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grative Zoology》:Cumulative Duration and Habitat Selection Across the Annual-Cycle Stages: Links to Human Modification in Two Declining Shore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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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追踪研究已识别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EAAF)中鸻鹬类的迁徙路线,但累积停留时长与栖息地选择在年度周期各阶段的变化及其与栖息地人类改造程度的关系仍知之甚少。研究人员整合了GPS追踪数据(2
尽管追踪研究已识别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EAAF)中鸻鹬类的迁徙路线,但累积停留时长与栖息地选择在年度周期各阶段的变化及其与栖息地人类改造程度的关系仍知之甚少。研究人员整合了GPS追踪数据(2017–2025年)、高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及人类改造图谱,为两种衰退中的鸻鹬类——黑尾塍鹬(Limosa limosa;18只个体)与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25只个体)——识别了繁殖地、中途停歇地与越冬地。研究人员共识别出黑尾塍鹬的93个区域与白腰杓鹬的67个区域。黑尾塍鹬在维柳伊河(繁殖地)、滨州海岸(南迁停歇地)、泰国湾(越冬地)及天津海岸(北迁停歇地)表现出最长的平均累积停留时长;白腰杓鹬则在科尔沁右翼中旗牧场(繁殖地)、天津海岸(南迁停歇地与越冬地)及因戈达河(北迁停歇地)停留时间最长。在各阶段中,黑尾塍鹬表现出比白腰杓鹬更广泛的栖息地选择,但两者均偏好沼泽(marsh)、潮滩(tidal flat)与漫滩(flooded flat)栖息地。白腰杓鹬在迁徙期间的累积停留时长随人类改造程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而黑尾塍鹬未检测到显著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物种均反复在高度改造的沿海区域长时间停留,尤其是湄公河与哥乐河之间汇入泰国湾的流域、湄南河流域、天津海岸及莆田海岸。这些发现增进了对全年度周期栖息地利用的理解,并突显了在迁飞区范围内保护关键沿海区域、同时缓解人为压力的迫切必要性。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栖息地人类改造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EAAF)鸻鹬类种群衰退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过去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已显著推进了对EAAF鸻鹬类迁徙生态学的认识,但绝大多数研究局限于特定区域或季节,或主要关注移动路径,而对累积停留时长、全年度周期的栖息地选择及其与人类干扰的关系缺乏系统评估。这一知识空白在EAAF尤为突出,因为该迁飞区以广泛的经济开发和较高的鸻鹬类密度为特征,累积停留时长直接调节着人为干扰对鸟类适合度的后果。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旨在整合高分辨率GPS追踪数据、30米土地覆盖产品与全球人类改造图谱,系统评估黑尾塍鹬与白腰杓鹬在繁殖、停歇和越冬各阶段的累积停留时长与栖息地选择,并量化累积停留时长与人类改造程度的关系。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研究人员于2017至2025年间在中国天津捕获并安装了GPS卫星发射器,共追踪18只黑尾塍鹬和25只白腰杓鹬,其中14只黑尾塍鹬和11只白腰杓鹬完成了完整的年度周期。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基于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的利用分布(utilization distribution, UD)分析以界定个体家域;采用SaTScan空间-时间置换模型识别繁殖地、停歇地与越冬地;使用Manly栖息地选择指数量化各土地覆盖类型的栖息地选择;基于全球30米土地覆盖产品(GLC_FCS30D2022)与90米分辨率人类改造数据集(human modification dataset)计算各区域的人类改造程度;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LMM)与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GLMM)分析累积停留时长与人类改造的关系,并使用Kruskal–Wallis检验及Dunn事后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三、研究结果
