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Data & Society》:Commodifying compass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ech for good
编辑推荐:
数字和数据驱动型技术正在改变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凭借更快、更高效、更准确的援助交付承诺,这些技术通常由援助组织与私营科技公司合作设计和实施。因此,“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人道主义领域,大型科技公司在此领域致力于为人类问题创
数字和数据驱动型技术正在改变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凭借更快、更高效、更准确的援助交付承诺,这些技术通常由援助组织与私营科技公司合作设计和实施。因此,“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人道主义领域,大型科技公司在此领域致力于为人类问题创建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并将其商业利益和战略与人道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然而,尽管围绕商业和数据驱动的援助解决方案存在乐观情绪,其实际效力和价值仍值得怀疑,尤其是对于那些本应从中受益的人群。本特集探讨了数据化(datafication)如何作为“科技向善”在人道主义和发展环境中运作。具体而言,研究人员追踪了“科技向善”倡议如何将同情心商品化,其方式是在追求效率和问责的过程中重新配置谁被授权行动、谁的知识被计入、谁的劳动变得隐形。在这篇引言中,研究人员简要介绍了企业和数字技术在全球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中角色变化的背景,并引入“商品化同情”(Commodifying Compassion)作为理解当今“科技向善”的概念透镜。基于上述工作,并以本特集各篇文章为基础,研究人员描绘了“科技向善”如何作为商品化同情的一种特定数字化配置而出现。本文是“数字时代中的同情心商品化”特集的一部分。如需查看该特集全部文章的完整列表,请点击此处:https://journals.sagepub.com/page/bds/collections/commodifying_compassion
**论文解读:数字时代的科技向善与同情心商品化**
**背景与问题**
数字化和数据驱动技术正深刻改变人道主义与发展领域。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凭借平台、云计算和数据分析能力,已取代传统工业巨头成为当代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数据被提取、聚合和货币化,形成新型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批判性数据研究称之为“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或“技术殖民主义”(technocolonialism)。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如何被动员用于“帮助”他人,尤其是人道主义救援与发展援助场景。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重塑了援助治理:政府削减预算、强调市场机制、要求可测量的结果和问责制度,导致援助机构日益依赖量化指标和大数据。私营企业从单纯的承包商转变为解决方案创新者,与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形成新型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科技向善”被构建为一项商业与人道事业融合的政策领域,但其对真正受益者的实际价值仍存疑问。因此,这篇特集引言旨在揭示“科技向善”如何将同情心商品化,并分析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劳动分工。
**研究内容与意义**
研究人员作为特集编辑,提出了“商品化同情”(Commodifying Compassion)这一概念透镜,并通过整合本特集的七篇论文,从行动者、技术、实践、意识形态四个维度系统绘制了“科技向善”的图谱。研究指出,“科技向善”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而是将道德情感嵌入商业与数据基础设施之中,使同情本身成为可提取和增值的资源。该研究填补了批判性技术研究与发展研究之间的空白,将关于数据化、平台资本主义的讨论延伸至跨国人道主义领域。论文发表在《Big Data》杂志(实为《Big Data & Society》特集),为理解数字时代的人道主义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主要技术方法**
本文为理论性与综述性研究,未采用实验或实证技术方法。研究人员主要运用批判性文献综述、概念建构以及特集案例的综合比较分析,梳理了数据化、平台经济、人道主义创新、品牌援助等既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商品化同情”的概念框架。同时,通过对特集各篇文章中涉及的区块链、生物识别、遥感、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案例进行跨文本分析,归纳出共性与差异。该方法强调话语批判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没有具体的样本队列或实验操作。
**研究结果**
**行动者(Actors)**:特集文章显示,“科技向善”领域包含大型平台和云公司、小型技术供应商、国际组织与双边捐助者、实施数字工具的NGO、会计师事务所与数据中介,以及作为干预对象的受援者和受影响人群。例如,Cookson和Carlitz、Diepeveen等以及Atal和Mondliwa的文章表明,企业行为者设定了数字基础设施的构建和治理规则;而Harb、Cookson和Carlitz则指出,传统援助机构仍保持核心作用,同时主动采用并改造商业数字工具;Pong和Prasse-Freeman以及Harb进一步揭示,受援者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规避、抵抗或被迫适应数字系统。
**技术(Technologies)**:特集涉及的数字化技术极为广泛,包括基于平台的筹款与社交活动、生物识别与数字身份系统(用于难民登记)、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用于援助追踪与环境监测)、无人机和卫星遥感(用于灾害响应),以及绩效追踪仪表盘等。研究强调,这些技术不仅依赖狭义的用户数据,还依赖行政记录、卫星影像、金融交易和环境数据。Pong和Prasse-Freeman指出,缅甸的救援区块链和无人机技术同时被暴力冲突方利用;难民营和灾区成为数字技术的试验场。其双重逻辑是:数字工具承诺效率、可扩展性和客观性,同时将数据捕获和计算治理扩展至人道主义领域。
**实践(Practices)**:在机构层面,黑客马拉松、编程训练营和创新挑战赛盛行,旨在筛选可计算化的解决方案。在实施层面,人道主义机构整合数字追踪和分析系统以满足捐助者对测量和问责的要求,例如Diepeveen等对索马里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数据成为决定谁获援助、如何界定效能的核心。在日常实践层面,受援者承担大量隐形劳动:Harb发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无偿进行“修复工作”以修补破碎的数字援助系统;Tsingou的评述揭示了“女性科技”(femtech)应用提取全球北方女性健康数据,却以援助全球南方女性为名;Cookson和Carlitz则分析了脸书(Facebook)收集性别不平等数据、联合国内部依赖该数据的案例。这些劳动均呈现显著的性别化特征。
**意识形态(Ideologies)**:支撑上述行动者、技术和实践的是强调效率、问责、量化与自动化的叙事。社会审计不仅在非营利领域也在营利性社会项目中激增,要求援助机构大规模收集和处理数据,并投资复杂分析技术以量化“成功”。Diepeveen、Harb以及Atal和Mondliwa均质疑大数据实践与可量化性、可追溯性等同于有效性和问责制的假设。例如,南非社交媒体平台与银行合作承诺金融包容,实则与剥削和提取并存。这些研究共同揭示,“效率”和“问责”话语如何掩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总结讨论与结论**
本特集的贡献在于将“科技向善”置于人道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交叉点上,批判性审视其后果。研究人员指出,科技向善虽继承了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ICT4D)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传统,宣称同时造福商业和社会,但其实际主要受益者是企业自身。这体现为一个悖论:科技向善动员关怀、赋权和公共价值等道德词汇,却将人道主义更深地嵌入数据驱动的资本主义逻辑。数字媒体承诺拉近物理距离,实则引入了新的数字距离和中介,加剧了技术开发者、援助人员与受援者之间的鸿沟。然而,特集也反对单一的悲观解读,数字工具可能开启新的参与和资源分配形式。因此,必须同时关注科技企业的权力作用和数据密集型实践,以超越对企业权力或技术方法的单一分析。
研究结论可总结为:科技公司如Meta、微软和谷歌处于人道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纠缠的前沿,其“科技向善”解决方案——从难民安置应用到区块链身份系统——进一步模糊了二者界限,并依赖大数据实践。这些应用既利用全球南方边缘化群体的数据,也利用全球北方捐助者的数据。倡导者声称科技向善比传统机构更高效,但特集七篇文章证明,科技向善虽整合了ICT4D与CSR传统,却主要使企业获益。它制造了技术人员与使用者之间的数字距离,并掩盖了核心商业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因此,科技向善的崇高话语无法兑现其社会收益承诺,反而强化了数据驱动的资本主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