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设定国家层面的净零排放目标是衡量各国气候行动承诺的关键指标。然而,净零目标在推动减排方面的实际效果如何?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考察了24个国家中法定净零目标(statutory net-zer
设定国家层面的净零排放目标是衡量各国气候行动承诺的关键指标。然而,净零目标在推动减排方面的实际效果如何?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考察了24个国家中法定净零目标(statutory net-zero targets)与2014年至2023年间清洁能源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目标年份设定为2045年或更早的法律与经济规模较大且统计上显著的低碳投资增长相关联;而目标年份为2050年或更晚的法律,若无频繁的净零转型(NZT)报告,则未显示出可比的平均效应。投资响应在拥有较高净零披露得分的企业以及更频繁报告净零目标进展的国家中更为强烈。这些发现表明,立法的雄心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只有可信且雄心勃勃的净零目标才能有效动员私人部门的低碳投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各国主要通过《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或国内气候政策来正式化其温室气体(GHG)减排与实现净零目标的承诺。净零立法预期能带来多重益处,例如为公共机构实施多元气候减缓与适应政策建立法律框架,为可再生能源降低监管转型风险提供政策确定性,并推动低碳技术投资。此外,这类法律还能提升企业、投资者及公众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对气候挑战的认识,从而激励环境友好型投资与消费活动。然而,关于这些气候法律能否被有效执行、气候承诺是否真正可信,以及各国能否在微观层面兑现承诺,仍存在疑虑。具体而言,缺乏关于不同法律地位的国家净零转型(NZT)目标对微观经济影响的实证证据。因此,理解国家NZT立法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加速企业的脱碳进程至关重要。一种潜在的机制是,合法性压力可能驱动企业层面的对齐行为,包括加强可持续性披露和增加低碳能源投资。
二、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全球电力行业能源资产的全样本(1990–2030年),并识别出一个由全球上市公司拥有的子样本。通过对比两个样本在高碳与低碳资产的地理分布、数量与装机容量变化以及比例随时间演变上的差异,了解公共与私营企业间污染性与清洁能源资产的全球重新配置与新增部署。随后,研究人员整合多源数据,构建了一个新颖的多层级数据集,涵盖资产级资本支出、公司级NZT披露与财务特征,以及国家级的法律与经济指标。基于此数据集,研究人员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系统检验了国家NZT立法的法律地位与雄心程度如何与上市公司在高碳与低碳能源资产间的资本配置相关联。研究还通过动态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并通过多种稳健性测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机制分析则通过引入交互项,考察了公司级NZT披露得分与国家NZT报告频率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上市公司持有更大比例的低碳资产
全球电力资产数据显示,在全样本中,高碳(化石燃料)资产约占70.8%,低碳(可再生能源与储能)资产约占29.2%。在上市公司子样本中,低碳资产的比例约为84.5%,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13.7%。这表明上市公司比私营企业持有更大份额的低碳资产。自2020年以来,上市公司的低碳与高碳资产数量比和装机容量比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且差距持续扩大,这与许多国家通过NDCs宣布NZT目标的时期相吻合。
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增加了低碳投资
基于24个国家的准自然实验,回归分析显示,目标年份为2045年或更早的法定NZT法律生效后,低碳能源资产的资本支出显著增加约103%(系数0.706)。相比之下,目标年份为2050年或更早的法定NZT法律的总体平均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除了法律地位外,立法雄心也是驱动更强低碳投资响应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雄心勃勃的中期减排目标会显著放大这一正向效应,而仅有严格的中期目标而无雄心勃勃的长期NZT法律框架则无显著影响。动态效应检验证实,观察到的投资响应并非由预先存在的趋势所驱动,并且在立法后持续多年。
NZT披露的强化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目标年份不晚于2045年的NZT法律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整体NZT披露得分,尤其是在目标和规划以及环境金融维度。更全面的公司级NZT披露显著促进了低碳发电资产的资本投资,其中环境金融披露的正向效应最为突出。在国家层面,相较于年度报告,每年至少报告两次NZT进展可将雄心勃勃的法定NZT目标国家的企业低碳能源投资提高58%。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雄心勃勃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NZT目标与近年来上市公司更高的低碳能源投资相关。这种正向的立法效应通过透明可信的公司级可持续性披露和频繁的国家级进度报告得到加强。尽管拥有法定NZT目标的国家通常人均GDP更高,但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能力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表明立法雄心本身提供了影响私人资本分配的额外信号。对于目标年份较晚(2050年或以后)或未纳入法律的目标,研究未检测到可比较的平均投资响应,但这不应被解释为此类政策从未发挥作用,其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需要更长时间显现,或通过其他渠道运作。
研究结论指出:立法雄心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应设定中期或更早的目标年份并最好将其写入法律;应加强和标准化企业层面的气候披露框架;需将NZT立法与更广泛的制度和金融生态系统改革相结合;资本市场参与者应将国家NZT法律状态和公司级披露得分纳入风险评估;监管机构应监控上市公司从高碳资产撤资的行为,并推动化石燃料资产的提前退役或升级。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资本支出估算存在测量误差;样本仅覆盖24个国家的上市公司,未能完全反映全球政治动态;研究范围仅限于电力行业。未来研究可致力于建立更全面的资产级投资数据库、探索气候立法如何重塑全球公私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并将研究扩展到水泥、钢铁等高排放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