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某三级医院首次产前检查孕妇贫血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一项横断面研究

《Discover Medicine》:Anaemia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regnant women at first antenatal visit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 Delhi, Ind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7日 来源:Discover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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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妊娠期贫血构成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且仍是影响孕妇的最常见血液学疾病。贫血是孕产妇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可在产前阶段被发现和管理,以预防妊娠及分娩期间的严重并发症。本研究旨在评估孕妇首次产前检查时贫血的患病率并识别其相关因素。该横断面研究纳入998名孕

  
摘要:妊娠期贫血构成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且仍是影响孕妇的最常见血液学疾病。贫血是孕产妇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可在产前阶段被发现和管理,以预防妊娠及分娩期间的严重并发症。本研究旨在评估孕妇首次产前检查时贫血的患病率并识别其相关因素。该横断面研究纳入998名孕早期孕妇,这些孕妇在补充治疗前就诊于新德里一家政府三级医院的妇科门诊。研究人员采用经预检验的访谈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及生殖相关资料。使用血红蛋白仪测定血红蛋白水平,其他数据按照标准方案收集。贫血总体患病率为35.7%,其中22.6%为轻度贫血,13.1%为中度/重度贫血(中度:12.8%,重度:0.3%)。在未调整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未接受正规教育女性发生中度/重度贫血的可能性更高(OR=2.10,p=0.04),而家庭主妇(OR=0.54,p=0.02)及肥胖体质指数(BMI)类别女性(OR=0.50,p=0.02)发生中度/重度贫血的可能性较低。初潮年龄与轻度贫血呈临界非显著性关联(OR=1.32,p=0.07),应视为探索性发现。在该德里医院人群中,贫血仍是孕早期孕妇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这些发现仅针对该基于医院的人群。加强卫生系统在早期识别和干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针对低教育程度女性,可能有助于改善类似环境中的孕产妇健康结局。妊娠期贫血构成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且仍是影响孕妇的最常见血液学疾病。贫血是孕产妇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可在产前阶段被发现和管理,以预防妊娠及分娩期间的严重并发症。本研究旨在评估孕妇首次产前检查时贫血的患病率并识别其相关因素。该横断面研究纳入998名孕早期孕妇,这些孕妇在补充治疗前就诊于新德里一家政府三级医院的妇科门诊。研究人员采用经预检验的访谈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及生殖相关资料。使用血红蛋白仪测定血红蛋白水平,其他数据按照标准方案收集。贫血总体患病率为35.7%,其中22.6%为轻度贫血,13.1%为中度/重度贫血(中度:12.8%,重度:0.3%)。在未调整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未接受正规教育女性发生中度/重度贫血的可能性更高(OR=2.10,p=0.04),而家庭主妇(OR=0.54,p=0.02)及肥胖BMI类别女性(OR=0.50,p=0.02)发生中度/重度贫血的可能性较低。初潮年龄与轻度贫血呈临界非显著性关联(OR=1.32,p=0.07),应视为探索性发现。在该德里医院人群中,贫血仍是孕早期孕妇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这些发现仅针对该基于医院的人群。加强卫生系统在早期识别和干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针对低教育程度女性,可能有助于改善类似环境中的孕产妇健康结局。
论文解读:孕早期贫血负担与相关因素——基于印度德里三级医院横断面研究的系统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妊娠期贫血是全球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贫血在妊娠期间因营养需求增加和生理性血液稀释而尤为突出,可导致早产、低出生体重、产后出血及孕产妇死亡风险升高等严重不良妊娠结局。全球范围内约37%的孕妇受贫血影响,而印度的情况更为严峻:据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第五轮(NFHS-5)数据,印度孕妇贫血患病率高达52.2%,且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最高(62.1%),南部最低(46.9%)。尽管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实施了多项公共卫生政策,包括2018年启动的“无贫血印度”(Anaemia Mukt Bharat,AMB)计划,采取6×6×6策略针对六类受益人群、六项关键干预措施和六种制度机制推进贫血防控,但贫血负担的降低仍然面临挑战。早期检测和干预的缺口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持续制约着防控进展。

已有研究和项目大多关注妊娠中晚期的贫血问题,而孕早期——这一对贫血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以减少不良母婴结局至关重要的窗口期——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在首次产前检查且尚未开始任何营养补充剂治疗时对孕妇进行评估,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基线贫血负担,并有助于识别可指导针对性干预的社会人口学、营养、产科及健康相关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评估孕早期孕妇贫血的患病率及严重程度分布,并识别其社会人口学、产科、人体测量学及生理学相关因素。研究选取政府三级医院作为研究现场,因其作为 maternal healthcare 的关键枢纽,服务于包括边缘化人群在内的大量多样化患者群体,且该类医院实施结构化的产前保健方案,为标准化数据收集和母婴健康指标的可靠评估提供了理想条件。

