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农村老年女性脆弱性与韧性共生机制研究——以中国客家地区为例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symbiotic interac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rural older women in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4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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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呈现显著“老龄化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ing)趋势的战略背景下,农村老年女性作为一个结构性的脆弱群体,其生存境遇与应对策略亟需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多将其视为被动的受助者,并以线性视角解读脆弱性与韧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对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呈现显著“老龄化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ing)趋势的战略背景下,农村老年女性作为一个结构性的脆弱群体,其生存境遇与应对策略亟需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多将其视为被动的受助者,并以线性视角解读脆弱性与韧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对粤东北客家农村地区18名农村老年女性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进行三级编码,构建了交互式的“脆弱性—韧性共生”模型。研究发现:第一,该群体面临的风险源于个体(individual)、家庭(family)、社区(community)与文化(culture)四维耦合所导致的结构性压制,性别社会化、母职的代际外包与制度性忽视的多重叠加使脆弱性深度嵌入地方文化之中;第二,这些女性通过重构认知框架、调适情感支持网络以及动员社会资源等策略主动应对,在结构性约束下维持日常生活;第三,脆弱性与韧性并非对立的线性两端,而是在适应与断裂的反复循环中共存交织,韧性的获得往往以未被承认的隐性劳动为代价。本研究挑战了韧性研究中盛行的成功导向叙事,重新定义了农村老年女性作为受限主体的能动性边界,并主张相关政策应从仅关注个体脆弱性帮扶转向优先支持系统重建,为理解农村社会转型中弱势群体的生存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呈现显著的“老龄化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ing)特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6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达3.97亿,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55%。世界卫生组织将老龄化女性化列为积极老龄化议程的核心挑战之一。然而,更长的预期寿命并未转化为公平的晚年境遇。联合国数据表明,老年贫困本质上是性别化问题,源于终身的性别歧视、劳动力市场参与不足、非正规就业比例偏高以及无酬照护责任分配不均,导致女性晚年储蓄和养老金权利远低于男性。

主流韧性(resilience)研究长期受西方个体主义心理学主导,将韧性主要界定为个体层面的内在特质与积极应对能力,这种取向去政治化了韧性概念,忽视了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等结构性不平等对弱势群体施加的系统性约束。在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与速度持续高于城镇,且伴随日益突出的“性别失衡”结构性特征。2022年,农村80岁及以上老年女性人数超过老年男性263万,预计2050年这一差距将扩大至848万。现有研究多将农村老年女性视为“脆弱客体”,聚焦其被动受难面向,对其在逆境中的主体性与应对智慧关注不足;对“脆弱性”与“韧性”关系的处理多局限于线性视角,忽略了二者共生互构的动态属性。尤其在具有独特历史渊源与文化结构的客家地区,相关研究较为稀缺,对客家农村老年女性多维风险处境与应对机制仍缺乏系统的学术考察。客家社会以宗族伦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硬颈精神”塑造的女性劳动传统著称,这一文化语境既可能构成农村老年女性抵御风险的地方资源,也可能加剧其结构性困境。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中国客家农村老年女性为经验切入点,以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为方法论,穿透“脆弱性与韧性”的互构机制,构建涵盖个体、家庭、社区、文化四层次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作为方法论框架,区别于经典扎根理论的“客观发现”立场,本体论上承认社会现实的多元性,认识论上强调意义通过研究者与对象的互动共同建构。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与实地观察法,以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为样本选择逻辑,在分析早期识别出“丧偶独居”与“代际照护”两类差异化应对模式后,从教育水平、居住安排、婚姻状态等维度扩展范畴,直至理论饱和。田野点选取广东省东北部客家地区若干自然村落,基于其宗族传统深厚、性别分工高度制度化、村庄“空心化”以及传统伦理秩序与现代力量碰撞等典型特征。研究团队通过当地村委会与社区长者建立联系,以滚雪球方式接触受访者,共选取18名具有代表性的农村老年女性,年龄覆盖低龄老人(60—70岁)、中龄老人(70—80岁)与高龄老人(80岁以上)三个组别。每次访谈约120分钟,形成32,000字访谈记录。所有信息依据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和保密原则进行匿名化处理。访谈以客家方言进行,由第一作者(客语—普通话双语者)在24小时内完成逐字转写,采用两阶段回译策略(语义回译与情境回译)保障跨语言质性研究的意义保真度。数据分析遵循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与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三级编码程序,经反复分析生成98个初始概念,保留72个概念与28个初始范畴,整合为7个主范畴,最终凝练核心范畴为“风险情境下农村老年女性的双重应对机制”,构建“脆弱性—韧性共生”理论模型。前12名受访者编码完成后,剩余6名受访者的独立比较未产生新范畴或反驳性证据,判定达到理论饱和,研究团队的一致性检验进一步确认了编码过程的稳定性。

**三、主要研究结果**

**结果一:个体维度——自我认同与存在焦虑的交织。** 研究发现,农村老年女性面临老龄化、代际教育挫败与技术变迁带来的无力感,普遍呈现较低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感。母职的代际外包不仅转移了照护劳动本身,更连同焦虑与道德责任一并转移。当代理母职与其他维度的风险交叠时,个体层面的脆弱性急剧放大,如家庭经济风险事件可将育儿能力焦虑升级为生存危机。个体层面的脆弱性还表现为内化的结构性暴力——社会对女性教育价值的长期贬低,最终通过老年女性对自身“无知”的自责而完成,其在自责中坚持代理母职的行动本身,成为家庭得以维系的内隐支撑。

