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Parenting concerns among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arly-onset lung cancer: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ABC-X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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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目的:基于ABC-X模型分析晚期早发型肺癌(early-onset lung cancer, EOLC)患者的亲职担忧,为临床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5年8月至10月在湖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接受治疗、抚养未成年
摘要翻译:目的:基于ABC-X模型分析晚期早发型肺癌(early-onset lung cancer, EOLC)患者的亲职担忧,为临床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5年8月至10月在湖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接受治疗、抚养未成年子女的16例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并基于ABC-X模型提炼核心主题。结果:共提炼出3个主要主题和7个亚主题。主题一为多重亲职压力与角色冲突(对应压力源,因素A),包括身心双重受限、亲职责任中的习得性无助、经济冲突与角色适应失衡;主题二为家庭与社会支持资源不足(对应应对资源,因素B),包括社会支持薄弱、正式医疗与福利支持不足;主题三为消极认知与无效应对策略(对应认知因素,因素C),包括灾难化认知与自我否定、应对效能不足。讨论: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的亲职担忧受多重压力源、支持资源不足和消极认知模式的综合影响。护理人员应基于ABC-X模型实施针对性的亲职支持干预,强化家庭与社会支持,引导患者进行积极认知重评,减轻亲职担忧,改善其心理调适能力与家庭照护质量。
论文解读:基于ABC-X模型的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亲职担忧质性研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最新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约250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2.4%,死亡约180万例,占18.7%,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全球恶性肿瘤首位(Ferlay et al., 2024)。在中国,肺癌新发和死亡病例数同样居各类恶性肿瘤之首,且近年来持续上升(Diao et al., 2025)。早发型肺癌(early-onset lung cancer, EOLC)定义为发生于50岁以下成人中的肺癌,全球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亚洲约占全球EOLC病例的76%(De Guzman, 2025);其中中国占全球EOLC新发病例近一半、死亡病例超过三分之一(Cai et al., 2025)。当此类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临床IV A或IV B期,即被定义为晚期早发型肺癌(advanced EOLC)(Asamura et al., 2023)。与老年肺癌患者不同,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多处于人生壮年,除需应对疾病诊断、治疗和康复带来的压力外,还承担着沉重的家庭与社会角色义务(Tu et al., 2025)。许多患者陷入“三明治照护者”困境:在应对威胁生命的恶性肿瘤的同时,还需同时照顾未成年子女和年迈父母,进一步加剧角色紧张与亲职相关痛苦。已有研究表明,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年轻癌症患者常在亲职角色与患者角色之间面临严重冲突,遭遇育儿能力下降感知、角色不可替代性焦虑以及疾病告知决策困难等多重亲职压力源(Lai et al., 2025)。肺癌患者的疾病负担会通过家庭系统传递,家庭环境质量显著影响患者心理健康(Siminoff et al., 2010)。然而,对于确诊时已处于晚期的EOLC患者,疾病进展导致不可逆的躯体损伤和不确定的预后,漫长治疗过程可引起疲劳、疼痛、免疫功能受损等严重躯体不适,并诱发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情绪(Karlsson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23)。亲职担忧指个体因担心自身疾病影响未成年子女成长发展而产生的忧虑(Rauch and Muriel, 2004)。既往研究表明,亲职担忧可增加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影响治疗决策,还可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对子女心理发展产生长期负面影响(Tavares et al., 2020; Park et al., 2016; Inhestern et al., 2021)。