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s》:Tarlatamab i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Extrapulmonary Small Cell Carcinoma: A Single-Centr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Routine-Practice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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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塔拉他单抗(Tarlatamab),一种靶向Delta样配体3(Delta-like ligand 3,DLL3)的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specific T-cell engager,BiTE),在复发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
背景:塔拉他单抗(Tarlatamab),一种靶向Delta样配体3(Delta-like ligand 3,DLL3)的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specific T-cell engager,BiTE),在复发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的临床试验中已展示出显著疗效。然而,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临床结局以及在肺外小细胞癌(extrapulmonary small cell carcinoma,EPSCC)中的疗效仍鲜有报道。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单机构队列研究,纳入24例接受标准治疗塔拉他单抗的中度预处理晚期SCLC(n=19)或EPSCC(n=5)成年患者。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安全性。结果:患者既往接受过中位2线治疗,38%存在基线脑转移。总体意向治疗(intent-to-treat,ITT)人群的ORR为25.0%;在可评估缓解的患者(n=18)中,ORR为33.3%。疗效在不同组织学类型间明显不一致:SCLC队列的ITT ORR为31.6%(可评估患者为46.2%),而100%的EPSCC患者发生疾病进展。在基线有脑转移的患者中观察到系统性缓解(ORR 33.3%)。安全性特征可控;任意级别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的发生率分别为58%和29%。重度(≥3级)毒性罕见,50%的患者因低级别毒性治疗性使用了托珠单抗。结论:这些真实世界数据与塔拉他单抗在SCLC中的系统性疗效和耐受性一致。在这组小型EPSCC队列中观察到的缺乏临床获益提出了一项假设,需要开展前瞻性生物标志物相关性评估加以验证。
### 论文解读:塔拉他单抗治疗小细胞肺癌与肺外小细胞癌的真实世界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是一种高度侵袭性、低分化的神经内分泌癌,约占所有肺恶性肿瘤的13%–15%,以快速生长、早期广泛转移和副肿瘤综合征频发为特征。尽管SCLC对初始细胞毒治疗高度敏感,但标准一线铂类-依托泊苷方案即使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罕有治愈。大多数广泛期患者通常在完成初始治疗后数月内迅速复发。历史上,复发后的治疗选择如托泊替康或卢比替丁仅能提供有限临床获益,表现为客观缓解率低、血液学毒性显著、缓解持续时间短。因此,复发性SCLC长期存在未被满足的新型靶向高效治疗需求。肺外小细胞癌(extrapulmonary small cell carcinoma,EPSCC)是一类罕见、异质性高且侵袭性强的肿瘤,与SCLC共享显著的病理学和分子特征,但起源于肺外组织。因EPSCC仅占所有小细胞癌的2.5%–5%,专门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极其稀缺,治疗模式几乎完全从SCLC指南外推,转移或复发后预后极差。
Delta样配体3(DLL3)是Notch信号通路的抑制性配体,在健康成人组织中表达仅限于细胞内高尔基体,而在超过80%的SCLC及其他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细胞表面异常高表达,构成高度特异性的肿瘤相关抗原。塔拉他单抗(Tarlatamab)是一种首创的、半衰期延长的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specific T-cell engager,BiTE),通过同时结合肿瘤细胞表面DLL3和T细胞受体复合物CD3ε亚基,桥接肿瘤细胞与内源性T细胞,形成细胞溶解性突触,激活多克隆T细胞并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从而不依赖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Ⅰ类抗原呈递即可介导肿瘤杀伤。关键性Ⅱ期DeLLphi-301研究显示,在至少两线治疗失败的复发/难治性SCLC中,塔拉他单抗10 mg剂量组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40%,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14.3个月。基于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5月加速批准其用于SCLC。然而,临床试验之外的真实世界疗效数据仍有限,且EPSCC被该试验排除,塔拉他单抗在EPSCC中的价值未知。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单中心回顾性队列报告塔拉他单抗在真实世界中治疗中度预处理SCLC和EPSCC的疗效、安全性及组织学差异。