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Communication》:Believing What We Want? Myside Bias and the Role of Open Science Practices in Public Trust i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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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可能不仅取决于研究的质量,还取决于非专业受众对相关主题的态度。尽管开放科学(Open Science, OS)实践旨在传递可信度,但其对非专业受众的影响仍不清楚,尤其是在科学上存在争议的议题中。在这项预先注册的奥地利研究(N = 1,083)中
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可能不仅取决于研究的质量,还取决于非专业受众对相关主题的态度。尽管开放科学(Open Science, OS)实践旨在传递可信度,但其对非专业受众的影响仍不清楚,尤其是在科学上存在争议的议题中。在这项预先注册的奥地利研究(N = 1,083)中,一般科学信任(general trust in science)和我方偏差(myside bias)强烈预测了对某些科普摘要的信任,而明确的开放科学线索未显示出效应。探索性分析表明,参与者对科学的乐观观念也与更高的信任相关。总体而言,相对于与透明度相关的线索,偏差信念对科学信任的影响似乎更大。
本研究聚焦于公众对科学文本信任的决定因素,论文发表在《Science Communication》。在科学传播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公众为何信任某些科学发现而不信任另一些?已有研究表明,信任不仅取决于研究的客观质量,还受个体既有态度和观念的影响。然而,当科学发现本身存在争议时,透明度相关线索(如开放科学实践)能否调节这种信任,仍缺乏实证证据。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预先注册的奥地利在线实验,以两个典型争议性主题——性别敏感语言(gender-sensitive language, GSL)和补充与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为材料,考察我方偏差(即个体依据自身态度评估证据的倾向)、一般科学信任、议题争议性以及沟通中是否明确提及开放科学实践(OS)对信任的交互作用。
该研究在奥地利招募了具有配额代表性的样本(N = 1,083),参与者阅读基于真实同行评议研究撰写的科普文本,每篇文本分别呈现中性、支持自身立场或反对自身立场的发现,并随机附加或不附加开放科学实践说明。信任度通过三道题目测量,态度量表用于代表我方偏差。研究发现,明确沟通开放科学实践既没有主效应,也未与我方偏差或议题争议性产生交互作用,表明这类透明度线索在科普摘要中未能有效增强信任。相比之下,我方偏差显著影响信任:参与者更信任与自身态度一致的发现,而更加怀疑相反发现,该模式在CAM主题上尤为明显。一般科学信任则是最强的预测因子,且能够削弱我方偏差的效应。探索性分析还显示,参与者普遍高估了科学家共享数据和预注册的频率,并认为这些做法会增加研究的信任度。
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预先注册的在线实验设计,使用LimeSurvey平台,在奥地利招募配额代表性样本(N = 1,083,其中GSL主题540人,CAM主题543人,平均年龄51岁,48%男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关于中性主题、GSL或CAM的科普文章,文章基于真实研究撰写,并在文末操纵是否提及开放科学实践(数据共享或预注册)。主要测量工具包括:3个条目的文本信任量表、态度量表(GSL或CAM)、一般科学信任量表(PUTRUS)及开放科学观念问卷。数据分析采用混合方差分析(mixed ANOVA)和线性模型,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以下为研究结果。
确认性分析(Confirmatory Analyses):为检验开放科学实践的主效应(H1)与交互效应(H2),研究人员对GSL和CAM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了混合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文本类型(中性、确认、不确认)、开放科学实践、我方偏差三者之间不存在显著三向交互,也不存在涉及开放科学实践的交互或主效应。因此,关于开放科学实践能够提升信任的假设均未获得支持。
主题GSL(Topic GSL):排除开放科学实践因素后,简化模型显示文本类型与GSL态度存在显著交互(η2p = .016, p < .001)。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参与者对GSL态度越积极,对支持GSL有效性的文本信任度越高(β = 0.118, p < .001),而对否定该效果的不确认文本信任度较低。这一模式与确认性假设一致,但其趋势并非完全线性。
主题CAM(Topic CAM):针对CAM主题,文本类型与CAM态度之间同样存在显著交互(η2p = .041, p < .001),且效应量更大。高CAM态度的参与者对支持CAM有效性的文本信任度显著更高(β = 0.240, p < .001),对否定其效果的文本信任度则明显降低。相较GSL,CAM主题中的我方偏差效应更为突出。
一般科学信任(General Trust in Science):将一般科学信任(PUTRUS)纳入模型后,该因子表现出最强的预测作用(在GSL和CAM模型中βs ≥ 0.332, ps < .001),支持了假设H3。一般科学信任水平越高的参与者对所有三类文本的信任度均越高,并且加入该因子后,文本类型和我方偏差的解释力有所减弱。
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 Analyses):参与者普遍认为研究者会在大多数研究中共享数据或进行预注册(M = 5.56, SD = 1.09),并将这些行为视为增加信任的因素(M = 5.21, SD = 1.06)。这些观念与文本信任度呈正相关,但现实中预注册和数据共享的普及率远低于参与者预期。
讨论部分指出,开放科学实践在科普文本中的明确表述并未带来信任增益,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已默认研究者会采用这些做法,故额外提及仅构成“默认期待”而非信任线索。相反,我方偏差和一般科学信任才是关键决定因素,且前者在争议性话题中尤其重要。研究也承认,选择争议性主题可能限制结论向非争议领域的推广;对开放科学信息的操纵较为微妙,未来可提供更详细的解释;对科学观念的操作化仅集中于开放科学实践,未涵盖其他科学过程特征。总之,研究结论可翻译为:本研究考察了公众对科学发现的信任的决定因素,发现科普文本中沟通开放科学实践对信任的塑造没有实质性作用。相反,针对特定发现的我方偏差,以及个体对科学的一般信任,显示出更大的解释力。这些结果表明,先前的信念和对科学的更广泛态度是外行人士评估科学证据的核心,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和健康科学中以人为中心的争议性问题时。虽然开放科学实践对于研究质量和诚信仍然至关重要,但在科普摘要中明确提及本身似乎不足以抵消先前信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