因此,深入理解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亲职担忧的主观体验,是制定针对性支持干预、改善患者及家庭整体生活质量的关键前提。ABC-X模型认为,压力结果(X)是压力源(A)、资源(B)和主观认知(C)多因素综合交互作用的结果(Schock-Giordano, 2013),该模型已被用于分析中青年晚期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体验(Xiong et al., 2026)。本研究以ABC-X模型为理论框架,其中A(压力源)指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面临的亲职压力,B(资源)指个人、家庭和社会支持资源,C(认知)指患者确诊癌症后对亲职问题的认知,X(结果)指亲职担忧。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聚焦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的亲职焦虑体验,旨在为制定科学、个体化的亲职支持护理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报告遵循质性研究综合报告标准(COREQ)清单(Tong et al., 2007)。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5年8月至10月在中国中部某三级甲等医院招募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根据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及抚养未成年子女数量选择参与者以保证多样性。纳入标准包括:首次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早发型肺癌(确诊年龄18–49岁)、临床分期为IV A或IV B期(Asamura et al., 2023)、目前抚养未成年子女(18岁以下)、病情稳定且能正常交流。排除标准为精神状态不稳定或合并其他重大疾病。最终纳入16例患者,编号P1–P16。研究采用同步资料收集与迭代分析,每次访谈结束后24小时内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转录并进行初步开放编码,连续三次访谈无新编码或主题出现即达到数据饱和。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提纲基于ABC-X模型设计,经文献回顾、团队讨论和预访谈后确定,涵盖压力源(A)、资源(B)、认知(C)和结果(X)四个维度。访谈在非治疗时间于安静的科室会议室内进行,每次持续30–45分钟,全程录音并记录现场笔记。资料分析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Strahan and Brown, 2005),并使用NVivo 15软件辅助管理。研究通过可信性、可转移性、可靠性、可确认性四项标准保证严谨性(Ahmed, 2024),包括访谈前至少2小时病房探访建立信任、双人编码三角验证、16例参与者成员核查、完整审计轨迹及同行评审。研究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号:NTLYLL2023016)。
3 研究结果
共访谈16例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其中女性9例、男性7例,年龄33–47岁,多数为已婚(n=12),4例离异,教育程度从小学至硕士不等,所有患者均为IV A/IV B期,正在接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疗等抗肿瘤治疗,抚养1–3名未成年子女。研究共提炼出三个主题和七个亚主题,构建了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亲职担忧的形成机制。
3.1 主题一:多重亲职压力与角色冲突(对应因素A)
3.1.1 身心双重受限:患者因晚期肺癌引起的躯体功能恶化和治疗副作用限制了其履行亲职任务的能力,同时患者保留着患病前对父母角色的高期望,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功能下降的现实,产生负性情绪。例如P1表示肺功能下降无法再带儿子登山,P6因化疗呕吐严重无力照顾孩子,P13难以降低对孩子的学业标准,P16因担忧两个孩子而加重躯体不适。
3.1.2 亲职责任中的习得性无助:疾病进展导致躯体功能下降,使其面对亲职责任时产生深度无助感,对自身预后持悲观预期且不信任他人照护能力,最终采取被动退缩的态度。研究识别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被迫将儿童托付给祖母等家庭成员且持续担忧照护质量;因丧失工作能力和治疗相关经济困难而无力满足子女物质与教育需求;频繁住院和躯体恶化中断日常亲职参与。如P16和P6虽均依赖祖母照顾儿童,但对祖母照护的评价不同,表明委托照护并不能真正解决亲职担忧。
3.1.3 经济冲突与角色适应失衡:肺癌治疗的高昂费用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与子女教育和养育所需资源形成竞争。作为承担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和职业发展三重责任的中年人,患病后被迫增加患者角色,多重角色压力下亲职焦虑加剧。如P8每月靶向药费用高达1.5万元,P3儿子即将上大学需要大量费用,P5需请假治疗而减少对孩子的陪伴,P7工作后无力辅导孩子功课。
3.2 主题二:家庭与社会支持资源不足(对应因素B)