**结果二:家庭枢纽维度——压力承载与功能补偿。** 农村老年女性在家庭场域扮演“风险缓冲垫”角色:当子代遭遇失业、疾病等冲击时,她们通过“被子女啃老”、带病劳动与代际照护来吸收风险、维持家庭系统运转。家庭层面“韧性”能否有效运作,取决于压力类型:情感导向的压力尚可借助个体化认知调节应对,而经济榨取形式的压力则直接消耗其有限的物质资源,沿经济维度显著放大脆弱性。农村老年女性的“韧性”建立在对其“脆弱性”的结构性吸纳与再生产之上。

**结果三:社区交织维度——关系支持与制度阻隔。** 同辈网络因死亡与迁移持续萎缩,加速了农村老年女性所依赖的非正式社会资本流失,而正式制度未能有效补位,在二者之间形成“服务真空”。医疗报销、村委会等制度资源呈现“可见而不可及”的悖论——她们并非未被制度覆盖,而是缺乏激活制度的认知、信息与社会关系。当家庭补偿耗尽情感储备、身体衰退削弱行动能力、经济约束限制求助选择时,社区本应成为最后支持层,却因结构性错位而失效。与此同时,农村老年女性通过邻里照看、结伴赴圩、宗教实践等草根方式重建微型支持网络,在制度缝隙中维持脆弱的生活秩序。

**结果四:文化共谋维度——传统规训与现代排斥。**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在农村仍根深蒂固,“女性不需要多读书”的文化逻辑被合理化与常态化。技术排斥路径并非“学不会所以放弃”的单线逻辑,而是文化规范预先塑造自我贬抑、继而合理化技术疏离、最终促成脆弱地位再生产的循环结构。传统规训的残余与现代技术变革的冲击在同一主体身上跨时间叠合,使脆弱性深嵌文化结构,难以通过单一维度干预加以缓解。

**结果五:认知信念重构——个体特质与心理接纳的内在互动。** 农村老年女性凭借长期生活磨砺形成的心理韧性与接纳态度,对风险进行重新诠释,强化生活动力。“顺其自然”并非消极认命,而是一种主动的认知过滤:在承认外部不可控性的同时,将精力聚焦于当下可掌控的具体行动。然而,认知信念的重构并非一次性的心理转换,而是反复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随时可能被情绪记忆所打断。

**结果六:情感支持与调适——宗教依托与人际联结的双重路径。** 民间信仰为农村老年女性提供低门槛的意义建构资源,通过“前世今生”的因果叙事将丧偶、疾病等不可控创伤事件重新纳入可理解的解释框架。宗教依托与人际联结并非两条独立路径,而是相互转化、彼此嵌套:共同的信仰实践本身是建立和巩固“她者联盟”的重要媒介,女性由此既获得与神明的纵向联结,也编织了同村女性之间的横向情感网络。但该策略亦有其限度——当宗教成为唯一的慰藉出口,可能促使个体将结构性困境归因为个人业报,形成“去问题化”遮蔽,阻碍寻求制度性支持与变革的可能。

**结果七:社会资源动员——家庭与社区支持网络的资源整合机制。** 数字技术(如摄像头、手机)使农村老年女性得以与远距家人保持更频繁的直接联系,将“物理性缺场”转化为“虚拟性在场”,缓解情感空虚与孤独感。研究发现了一种积极的“资源拼凑”(resource bricolage)逻辑:摄像头被从“监控设备”重构为“陪伴媒介”,智能手机被简化为“一按即可听见孩子声音”的通讯工具。然而,技术中介的支持效能并非稳定的固有属性——当远程监控缺乏双向交流时,技术不仅无法弥合情感距离,反而会将“被监控的孤独”放大为新的排斥;其有效运作高度依赖子代或年轻邻居作为“数字中介”的持续介入,一旦中介链条断裂,技术便从赋能工具转变为新的排斥来源。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聚焦老龄化、社会变迁与数字化叠加情境下中国南方客家农村老年女性面临的多维风险,借鉴Garmezy的韧性行为目标模型并进行本土化调适,系统分析其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动态互动,构建了“脆弱性—韧性共生”应对系统。研究从三个维度回应了预设研究目标:其一,对韧性研究“成功叙事”倾向的反思与修正,通过经济、健康、心理、社会四维度细节呈现,揭示脆弱性与韧性并非时间上先后相继,而是共生性地嵌入同一主体、同一情境甚至同一事件之中。其二,重新定义农村老年女性的主体性边界——她们既非被动承受的“脆弱客体”,亦非“从脆弱走向韧性”的简单线性进化主体,而是在深刻认知结构约束后做出行动的受限主体。其三,警惕“苦难浪漫化”叙事,那些反复缝合在田地与灶台、庙宇与方言通话、摄像头之间的日常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未被制度充分承认的隐性贡献,使研究者得以实质性地分析脆弱性—韧性联结背后的结构与制度根源。基于“脆弱性—韧性共生”分析框架,研究主张政策思维应从聚焦“帮扶脆弱个体”转向“重构支持系统”,具体路径包括:社区层面建构“低门槛、高情感”的地方互助体系;文化层面推进具备性别反思的数字包容实践;政策层面推动正式支持在“最后一公里”嵌入式落地。本研究亦存在局限:区域与文化的特殊性限制理论的外部效度;单次深度访谈难以捕捉韧性策略演化的长时段轨迹;代际视角尚待补充。在中国农村迈向深度老龄化与全面数字化的双重转型中,农村老年女性既是时代浪潮冲刷的群体,也是以方言、信仰、邻里与亲情编织生存韧性的行动者;唯有学术研究、社会政策与文化想象共同摆脱“脆弱受助者”的单向凝视,承认其在断裂处缝合、在限制中创造的隐性劳动与生活智慧,乡村振兴的图景才能真正容纳“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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