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s’ online trolling: A longitudinal moderated mediation study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trait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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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低头行为是家庭技术干扰的一种形式,可能与青少年的在线行为有关。本研究使用三个时间顺序的调查波次(N=1417;年龄13–17岁),分别于2024年9月、2025年3月和2025年9月收集数据,检验了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低头行为是否通过积极青少年发展(Posi
父母低头行为是家庭技术干扰的一种形式,可能与青少年的在线行为有关。本研究使用三个时间顺序的调查波次(N=1417;年龄13–17岁),分别于2024年9月、2025年3月和2025年9月收集数据,检验了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低头行为是否通过积极青少年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前瞻性地与主动性和反应性网络挑衅(online trolling)相关,以及特质正念(trait mindfulness)是否调节了父母低头行为与PYD之间的联系。潜在调节中介模型将PYD表示为二阶五C因子,并将网络挑衅表示为两个相关的结果变量。父母低头行为与PYD呈负相关(β=?.153,p<.001),其与正念的交互作用显著(β=?.105,p=.004)。PYD与主动性网络挑衅(β=?.292,p<.001)和反应性网络挑衅(β=?.280,p<.001)均呈负相关。对于两种结果,条件间接关联在低正念水平下不显著,但在平均和高正念水平下显著。这些发现表明,在两个密切相关的网络挑衅维度上存在相似的时间顺序关联。这些结果并不能确立个体内变化或因果方向,正念交互作用背后的心理过程仍有待检验。
智能手机在家庭领域的普及从根本上重构了家庭互动的结构。数字连接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入了“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即数字设备频繁侵入人际互动时刻。在中国,这种“双重数字沉浸”尤为突出:全国调查显示,青少年互联网用户规模约达1.85亿,13.6%的青少年日均使用超过3小时。在此背景下,父母低头行为(parental phubbing)——即父母在面对面互动中习惯性地将注意力从孩子转移到智能手机上——成为家庭技术干扰的典型形式。它不仅是行为上的分心,更意味着情感可得性和关系回应性的显著降低。对正处于寻求父母认可和社会线索发展关键期的青少年而言,反复经历这种技术性排斥可能构成慢性人际压力源,破坏健康社会情绪发展所需的规范反馈回路,并可能“外溢”至青少年的在线社会行为。既有研究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确定父母低头行为是否构成青少年在线反社会行为的纵向前因。为此,研究人员基于I3模型和积极青少年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框架,采用三波纵向设计,考察父母低头行为是否通过PYD与后续主动性和反应性网络挑衅(online trolling)存在时间顺序关联,并检验特质正念(trait mindfulness)对父母低头行为–PYD路径的调节作用。
研究人员于2024年9月(T1)、2025年3月(T2)和2025年9月(T3)三个时间点,从中国东部一座中等城市的三所公立中学招募了1417名13–17岁青少年(T1,46.1%男性;T2保留1120人;T3保留1035人),采用纸笔问卷收集数据。流失分析显示,除T1父母低头行为在未完成T3的参与者中略高外,其余基线特征无系统差异。研究使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儿童青少年正念量表(CAMM)、积极青少年发展极简版(PYD-VSF)以及网络挑衅量表(Mao等,2023)分别测量相应构念。数据分析采用Mplus 8.3的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构建潜在调节中介模型:父母低头行为与正念作为潜在自变量,PYD作为二阶五C因子,主动性和反应性网络挑衅作为相关潜在结果,并设定父母低头行为×正念交互预测PYD。缺失数据采用全信息极大似然法处理,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由于缺乏可比的早期PYD和网络挑衅测量,模型被解释为时间顺序的个体间关联模型,而非自回归变化模型。
### 4.1 描述性统计
相关分析显示,T1父母低头行为与T2 PYD呈负相关(r=?.130,p<.001),与T3主动性和反应性网络挑衅呈正相关(r=.120和.105,p<.001);T2 PYD与两种网络挑衅均呈负相关(r=?.297和?.282,p<.001)。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第一公因子解释31.59%的总方差,未占多数,提示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 4.2 测量模型
对网络挑衅,相关两因子模型拟合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RMSEA=.064,CFI=.927),两个潜因子高相关(r=.943)。对PYD,相关五因子模型优于单因子模型,二阶模型拟合可接受,支持五C层级结构。
### 4.3 潜在调节中介模型
无交互结构模型拟合良好(RMSEA=.041,CFI=.930)。加入潜在交互后,AIC、BIC和调整BIC均降低,表明交互模型更优。路径分析显示,父母低头行为负向预测PYD(β=?.153,p<.001),父母低头行为×正念交互显著(β=?.105,p=.004);PYD负向预测主动性(β=?.292,p<.001)和反应性网络挑衅(β=?.280,p<.001);父母低头行为对两种结果的直接关联仍显著,正念对PYD和两种结果均无显著直接效应。模型解释PYD方差的5.3%、主动性网络挑衅的13.7%和反应性网络挑衅的12.4%。
### 4.4 条件间接效应
对主动性网络挑衅,低正念(?1 SD)时条件间接效应不显著(b=.016,95% CI [?.016, .047]),平均和高正念(+1 SD)时显著(b=.049和.083,p<.001)。反应性网络挑衅呈现相同模式。调节中介指数对两种结果均显著(IMM=.036和.035,p=.006),表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
讨论部分指出,T1父母低头行为与T3两种网络挑衅的正向关联扩展了既有横断面证据,但不等同于因果或发展变化。PYD在平均及高正念水平下中介了该关联,而在低正念下不显著,这与发展系统理论一致,表明家庭数字干扰可能通过削弱情感连接、道德内化和自我调节资源,增加网络挑衅风险。正念的调节作用不符合“普遍保护因素”观点,而更支持情境依赖模型:在接纳不足时,高正念可能增强对关系排斥线索的感知,从而强化父母低头行为与PYD的负向关联。I3理论框架下,父母低头行为可视为挑衅情境,PYD为抑制资源,但替代解释(如感知忽视、拒绝敏感性、监控与接纳过程)仍需直接测量检验。研究结论为:感知到的父母低头行为通过后续较低的PYD与主动性和反应性网络挑衅存在前瞻性关联;条件间接关联在平均和高正念水平显著,但在低正念水平不显著。两个密切相关的网络挑衅维度上的相似结果提示,该关联可能更广泛地扩展到在线挑衅。这些仅属时间顺序关联,未来需通过干预和重复测量研究检验变化、方向性及正念交互背后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