3.2.1 社会支持薄弱:部分患者患病前是子女的主要照护者,病后被迫依赖邻居短期帮助或祖辈照护,但祖辈往往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以解决子女心理和情感需求。离异患者因缺乏配偶分担负担,亲职困难更为突出。如P7化疗期间孩子独自在家,P11请邻居帮忙照看女儿,P15祖辈无法关注儿童心理状况,P4和P13作为离异单亲家长照护能力下降。
3.2.2 正式医疗与福利支持不足:患者感知医疗机构只关注躯体疾病治疗而忽视家庭和亲职相关的心理社会需求,如P6表示从未有医务人员询问其育儿困难。此外,重大疾病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有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药物、部分检验项目、特需门诊和外购药物需自费或高额共付,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如P1和P3分别反映异地治疗报销少、基因检测和升白针费用高昂。
3.3 主题三:消极认知与无效应对策略(对应因素C)
3.3.1 灾难化认知与自我否定:疾病带来的身心耗竭和不确定性深刻影响患者对自身价值的感知,产生深层自我否定和内化的灾难化认知。患者将自己视为家庭负担,自责干扰了子女的重要生活事件,无法参与子女日常和成长里程碑活动进一步强化对亲职能力的消极自我评价。如P9得知患病后感觉世界崩塌并自认成为家庭负担,P10自责在女儿高考关键期患病,P2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好父亲。
3.3.2 应对效能不足:患者对癌症相关知识了解有限,导致应对效能不足,表现为无效或无关的应对行为。部分患者缺乏科学依据地将肺癌归因于遗传或个人过失,担忧影响子女,如P14认为系遗传问题,P9归因于未听劝告吸烟。此外,因缺乏专业支持和沟通策略,患者不确定如何向子女解释病情,采取被动回避的应对方式,如P12不知道如何告诉女儿、P14和家人都不提及此事。
4 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亲职担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身心双重受限、亲职责任中的习得性无助以及经济冲突与角色适应失衡。既往研究显示肺癌患者较其他癌症类型经历更严重的突发咳嗽、喘息、呼吸困难、疼痛等症状,心肺功能下降限制日常活动和角色履行,易引发负性情绪,进而导致习得性无助。经济冲突方面,子女数量与亲职担忧水平正相关,子女养育开支与治疗费用叠加加重经济负担,使患者被迫在有限资源中艰难权衡;同时患者在病人角色与亲职角色间不断调整,难以平衡时即产生角色适应失衡。在支持资源方面,家庭支持不足、情感支持缺乏和人力资源短缺是家庭资源层面的主要问题,缺乏家庭支持和离异患者亲职担忧水平更高;正式医疗和福利支持不足方面,患者普遍反映药品自付比例高、异地医保报销率低、难以获得持续专业亲职支持,社会支持水平与亲职担忧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认知与应对方面,认知因素在亲职担忧形成中起重要作用,患者对癌症诊断和病后亲职问题的态度与理解影响其情绪反应和行为应对策略,灾难化认知与应对效能不足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本研究结果证实,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的亲职担忧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内源性压力、外部资源和个体认知等多维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负性循环机制:多重亲职压力与角色冲突是亲职担忧的根源,为负性情绪和适应不良行为提供压力条件;家庭和社会支持资源的双重匮乏进一步加剧角色冲突和亲职压力的负面影响,使压力不断升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消极认知和无效应对模式是过度压力负担和外部资源缺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灾难化认知和应对效能不足反过来加重角色适应困难,使患者与社会和家庭支持系统脱节,导致亲职担忧持续和加重。
研究局限性包括:仅从中国中部单家三级医院招募参与者,结果向其他地区、卫生系统或文化背景的可转移性需进一步质性研究验证;仅纳入患者自身视角,未包含配偶、照护者或子女的观点,可能无法完整反映亲职担忧的家庭系统特征;一次性访谈无法揭示亲职担忧随疾病状态和进展而动态演变的轨迹。研究优势在于:这是少数专门聚焦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亲职担忧的质性研究之一;以ABC-X家庭压力模型为理论驱动,有助于系统解读亲职担忧背后多层交互因素;样本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及未成年子女数量和年龄方面具有多样性,捕获了异质性生活体验。
研究结论:基于ABC-X模型,研究发现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经历多维亲职压力并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系统性支持缺乏和以消极认知为主导的无效应对。这些发现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晚期早发型肺癌患者压力的多维来源,重视患者配偶的家庭支持效应,并提供专业亲职支持干预,引导患者积极探索和重建自我意义,从而减轻患者的亲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