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g and Alcohol Review》:Migrant Background Youth and Hazardous Drinking: Drinking to Fit Into Australi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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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言部分,研究人员提出,移民背景青年可能存在与文化适应相关的饮酒原因,并探讨了文化适应差距冲突(acculturative gap conflict)和感知饮酒文化(perceived drinking culture)在预测危险饮酒(hazardous d
在引言部分,研究人员提出,移民背景青年可能存在与文化适应相关的饮酒原因,并探讨了文化适应差距冲突(acculturative gap conflict)和感知饮酒文化(perceived drinking culture)在预测危险饮酒(hazardous drinking)中的作用。研究人员考察了近端文化适应饮酒原因,即为了融入澳大利亚文化而饮酒(drinking to fit into Australian culture)以及为了应对父母/社区期望而饮酒(drinking to cope with parental/community expectations)。
在方法部分,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共有470名参与者(年龄范围18–25岁)。分析了报告曾尝试饮酒的参与者(n = 383;65%为女性,71%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来自与澳大利亚相似饮酒环境的人群和来自不同饮酒环境的人群。
在结果部分,使用分层逻辑回归(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研究人员发现危险饮酒的预测因素包括饮酒动机(应对——OR = 2.28,95% CI [1.57, 3.32],p < 0.001;增强——OR = 2.22,95% CI [1.50, 3.29],p < 0.001)以及为融入社会而饮酒(OR = 1.47,95% CI [1.04, 2.08],p = 0.028)。与来自不同饮酒环境的人相比,来自与澳大利亚相似饮酒环境的人处于危险饮酒水平的几率增加(OR = 0.44,95% CI [0.23, 0.83],p = 0.011)。该模型正确分类了约四分之三的非危险饮酒者和危险饮酒者,并显示出良好的区分效度(AUC = 0.845)。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除了应对和增强饮酒动机外,为融入社会而饮酒也是危险饮酒的重要预测因子。这凸显了在移民背景青年中考察近端文化适应饮酒原因的重要性。
酒精使用是西方国家主要的公共卫生关注点之一,然而,对于这些国家中移民背景青年的酒精态度和使用情况,尤其是在美国之外,人们知之甚少。早期关于移民群体文化适应与酒精使用的研究多采用语言流利度、代际、居住年限等静态代理指标,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化与适应过程。在澳大利亚,约32%的居民出生于海外,48.2%的居民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海外;同时,饮酒在澳大利亚被视为文化常态,18–24岁年轻成年人是风险饮酒比例最高的群体。有限的澳大利亚研究显示,非英语背景青年的饮酒量通常低于澳大利亚出生或英语背景青年,但随着居住时间延长和代际更替,其饮酒模式可能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近期定性研究发现,移民背景青年报告饮酒是融入澳大利亚文化的一种方式,也可能为应对父母期望与主流规范之间的冲突而饮酒。基于社会化与学习视角、压力与应对视角,研究人员提出,文化适应差距冲突(acculturation gap conflict)和感知澳大利亚饮酒文化可能影响移民背景青年的危险饮酒行为,并且存在与文化适应相关的特定饮酒原因。
研究人员通过在线调查平台Online Research Unit招募了470名18–25岁新兴成人,最终纳入383名曾尝试饮酒的参与者进行分析,其中65%为女性,71%出生于澳大利亚,61.4%与父母或大家庭同住。研究人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饮酒数据,将参与者按来源地归类为与澳大利亚相似饮酒环境和不同饮酒环境。研究测量了文化偏好冲突(来自文化适应差距冲突量表)、感知饮酒文化(自编三维度量表)、一般饮酒动机(使用饮酒动机问卷修订简表)、两种文化适应饮酒原因(为融入社会而饮和应对父母/社区期望而饮,均为自编三维度量表),并以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总分≥8界定危险饮酒。研究人员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两种文化适应饮酒原因与一般饮酒动机在结构上可区分;随后使用分层逻辑回归,按序加入人口统计学变量、文化适应变量、文化适应饮酒原因和一般饮酒动机,评估各层对危险饮酒分类的独特贡献。
研究结果如下。
3.1 变量间相关
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四个一般饮酒动机均与AUDIT总分显著相关。重要的是,为融入澳大利亚文化而饮(r = 0.468,p < 0.001)和应对父母/社区期望而饮(r = 0.529,p < 0.001)也与AUDIT总分显著相关;文化适应差距冲突(r = 0.332,p < 0.001)和感知澳大利亚饮酒文化(r = 0.191,p < 0.001)同样显著相关。这表明文化适应相关变量与危险饮酒程度存在正相关。
3.2 危险与非危险饮酒的预测因素
通过分层逻辑回归,研究人员评估各类变量对危险饮酒风险的影响。第一层仅纳入人口统计学变量,饮酒环境是唯一显著预测因子,来自不同饮酒环境个体的危险饮酒几率是相似环境个体的0.61倍(OR = 0.61,95% CI [0.38, 0.99],p = 0.046)。第二层加入文化适应变量后,模型显著改进,饮酒环境(OR = 0.51,95% CI [0.30, 0.87],p = 0.013)和文化适应差距冲突(OR = 1.75,95% CI [1.34, 2.28],p < 0.001)均为显著预测因子。第三层加入两种文化适应饮酒原因后,模型进一步改进,澳大利亚出生者的危险饮酒几率低于海外出生者(OR = 0.51,95% CI [0.29, 0.89],p = 0.018);为融入社会而饮(OR = 1.43,95% CI [1.08, 1.89],p = 0.013)和应对父母/社区期望而饮(OR = 1.55,95% CI [1.15, 2.09],p = 0.004)均为显著预测因子。第四层加入一般饮酒动机后,应对动机(OR = 2.28,95% CI [1.57, 3.32],p < 0.001)和增强动机(OR = 2.22,95% CI [1.50, 3.29],p < 0.001)成为最强预测因子;同时,为融入社会而饮仍然显著(OR = 1.47,95% CI [1.04, 2.08],p = 0.028),饮酒环境亦保持显著(OR = 0.44,95% CI [0.23, 0.83],p = 0.011)。最终模型的区分效度良好(AUC = 0.845),在最佳分类阈值下灵敏度为76.8%,特异度为74.4%,约四分之三的非危险饮酒者和危险饮酒者被正确分类。
在讨论中,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是首个对文化适应饮酒原因进行量化测量的研究。为融入澳大利亚社会而饮与应对父母/社区期望而饮虽与一般应对和顺从动机相关,但在结构上可区分,说明移民背景青年确实存在与一般人群不同的、与文化适应相关的特定饮酒动机。当一般饮酒动机被纳入模型后,文化适应差距冲突不再显著,而为融入社会而饮仍显著,提示近端文化适应原因比远端压力因素更能预测危险饮酒。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文化背景异质性高,只能按饮酒环境的相似/不同进行二分归类,可能掩盖区域内部差异;样本以第二代或后代移民为主,未来研究应针对第一代特定族裔群体进一步验证。
研究结论可翻译为:当前研究通过考察文化适应饮酒原因在移民背景青年酒精使用中的作用,遵循了关于文化适应与饮酒关系的最新研究建议。对于达到危险饮酒水平的移民背景青年而言,其饮酒行为不仅与应对压力和增强积极情绪的动机相关,还与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的动机相关。在澳大利亚,大量饮酒可能被视为一种社会常态,也可能成为移民背景青年获得归属感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