3.1 迁徙路线与繁殖、停歇和越冬区域识别
黑尾塍鹬的迁徙路线从科图伊河、奥列尼奥克河和维柳伊河的繁殖地延伸,南迁经过库赫湖、呼伦湖、唐山海岸、黄河三角洲和鄱阳湖,继续穿过湄公河与哥乐河之间汇入泰国湾的流域,最终到达湄南河流域、泰国湾及苏门答腊岛汇入爪哇海和纳土纳海的流域越冬;北迁路线途经天津和唐山海岸及乌拉盖河返回繁殖地。白腰杓鹬主要在济林达河、希洛克河及科尔沁右翼中旗牧场繁殖,南迁经过乌兰诺尔河湿地和唐山、天津海岸,主要沿唐山、天津、宁波和防城港海岸越冬,北迁经由黄河三角洲、天津海岸、因戈达河和贝加尔湖。研究共识别出黑尾塍鹬93个区域和白腰杓鹬67个区域。
3.2 繁殖、停歇和越冬区域的累积停留时长
黑尾塍鹬在繁殖期于维柳伊河(43.50 ± 19.09天)、科图伊河(38.00 ± 1.41天)和奥列尼奥克河(32.50 ± 6.36天)停留时间最长;南迁期间在滨州海岸(55.20 ± 32.58天)、泰国湾(50.20 ± 27.94天)和乌拉盖河(41.50 ± 50.20天)停留最久;越冬期在泰国湾(87.67 ± 35.73天)和湄南河流域(82.05 ± 34.99天)停留时间最长;北迁期间在泰国湾(28.50 ± 10.61天)和天津海岸(20.08 ± 15.11天)停留时间最长。白腰杓鹬在繁殖期于科尔沁右翼中旗牧场(60.31天)和济林达河(60.00天)停留时间最长;南迁期间在天津海岸(68.95 ± 43.61天)和唐山海岸(40.20 ± 53.29天)停留时间最长;越冬期在唐山海岸(66.53 ± 50.46天)和天津海岸(62.09 ± 47.38天)停留时间最长;北迁期间在唐山海岸(35.45 ± 24.04天)、天津海岸(32.25 ± 19.70天)和因戈达河(14.06 ± 18.62天)停留时间较长。
3.3 繁殖、停歇和越冬区域的栖息地选择
总体上,黑尾塍鹬在四个年度周期阶段选择的土地覆盖类型比白腰杓鹬更广泛。两种物种在全年周期中对沼泽(marsh, MS)、潮滩(tidal flat, TF)和漫滩(flooded flat, FF)的栖息地选择指数持续较高,且在迁徙和越冬期对潮滩表现出强烈偏好。黑尾塍鹬在繁殖期对沼泽、常绿针叶林和水体的选择指数最高;南迁期对开放常绿阔叶林、潮滩和漫滩选择最强;越冬期对潮滩、灌溉农田和漫滩选择指数最高;北迁期对地衣苔藓、水体与潮滩选择达到峰值。白腰杓鹬在南迁和北迁期对盐沼(salt marsh, SM)、潮滩和漫滩的选择指数最高;繁殖期对水体、开放落叶阔叶林、漫滩和沼泽选择最强;越冬期对红树林(mangrove, MG)、潮滩、盐沼和漫滩选择指数最高。
3.4 累积停留时长与人类改造程度的关系
对于黑尾塍鹬,累积停留时长与人类改造程度无显著关联(F1,227 = 0.003, p > 0.05),且该关系在三个非繁殖阶段间无显著差异。对于白腰杓鹬,累积停留时长与人类改造程度呈显著正相关(F1,143.96 = 16.16, p < 0.001),边际趋势分析显示南迁(k = 2.14, p < 0.05)和北迁(k = 4.04, p < 0.01)期间均存在显著正斜率,而越冬期斜率不显著。两种物种的累积停留时长均在越冬期最长,其次为南迁期,北迁期最短。沿海区域在累积停留时长、人类改造程度和停留事件数量上均显著高于内陆区域,表明沿海湿地在迁徙网络中发挥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尽管其承受更大的人为压力。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揭示了东亚黑尾塍鹬和白腰杓鹬"长停留、短迁徙"的年度迁徙模式。黑尾塍鹬作为长距离迁徙者,其迁飞路线横跨从近乎原始的西伯利亚湿地到渤海湾和泰国湾高度改造海岸的陡峭人类改造梯度,使其能够在人类改造程度较低的内陆站点优先补充能量储备;而白腰杓鹬迁徙距离较短,非繁殖阶段主要集中在渤海湾沿岸这一人类改造程度普遍较高的区域,缺乏低干扰替代栖息地,因而被迫在整个年度周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暴露于改造景观中。此外,白腰杓鹬作为沿海专性物种,对沿海湿地的依赖程度高于黑尾塍鹬,这也解释了两物种对人类改造响应的差异。尽管高度改造区域可为白腰杓鹬提供停歇和越冬场所,但这可能反映其自然替代栖息地不足,而非主动偏好受干扰环境。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首次对两种衰退中的迁徙鸻鹬类进行了全年度周期的累积停留时长、栖息地选择及其与人类改造程度关系的评估。研究识别出黑尾塍鹬使用的93个区域和白腰杓鹬使用的67个区域。黑尾塍鹬在繁殖期、南迁期、越冬期和北迁期的平均区域累积停留时长分别为34天、24天、127天和36天;白腰杓鹬分别为41天、39天、107天和15天。两种物种对沼泽、潮滩和漫滩栖息地的选择指数在全年周期中始终高于其他土地覆盖类型。人类改造程度的影响在两物种间存在差异:白腰杓鹬在迁徙期间的累积停留时长与人类改造程度呈正相关,而黑尾塍鹬未检测到显著关系。尽管存在差异,两种物种均反复使用高度改造且支持长停留时长的区域,包括湄公河与哥乐河之间汇入泰国湾的流域、湄南河流域、天津海岸和莆田海岸。沿海区域普遍支持更长的累积停留时长、更高的人类改造程度和更多的停留事件,表明沿海湿地在迁徙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承受更大的人为压力。这些发现突显了EAAF沿海湿地的保护价值,以及平衡栖息地保护与日益增长的沿海开发压力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