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在约翰·休勒癌症中心(John Theurer Cancer Center)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单机构、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2024年5月16日至2025年8月30日期间接受至少一剂塔拉他单抗治疗的晚期SCLC(n=19)或EPSCC(n=5)成年患者。数据截断日期为2025年12月5日。排除同期参加塔拉他单抗前瞻性临床试验的患者。研究获得Hackensack Meridian Health IRB批准(Pro2025-0529),并豁免知情同意和HIPAA授权。给药方案遵循美国FDA批准的逐步递增方案:第1周期第1天1 mg,第8天和第15天10 mg,此后每2周10 mg,28天为一个周期,直至进展或不可耐受毒性。主要疗效终点为ORR、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OS。肿瘤缓解依据RECIST 1.1原则由研究者回顾性评估;6例患者因在首次方案规定影像评估前出现快速临床恶化(n=4)、死亡(n=1)或失访(n=1)而被判为不可评估(NE),并保留在意向治疗(ITT)分析的分母中以避免高估缓解率。安全性终点包括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和最大严重程度,其中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采用美国移植与细胞治疗学会(ASTCT)共识分级标准回顾性分级。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统计软件为SPSS 27.0。
#### 三、研究结果
**3.1 患者特征与治疗暴露**
共纳入24例患者,中位年龄67岁(范围55–85岁),58%为女性。79%(19例)为SCLC,21%(5例)为EPSCC(原发部位包括前列腺、子宫颈和胃食管交界处)。患者既往接受过中位2线系统治疗(范围1–3线),几乎所有患者均接受过一线铂类-依托泊苷联合PD-L1抑制剂及标准二线治疗。38%的患者有脑转移病史,82%的ECOG体能状态评分为0–1。接受塔拉他单抗的中位剂量数为5(范围1–14)。
**3.2 疗效**
截至数据截断日,总体队列(N=24)的ITT ORR为25.0%(95% CI 9.8–46.7%),可评估人群(n=18)的ORR为33.3%(95% CI 13.3–59.0%)。ITT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29.2%,可评估DCR为38.9%。SCLC患者(n=19)的ITT ORR为31.6%(95% CI 12.6–56.6%),ITT DCR为36.8%;其中13例完全可评估患者的ORR为46.2%,DCR为53.8%。6例SCLC患者(32%)因快速临床恶化或失访被判定为NE。相反,EPSCC亚组(n=5)的ITT和可评估ORR均为0%,所有患者的最佳缓解均为疾病进展,且该组未进行DLL3表达检测。值得注意的是,在9例基线有脑转移的患者中,ORR为33.3%(3例部分缓解),均发生于SCLC患者。总体中位PFS为3.0个月(95% CI 2.0–4.0个月)。中位OS未达到,估计6个月OS率为55%。
**3.3 安全性与耐受性**
任何级别的CRS发生率为58%(14例),其中≥3级CRS仅2例(8%),表现为需短暂血管升压药支持的低血压。任何级别ICANS发生率为29%(7例),其中≥3级仅1例(4%),表现为急性全球性失语和意识模糊,经干预后完全逆转。托珠单抗用于治疗CRS和/或ICANS的患者比例为50%(12例),常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58%的SCLC患者(11/19)因毒性管理使用了系统性糖皮质激素。仅2例(8%)因复发性或严重治疗相关毒性需永久停用塔拉他单抗。未发生5级不良事件,无治疗相关死亡。
####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塔拉他单抗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对高风险的晚期小细胞癌患者展现出有意义的抗肿瘤活性和高度可管理的安全性特征。观察到的疗效(总体ITT ORR 25%,SCLC ITT ORR 31.6%,中位PFS 3.0个月)对于已用尽标准治疗方案的复发人群具有临床意义,且与历史上托泊替康和卢比替丁的真实世界ORR 15%–20%、中位PFS 2.0–3.5个月相比更具优势。尽管ITT ORR低于DeLLphi-301试验报告的40%,但这一差异与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实践之间公认的疗效差距一致。关于EPSCC,5例患者中未观察到缓解,且DLL3未检测,PFS无显著差异,因此这些发现仅具假设生成性质,不能归因于DLL3生物学差异。可能的解释包括EPSCC中DLL3表面表达异质性高、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性强、既往治疗导致克隆耐药等。此外,本队列中38%的患者有基线脑转移,3/9例产生系统性部分缓解,但未独立测量颅内病灶,不能确证颅内活性。安全性方面,CRS和ICANS发生率与DeLLphi-301相当,托珠单抗高使用率反映当前低阈值IL-6阻断实践。研究局限性包括:回顾性单中心设计、样本量小、6例不可评估、随访时间短、影像评估未标准化、无独立中心审查、无对照臂、EPSCC组仅5例且来源器官异质、缺乏DLL3生物标志物数据、CRS/ICANS为回顾性分级等。因此,无法得出EPSCC无效的确定性结论。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总之,研究人员的真实世界经验提供了支持性证据,表明塔拉他单抗对重度预处理的晚期SCLC患者是一种有效且可耐受的治疗药物。这些发现与塔拉他单抗在SCLC中的效用一致。然而,该研究提示,仅基于共享组织学而将SCLC疗法外推至EPSCC时应保持谨慎。在这个未经DLL3检测的小型生物异质性系列中缺乏缓解,提出了一项需要前瞻性生物标志物相关性评估的假设,目前不允许就塔拉他单抗在EPSCC中的疗效得出确定性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