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s》:Tumour Mutation Burden Does Not Predict Immune Cell Frequency or Risk of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编辑推荐:
引言/目的:随着治疗向个体化方向发展,了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的遗传和免疫异质性对于准确的病理学特征描述和治疗计划至关重要。肿瘤突变负荷(tumour mutational burden, TMB)已被提议作
引言/目的:随着治疗向个体化方向发展,了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的遗传和免疫异质性对于准确的病理学特征描述和治疗计划至关重要。肿瘤突变负荷(tumour mutational burden, TMB)已被提议作为免疫检查点阻断反应的生物标志物,但其与HCC中免疫浸润的关系仍不清楚,尤其是在不同病因和多灶性疾病中。
方法:本研究整合了全外显子测序与详细的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细胞分析,描述了HCC中患者间和患者内的异质性,以确定对诊断和治疗反应的意义。研究人员检查了在利兹教学医院NHS信托(Leeds Teaching Hospital NHS Trust)接受手术的26例患者的54个肿瘤样本,其中包括10例多灶性疾病患者。该队列涵盖了英国主要病因学组。对肿瘤和匹配的背景肝组织进行全外显子测序以鉴定体细胞变异。进行了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评估以评估肿瘤特征并表征肿瘤免疫微环境。
结果:在病因学组中观察到显著的患者间异质性,肿瘤突变负荷、含体细胞突变的基因和免疫浸润存在差异。多灶性肿瘤经常表现出不一致的遗传和免疫特征,无论克隆相关性如何。NeoTMB与手术后复发无关,而复发患者的肿瘤内FoxP3+ T细胞频率显著更高。
结论:本研究证明了HCC中显著的遗传和免疫异质性,包括同一患者内多灶性肿瘤之间的显著不一致。肿瘤突变负荷与免疫细胞浸润或术后复发风险无关,而升高的肿瘤内FoxP3+调节性T细胞频率与复发相关。这些发现表明,肿瘤微环境的免疫组成可能比单独的突变负荷与临床结局更相关,并强调了综合肿瘤分析对于指导个体化治疗策略的重要性。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第三大原因,每年导致超过80万人死亡,约占原发性肝癌的80%。其发生常与慢性肝病或肝硬化相关,治疗选择受肿瘤负荷和肝功能储备影响。尽管有治愈性手段,但术后复发风险高,需影像学随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已成为晚期HCC一线标准,但响应率有限,急需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肿瘤突变负荷(tumour mutational burden, TMB)作为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效的候选标志物,在HCC中与免疫浸润的关系尚不明确,尤其在不同病因和多灶性疾病中。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病因或利用转录组推断免疫细胞特征,缺乏蛋白质和空间水平上克隆相关肿瘤免疫表型分化的信息。为此,研究人员对包含所有主要病因学组的英国队列进行了配对全外显子测序和空间免疫组化分析。
研究人员共分析26例患者(10例多灶性疾病)在利兹教学医院NHS信托接受手术的54个肿瘤样本。通过全外显子测序鉴定体细胞变异,结合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定量CD4
+、CD8
+、FoxP3
+ T细胞和Ki-67增殖指数,并评估肿瘤纯度、倍性、突变特征及与复发的关系。研究发现HCC呈现显著的遗传和免疫异质性,多灶性肿瘤即使克隆相关也常表现不一致的免疫表型。NeoTMB与术后复发无关,而肿瘤内FoxP3
+调节性T细胞频率升高与复发风险增加相关。这些结果提示肿瘤微环境的免疫调节组成可能比突变负荷更具临床意义,支持综合肿瘤分析以指导个体化治疗。
关键技术方法:样本来源于利兹教学医院NHS信托的存档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FFPE)组织,包含26例HCC患者(10例多灶,共54个肿瘤),队列涵盖酒精性肝病(ARLD)、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丙型肝炎(HCV)、血色病及混合病因。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全外显子测序(whole-exome sequencing, WES)平均深度80.9×,匹配正常样本84.0×;使用Mutect2调用体细胞变异,经FFPE脱氨伪影过滤;计算TMB与neoTMB(排除START lost/STOP gain);利用PureCN估计肿瘤纯度和倍性;通过MutationalPatterns进行COSMIC突变签名分析;免疫组化(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检测CD4、CD8、FoxP3、Ki-67并用QuPath定量;Cox比例风险回归评估复发关联。敏感性分析包括排除低置信度样本、Ti/Tv异常值和突变离群样本。