二、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为一项横断面研究,隶属于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ICMR)资助的更大规模孕妇研究项目。研究对象为2023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在新德里Lady Hardinge医学院及Smt. Sucheta Kriplani医院产前保健(ANC)门诊就诊的998名孕早期(≤12周)孕妇,年龄18–42岁。所有参与者在纳入时均未开始铁剂和叶酸补充治疗。纳入标准包括经末次月经或孕早期超声确认的妊娠≤12周、首次产前检查以及签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涵盖重大慢性疾病、既往叶酸或维生素B12补充史、多胎妊娠、神经管缺陷史、乙型肝炎、HIV或显性糖尿病。研究经德里大学机构伦理委员会(IEC)及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了英文和印地语双语知情同意书。数据采集采用经预检验和修改的访谈问卷,涵盖社会人口学变量(年龄、婚姻类型、家庭规模、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状况、初婚年龄)、生殖变量(初潮年龄、孕次、流产史)及人体测量和生理指标。社会经济状况采用改良Kuppuswamy量表评估;体质指数(BMI)依据亚太地区切点分类(低体重<18.5 kg/m2、正常18.5–22.9 kg/m2、超重23–24.9 kg/m2、肥胖≥25 kg/m2);血压采用Omron数字血压计测量并按美国心脏协会(AHA)2017指南分类。血红蛋白测定采用便携式即时检测血红蛋白仪(HemoControl,EKF Diagnostics,德国),该设备基于光电比色叠氮高铁血红蛋白法,经工厂校准并与氰化高铁血红蛋白参考方法(NCCLS/CLSI标准)对照,分析精密度高(变异系数<2%)。贫血严重程度依据ICMR指南分类:轻度贫血(10.0–10.9 g/dL)、中度贫血(7.0–9.9 g/dL)、重度贫血(<7.0 g/dL),分析时将中度和重度贫血合并。研究采用SPSS v22进行统计分析,以卡方检验评估分类变量差异,并分别以正常血红蛋白(≥11.0 g/dL)为参照,构建轻度贫血和中度/重度贫血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报告未调整的比值比(OR)及95%置信区间(CI)。由于双变量分析中大多数关联未达统计学显著性,故未进行多变量调整。事后功效分析表明,基于观察到的患病率与NFHS-5参考患病率的比较,本研究统计功效超过99%。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研究样本的一般特征

998名孕妇的平均年龄为25.82±4.4岁,其中20–24岁年龄组占比最高(38.8%),其次为25–29岁(35.7%)。大多数女性(95.1%)为非近亲婚姻,59.8%生活在≤5人的家庭中。教育程度分布多样:40.2%完成中学教育,27.5%为本科及以上学历,25.3%完成高中教育,7.0%为文盲。绝大多数(89.1%)为家庭主妇。社会经济方面,75.5%属于下层和中下层阶级。平均血红蛋白水平为11.33±1.32 g/dL,平均初潮年龄为13.6±1.5岁,平均初婚年龄为22.16±3.53岁。三分之一(33.8%)有流产史。

(二)总体患病率及分类分布

研究人群中贫血总体患病率为35.7%,其中轻度贫血占22.6%,中度/重度贫血占13.1%(中度12.8%,重度0.3%)。贫血组中,轻度贫血者平均血红蛋白为10.5±0.3 g/dL,中度/重度贫血者为9.0±0.8 g/dL,非贫血组为12.1±0.8 g/dL。这一患病率低于NFHS-5报告的全国孕妇平均水平(52.2%)及特伦甘纳邦农村地区医院研究报告的62%的患病率,而与印度东北部各邦(如曼尼普尔邦32.4%、米佐拉姆邦34.0%)的数据较为接近,但低于北部各邦(哈里亚纳邦56.5%、喜马偕尔邦42.2%、查谟和克什米尔44.1%、旁遮普邦51.7%)的报告值。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有参与者在评估前均未开始铁和叶酸(IFA)补充治疗,代表了补充干预前的基线患病率快照,而多数比较研究的数据来自已开始补充治疗的妊娠中晚期女性,这种方法学差异使得直接比较存在局限。

(三)社会人口学、生活方式和人体测量变量的患病率分布

贫血患病率在不同BMI类别间存在显著差异(p=0.027)。低体重女性患病率最高(42.3%,其中25%为轻度,17.3%为中重度),其次为正常体重组(34.5%,轻度20.1%,中重度14.4%)、超重组(38.9%,轻度25.7%,中重度13.3%),肥胖女性患病率最低(26.8%,轻度18.7%,中重度8.1%)。在年龄组、婚姻类型、家庭规模、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状况、孕次、初潮年龄、初婚年龄或流产史方面,未观察到贫血患病率的显著差异。血压类别也未显示显著关联(p=0.21),但贫血女性的平均舒张压较低(正常组70.8 mmHg,轻度组67.8 mmHg,中重度组67.4 mmHg)。

