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错误方向?电动汽车(EV)采用政策组合的建模分析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Dri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Modelling policy mixes for EV adop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6日 来源: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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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汽车为中心的社会在向可持续交通转型中面临挑战,电动汽车的采用取决于消费者行为、企业创新与政策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为考察这些动态,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 ABM),并以2001—202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进行校

  
以汽车为中心的社会在向可持续交通转型中面临挑战,电动汽车的采用取决于消费者行为、企业创新与政策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为考察这些动态,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 ABM),并以2001—202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进行校准。异质性消费者在电动汽车接受度上相互影响,而制造商则将这些变化纳入其创新与产品组合策略。研究人员评估了单独及组合的政策工具,包括碳定价、新车与二手车购买补贴、生产补贴以及电力价格补贴。结果表明,只有碳定价和新车购买补贴能在2035年前实现95%的电动汽车采用率。每项政策都存在权衡:碳定价降低消费者福利,而新车购买补贴则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政策组合能降低干预强度和转型成本,同时缓解权衡问题。到2050年,碳价格与补贴的组合相对于照常情景(Business-As-Usual, BAU)可实现累计排放量减少30%。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道路交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2019年全球10%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于公路运输,占交通部门碳排放的70%。大规模采用电动汽车(EV)替代内燃机汽车(ICEV)是实现汽车依赖型城市可持续交通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转型受到消费者采用行为与企业创新之间协调失灵的阻碍:需求侧,EV采用高度依赖人口特征和新产品接受意愿,早期采用者与从众用户差异明显;供给侧,实现与ICEV在安全性、续航和全生命周期成本上的均等需要制造商持续创新。两者协同演化、相互依存,缺乏关键消费者规模则企业无投资激励,缺乏投资则难以形成消费者规模。市场型政策工具(如价格信号)虽能提供长期激励和技术灵活性,但单独使用存在严重缺陷:税收可能引发消费者不满,补贴可能导致反弹效应或过度公共支出。政策组合可通过工具互补性同时作用于不同渠道和政策结果,缓解转型副作用,但识别跨多重标准的工具互补性需要系统性分析。现有基于主体的模型(ABM)研究存在三大缺口:其一,多数模型仅关注技术创新方向或社会模仿单一机制,未充分探索消费者需求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演化反馈;其二,政策组合探索常限于预设的“补贴+基础设施/规制”组合,而基础设施或信息供给在达到阈值后附加效应有限,命令控制型政策亦无法在合规后持续产生创新压力;其三,现有模型普遍忽略二手车市场——美国74%、全球65%的汽车销售为二手车——可能高估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采用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同时填补上述缺口的ABM框架,回答三个研究问题:①市场型政策组合能否在中期内引发汽车部门技术转型?②何种政策组合能最小化公共预算、消费者效用和碳排放方面的转型成本?③移除政策激励后EV采用能否持续?转型目标定义为2035年实现95%的EV车队占比。

**2. 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集成离散选择消费子模块、社会模仿子模块、创新子模块和二手车市场子模块的ABM模型。消费者基于logit离散选择理论(McFadden, 1974)评估汽车属性、生命周期成本和排放,并依据社会模仿理论(Rogers, 2003)在邻居EV拥有比例达到个体创新阈值后才考虑购买EV。制造商依据利润预期选择产品组合和价格,采用NK景观框架(Kauffman, 1993; Levinthal, 1997)表征路径依赖的技术创新。二手车经销商合并为单一实体,二手车价格参照最相似新车价格按车龄折旧。模型以加利福尼亚州2001—2023年月度数据校准,模拟3,000名汽车用户和16家制造商,通过间接校准匹配EV采用趋势、新车价格区间(25%分位$32,359.41至75%分位$57,784.66)、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0.11–0.18)及平均车龄(10–12年)。使用仿真贝叶斯推断校准消费者创新阈值分布。政策实验期为2024—2035年,单独模拟碳价格、电力补贴、新车回扣、二手车回扣和生产补贴共五种工具,采用网格搜索与贝叶斯优化确定达到95%采用目标所需的政策强度,并进一步评估所有政策两两组合。在2035年移除政策后持续模拟至2050年以检验转型稳定性。

