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Data & Society》:Demystifying big data in China: Infrastructure, labour and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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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大数据的讨论大多仍徘徊在威权威胁的恐惧与发展替代的梦想之间。此类神话化将中国的技术发展简化为一个由单一国家主导的总体规划,掩盖了这些数据基础设施所依赖的劳动、摩擦和权力关系。借鉴基础设施研究,本专题将数据基础设施视为关系性、偶然性和社会—物质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大数据的讨论大多仍徘徊在威权威胁的恐惧与发展替代的梦想之间。此类神话化将中国的技术发展简化为一个由单一国家主导的总体规划,掩盖了这些数据基础设施所依赖的劳动、摩擦和权力关系。借鉴基础设施研究,本专题将数据基础设施视为关系性、偶然性和社会—物质安排,数据化(datafication)通过这些安排维系资本积累、治理与权力。本专题汇集七篇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文章和一篇评论,考察来自中国境内以及与中国的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劳动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数据,范围涵盖从人工智能(AI)标注产业到智慧农业、乡村治理和环境行动主义,以及中国网络和平台向全球南方的扩张。综合这些贡献,本社论主张,用“基础设施资本主义”(infrastructural capitalism)概念来框定这些相关过程,可具体说明权力如何通过国内及海外基础设施被生产、行使和争夺,从而将讨论推进到超越单一“中国模式”的层面。以中国为案例和起点,本专题还为更广泛地理论化跨越技术发展制度的基础设施资本主义政治奠定了基础。本文是“基础设施、劳动与社会变革”专题的一部分。要查看该专题的全部文章列表,请点击此处:https://journals.sagepub.com/page/bds/collections/infrastructure_labour_social_change?pbEditor=true
近年来,围绕中国大数据的公共与学术讨论常陷入两极:一方面担忧威权监控,另一方面憧憬另类发展道路。在流行和政治话语中,数字基础设施及其实践被笼罩在威权威胁与发展替代的两极化想象里。批评者将中国视为技术反乌托邦,例如美国媒体将社会信用体系描绘成奥威尔式全景监狱;中国官方则自我塑造为“中国模式”的提供者。这些神话化都掩盖了基础设施所依赖的劳动、摩擦和权力关系。为突破这一困境,本研究以基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为理论视角,将数据基础设施理解为关系性、偶然性的社会—物质安排,而非中性的技术物,并致力于通过经验研究揭示其复杂面貌。Simone(2004)的“人作为基础设施”和Pun(2024)的“劳动的基础设施权力”等概念,为关注数据工人、数据主体和行动者提供了理论资源。这是开展本研究的核心动因。
为此,研究人员作为《Big Data & Society》期刊“基础设施、劳动与社会变革”专题的编者,召集了七篇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论文与一篇评论文章,涵盖人工智能标注产业、智慧农业、乡村治理、环境行动主义以及中国数字网络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扩展等议题。专题作者群体通过多地点民族志、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混合方法等质性研究路径,分别在中国国内(如成都、沈阳、长沙、古田、北京等地)以及加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场域收集经验材料。这些方法强调从行动者实践中理解数据基础设施的建造、维护与争夺。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国家层面对数据基础设施的推动,如“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数字中国”等政策框架,以及2020年国务院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构成了研究的重要背景。专题中的实证文章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民族志方法,以考察不同可见性程度的基础设施如何形成并常规化,从壮观的数字丝绸之路到隐蔽的AI标注劳动,并追问其如何以及在何种政治目的下被(不)可见化。
研究结果围绕三个子主题展开。
(1)数据劳动:AI生产背后(Data Labour Behind AI Production)。Fu和Lin(2026)通过多地点民族志和访谈考察了中国的数据标注产业,发现国家、市场与劳动者逻辑共同将数据标注重塑为国家主导数字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而非简单照搬全球外包模式。这一正规化虽使标注员获得合同认可,却未带来工作稳定和自主性。Xia和Wu(2025)基于三年田野调查绘制了AI数据标注生态系统:中央政府在根部,地方政府与技术资本的互动构成树干,多个残疾人组织形成枝条,而残疾标注员则处在叶片的边缘位置,既获得新型包容也暴露于更大脆弱性。
(2)用于社会变革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与实践(Big Data Infra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for Social Change)。Zhang和Lan(2026)以古田菌菇产业为案例,分析大数据如何被调动用于改造地方产业,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实践重构了土地所有权,强化了国家权力,并促进新形式的资本积累;数据在此既是投机性资产也是政治工具。Min Zhou(2025)在中国数字乡村战略全国试点考察数字治理转型,发现数字网格治理依赖基层干部日常的数据采集与关系劳动。在实践中,所谓大数据赋能的治理更多呈现为行政业绩的象征性表演,而非提升治理效率的实用工具。Yu Sun(2026)通过对北京一家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展示中国环境数据行动主义的数据策略,其特点为关系性与非对抗性,组织在体制内空间中寻求改变。
(3)数据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Data Infrastructures)。Miao Lu(2026)通过对加纳一个大型农村电话项目的田野调查,揭示华为作为承包商参与其中时面临的多层技术政治:加纳国家将数字鸿沟政治化以巩固自身合法性,而华为则刻意去政治化以在紧张地缘中维护企业利益。两者共同塑造了“最后一英里”数据化的矛盾形态。Weidi Zheng(2025)运用混合方法追踪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数字平台的海外扩展并非“中国模式”的平滑复制,而是一个受国内优先事项与国际动态交叉影响、不断调整的反应性过程。两项研究共同说明,中国基础设施资本主义在海外同样面临多主体协商和争夺。
讨论与结论方面,研究人员指出,本专题通过田野调查使通常不可见的数据基础设施和劳动得以显形,从而消解了对中国数据化的迷思,并识别出中国技术发展与“多数世界”(Majority World)其他地区之间的共性。本专题并未停留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上,而是借助“基础设施资本主义”概念将权力生产、行使与争夺的机制纳入分析视野。基础设施资本主义可被视为对生产过剩和合法性危机的回应,尤其体现于2008—2009年大衰退之后中国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国家与企业大规模建造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该概念之所以超越“中国模式”,在于:现有叙述常假设基础设施创造影响却未具体说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