展开系统对话与理论综合,并辅以对住房占屋运动、互助网络、食物银行等经验研究的批判性参照,以支撑其概念重构论证。
**四、研究结果**
**(一)作为关怀的异见(Dissensus through care)**
研究者通过重新审视Rancière的异见概念,论证异见不仅体现为对既有秩序的打断,也可以经由维系生命的劳动与重组相互依赖关系来实施。关怀实践——如保障住房、准备食物、满足情感需求——当其打断主导性的价值与可见性分配时,即可被理解为异见性实践。研究者同时强调关怀并非天然具有政治性:同一实践既可以填补治安秩序(police order)的缺口,也可能挑战其可见性与价值分配,其政治品格取决于实践如何被接合(articulation)为一项主张。
**(二)作为具身性与情感性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 as embodied and affective)**
研究者综合Butler、Ahmed、Haraway等学者的洞见,论证政治主体化不是一个纯粹话语性过程,而是由关怀、社会再生产与相互依赖的基础设施所支撑的具身性过程。政治主体通过浸没于关怀、关系性依赖与脆弱性之中的身体而出现。这一框架将主体化保留为去认同化(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但强调该过程受到物质与情感条件的制约——不同身体在政治空间中得以出现的能力并不平等。
**(三)作为相互依赖的偶然性(Contingency as interdependence)**
研究者将后基础主义的偶然性概念与女权主义的脆弱性、相互依赖理论相结合,论证偶然性不仅是本体论条件,更是被日常关怀劳动所维系和经验的生存状态。社会缺乏终极基础这一事实,不是政治的否定条件,而是政治可能性的生成条件。借鉴Barad的"虚空"(void)概念,研究者将后基础主义的虚无概念重新阐释为一个由关怀与再生产劳动持续承载和激活的生成性条件。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回应了关怀何时构成异见而非再生产治安秩序这一核心问题。研究者主张,区分政治与治安的关键不在于实践内容,而在于其政治接合方式:一项关怀实践当其被接合为一项主张、坚持那些维系集体生活的劳动的可见性、拒绝治安秩序对"谁被关怀、谁的脆弱性被承认"的分配时,即成为政治性的。研究者强调,政治转型发生于接合成功之时——即日常实践的异见潜能被实现、关怀成为诉求、再生产劳动的再分配打断既有感性分配之时,这一过程既可以是缓慢渐进的,也可以集中于断裂时刻。结论部分指出,女权主义后基础政治理论并非后基础主义加上女权主义补充,而是通过展示偶然性、异见与政治主体化与集体生活得以维系的再生产性和关系性条件密不可分,从而重构了后基础主义计划。该框架能够同时解释壮观与平凡、打断与再生产,为城市政治生活如何被构成、维系和转化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并呼吁以维护伦理与相互依赖政治作为更包容的城市未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