**3. 主要结果**

**3.1 单一政策结果**
碳价格在低值阶段能快速提升EV采用率,但边际效应递减;可实现完全转型,但消费者累计效用随碳价格线性下降,政府收入增加但采用率提高后收入递减。电力补贴无法达到95%采用率,免费充电时仅达60%采用率,但能线性提升效用和利润,且降低累计排放。新车回扣在达到95%采用率前线性促进采用,但高回扣导致用户频繁购买新车,造成政策成本、制造排放和利润超线性增长,消费者效用线性增加并在全额覆盖新车价格时达最大。二手车回扣因现有EV二手车存量有限而几乎无效。生产补贴效果类似新车回扣但较温和,因制造商能获取部分租金,最高采用率超过90%但未达95%。达到95%目标所需强度:碳价格为910美元/吨CO?,新车回扣为36,875.57美元。两种政策均导致中期累计净排放增加,其中新车回扣的排放增量近碳价格的两倍,但驾驶排放均低于BAU,表明总排放增加是过渡性的。

**3.2 政策组合结果**
政策组合能显著降低各工具强度并改善权衡。碳价格+电力补贴可大幅缓解效用损失,实现预算中性,并最小化中期排放尖峰;碳价格+二手车回扣效果类似但较弱;碳价格+新车回扣或生产补贴可降低政策强度、缓解或克服效用损失,且过渡成本适中。相反,新车回扣+生产补贴组合导致排放和政策成本显著增加,但不改善效用,因EV价格触底后额外补贴仅转化为制造商利润。新车回扣+电力补贴或二手车回扣可降低排放和政策成本,效用无显著变化。电力补贴+生产补贴虽单独无法达标,但组合后可达标,并获得最高累计消费者效用,且排放和政策成本与碳价格组合相近;当电力补贴强度高于生产补贴时三个维度均更优。

**3.3 转型稳定性**
2035年移除政策后至2050年,所有成功转型情景中EV保持主导地位,BAU情景2050年采用率仅略超40%。转型后EV平均零售价格低于BAU,因加速转型促进EV技术研发,且全EV市场下企业提供廉价设计服务低收入群体。长期所有排放流均收敛至BAU之下;除新车回扣单独及其与生产补贴组合外,其余政策在2044年前均使累计排放低于BAU。碳价格+各类补贴组合到2050年累计排放较BAU减少约30%;而新车回扣单独和与生产补贴组合分别增加28.63%和60.73%。政策期含碳价格的政策流效用显著低于BAU,最佳情形下年效用到2031年才赶上BAU;到2050年累计效用仅碳价格及其与二手车回扣组合未超越BAU。转型导致车龄先降后升,最终超过BAU,因EV效率高,用户更长时间保留车辆,有助于降低制造排放。

**4. 讨论与结论**

政策组合可通过降低政策强度并缓解负面效应来提升EV转型的政治可行性。补充政策添加到碳价格上可降低中期生产排放过冲和效用损失,成本相对较低。在2035年前所有转型政策均存在缺点:大规模部署EV导致制造排放超过汽油节约,且所有政策造成累计效用损失或净政策成本,决策者需分配预算或面对政治反弹。长期看,成功转型在激励移除后保持稳定,EV更便宜、使用更久,消费者更满意,交通更清洁。结论指出,仅靠单一市场型工具应对EV转型的协调失灵在经济上低效且政治不可行,必须利用政策工具间的正协同效应以提高政治可接受性并最小化转型成本。模型局限性包括缺乏金融与物理约束、未考虑预期调节和更复杂的社会学习,未来研究应纳入资本成本、生产计划、时变碳价格(如EU-ETS)、行为理论及更严格的外部验证。政策启示是:决策者应实施更有力且协同的政策组合,快速实现清洁交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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