(四)贫血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三项因素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未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性与接受本科及以上教育者相比,发生中度/重度贫血的比值比增加(未调整OR=2.10,95% CI:1.02–4.31,p=0.04)。家庭主妇与在职女性相比,发生中度/重度贫血的比值比较低(未调整OR=0.54,95% CI:0.31–0.92,p=0.02)。肥胖BMI类别相对于正常BMI,与中度/重度贫血的较低比值比相关(未调整OR=0.50,95% CI:0.28–0.90,p=0.02)。此外,部分变量虽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值得注意:初潮年龄≥13.6岁与轻度贫血的关联呈边界性(OR=1.32,95% CI:0.97–1.80,p=0.07),低体重相对于正常BMI对轻度(OR=1.41,p=0.10)和中重度贫血(OR=1.36,p=0.20)未达显著,近亲婚姻对于中重度贫血未达显著(OR=0.26,p=0.06),高血压前期对轻度贫血未达显著(OR=0.69,p=0.09)。年龄、家庭规模、社会经济状况、孕次、初婚年龄及流产史与轻度或中重度贫血均无显著关联。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本研究患病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多重可能原因。首先,妊娠周数可能发挥作用,因为妊娠后期的生理性血液稀释和累积性铁耗竭通常会增加贫血风险;然而更为关键的方法学考量在于,本研究所有参与者在评估前均未开始铁和叶酸补充治疗,代表了干预前的基线负担,而多数比较研究报告的妊娠中晚期数据来自已开始补充治疗的女性。妊娠晚期贫血患病率反映的是血液稀释(增加患病率)与补充治疗(降低患病率)两种相反力量抵消后的净效应,因此与补充前孕早期数据的直接比较存在问题。其他背景因素还包括城市医院环境可能带来的较高健康素养和更早期产前保健参与度,以及膳食模式、贫血诊断标准和血红蛋白测量方法学差异等。中重度贫血在相当比例参与者中的存在强调了及时检测和干预以防止疾病进展的必要性,孕早期筛查和早期营养/健康宣教干预可能是减轻孕产妇贫血相关风险的关键。

关于相关因素,无正规教育与中重度贫血的较高比值比相关联,与既往研究一致,提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妊娠期获取营养、医疗保健和自我照护相关信息及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家庭主妇较低的贫血比值比可能归因于其对日常作息更大的自主控制能力,有助于优先保证营养膳食和充分休息,但研究人员强调由于横断面设计和未调整估计值,不应进行因果推断。较早初潮年龄与轻度贫血的边界性关联被置于生命史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解释:采取快速生命史策略的个体倾向于优先分配资源于生殖努力,导致初潮提前而牺牲长期躯体发育,这种模式常见于压力或资源匮乏环境;早期初潮还意味着孕前更长的月经暴露时间,增加了慢性失血风险,尤其在营养摄入不足的情况下可导致铁耗竭。肥胖与较低贫血比值比可能反映更大的营养储备,但研究人员指出该解释具有推测性,因为肥胖与微量营养素缺乏可共存。考虑到本研究超过75%的参与者属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超过70%未达到本科教育水平,研究人员认为营养不良、低体重与贫血之间的关联模式在该特定人群中可能更具适用性。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单中心政府医院可能限制向其他区域或私立医疗机构的外推性;未测量血清铁蛋白、转铁蛋白饱和度、维生素B12和叶酸等生化标志物,限制了区分贫血亚型的能力;社会人口学和生殖史数据为自我报告,存在回忆偏倚;研究对象仅限于孕早期女性,结果不能反映妊娠后期情况;膳食摄入、寄生虫感染和慢性疾病等未测量的混杂因素未能完全控制。

研究结论指出:在政府三级医院就诊的孕早期孕妇中,贫血仍然是一项显著的健康问题。在该基于医院的样本中,未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性发生中重度贫血的比值比较高,而家庭主妇相对于在职女性以及肥胖BMI类别相对于正常BMI女性的中重度贫血比值比较低。由于比值比为未调整估计且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这些发现应被视为探索性关联,而非因果危险因素或独立预测因子。未来需纳入膳食评估和生化指标测量的研究,以阐明潜在机制和时间关系。研究的公共卫生意义在于:孕早期贫血筛查具有重要价值——大多数女性尚未进展至重度贫血,为通过营养咨询、补充治疗和定期血红蛋白监测进行预防提供了机会窗口。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可作为风险分层的实用标记,低教育程度和在职女性可能受益于量身定制的咨询、实用性膳食指导以及工作场所或社区支持策略。将初潮年龄评估和预防性咨询纳入青少年健康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未来贫血风险。以营养为重点的策略(包括食物干预和补充监测)与早期产前筛查相结合,可改善孕产妇结局并减少妊娠相关贫血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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