研究结果部分:
3.1 肝细胞癌肿瘤表现出广泛的遗传变异:全外显子测序显示中位TMB和neoTMB均为1.44 mut/Mb,范围从0.16到98.63 mut/Mb,肿瘤间差异超过600倍。neoTMB与病因、肿瘤大小、性别或分化程度无显著关联,但与T1相比T4期肿瘤neoTMB较低(校正p=0.03)。neoTMB与CD4
+、CD8
+、FoxP3
+ T细胞频率或免疫细胞评分无相关性。
3.2 肿瘤纯度和倍性:PureCN估计肿瘤纯度范围0.15-0.63(中位0.24),多数肿瘤近二倍体(中位2.05),89%样本因拟合置信度低被标记,但排除后不影响队列中位数。
3.3 评估FFPE脱氨伪影对体细胞调用的贡献:队列中位Ti/Tv为2.33,突变签名分析显示脱氨相关信号(SBS1+SBS30)平均贡献仅7.5%,最大21.7%,提示FFPE伪影对TMB影响有限。
3.4 队列敏感性分析:排除PureCN标记样本、Ti/Tv离群值和突变离群样本后,突变计数、Ti/Tv和纯度中位数保持稳定,结论不依赖少数样本。
3.5 单个肿瘤重复样本显示与错配修复缺陷而非FFPE伪影一致的突变签名谱:患者13肿瘤1具有极高Ti/Tv(50.63)和最高突变数(5088),突变签名优势为SBS6(22.7%)、SBS10b(8.6%)、SBS87和SBS32,提示生物学超突变表型,而非FFPE伪影。
3.6 不同病因组之间发现不同的遗传模式:HCV相关肿瘤共享较高频率的特定变异;常见突变基因包括TTN、SMG1(仅在MASLD中)等。按基因长度校正后,短基因如IGLV2-18和TRBV6-5突变频率最高。
3.7 肝细胞癌在肿瘤外周生长更快:Ki-67染色显示肿瘤增殖率显著高于配对肝组织,且外周区域增殖率高于核心和中间区域。
3.8 肿瘤中FoxP3
+而非CD4
+或CD8
+ T细胞富集:与背景肝相比,肿瘤内FoxP3
+ T细胞显著增加,且独立于CD4
+频率;CD4
+和CD8
+无显著差异。免疫细胞频率与neoTMB无相关性。
3.9 HCV相关亚组中观察到更高的T细胞浸润:HCV相关肿瘤的CD4
+、CD8
+、FoxP3
+ T细胞频率显著高于其他病因(尤其vs MASLD),但该亚组仅5个肿瘤来自2例患者,属探索性。
3.10 肝脏各段之间观察到的肿瘤增殖率和免疫细胞频率差异:肿瘤更多位于右叶(88.7%),段3、7、8的肿瘤显示更高T细胞频率趋势;肿瘤段位置与肝段平均体积强相关。
3.11 多灶性肿瘤: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多灶肿瘤间克隆相关性不一,同一患者内常有不同遗传关联。免疫细胞频率和增殖在克隆相关肿瘤间也高度变异,空间邻近性与相似性无关。
3.12 与复发的关系:中位随访6.6年,复发率50%。neoTMB在复发与非复发间无差异;FoxP3
+ T细胞频率在复发者中显著更高(p=0.03)。单变量Cox回归显示FoxP3富集程度与较短无复发生存相关(HR 1.56,95%CI 1.15-2.13,p=0.0045),且调整TNM分期和肿瘤数量后仍保留。
讨论部分指出,本队列中位TMB(1.44 mut/Mb)低于文献报道的2.45~5.4 mut/Mb,但落在报告范围内。TMB与免疫细胞频率无关联的发现与基于转录组推断的HCC研究不一致,表明HCC的免疫微环境受额外因素调控。HCV相关肿瘤的高T细胞浸润可能支持病毒病因患者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的观察。FoxP3
+ T细胞在肿瘤中的富集及其与复发的关系提示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可能驱动免疫治疗原发性耐药。多灶肿瘤的免疫异质性提示单病灶活检可能低估免疫抑制表型,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 ctDNA)可能提供更全面的异质性评估。这些发现支持开发联合策略,如个体化疫苗、溶瘤病毒和免疫抑制微环境调节。
研究结论翻译:这项探索性研究证明了HCC之间和同一患者多灶肿瘤之间显著的基因组和免疫异质性。NeoTMB与肿瘤增殖、T细胞浸润或术后复发无显著关联,且与免疫细胞频率缺乏关联在患者水平敏感性分析中保持一致。相反,肿瘤与背景肝之间FoxP3
+ T细胞富集的增加与较短的无复发生存相关,并且在校正TNM分期和肿瘤数量后该关联仍存在。这些发现表明HCC微环境的免疫调节组成可能提供突变负荷无法捕获的信息。然而,队列规模有限、复发事件数少、病因异质且缺乏外部验证,FoxP3相关发现应视为产生假说。需要纳入基因组、免疫和临床病理变量的大型前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