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A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a community-based approach to protected area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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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陆地和海洋保护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为保护区执法(protected area law enforcement)作出贡献。尽管当地居民的参与被认为对保护和人类福祉均具有重要意义,但针对社区参与式保护区执法路径的评估研究仍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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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陆地和海洋保护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为保护区执法(protected area law enforcement)作出贡献。尽管当地居民的参与被认为对保护和人类福祉均具有重要意义,但针对社区参与式保护区执法路径的评估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研究人员对一种代表社区参与保护区执法常见模式的干预措施开展了定性评估(qualitative evaluation)。基于柬埔寨一项社区护林员计划(community warden scheme)的案例研究,研究人员构建了回顾性、参与式的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 ToC),并从参与该计划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视角检验了该变革理论的效度。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与生态系统背景下,研究人员发现支撑该计划的关键假设在实践中未能成立。
综合与应用:关于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区执法成效的比较性证据缺乏,可能归因于当地参与得以发挥作用的复杂社会机制。为帮助弥补这一证据缺口,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评估框架,用以检验社区参与保护区执法所依托假设的效度,并通过案例研究证明了该框架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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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保护区执法是遏制违规行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但执法方式若被当地居民视为不公正,可能引发怨恨、冲突和不配合。因此,政府机构和保护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越来越多地吸纳保护区周边居民参与执法工作,以期提升公平性、增强规则与执法机构的合法性,并为当地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然而,尽管社区参与被视为既能惠及保护成效又能改善民生的途径,关于社区参与式保护区执法路径有效性的评估在已发表文献中极为稀缺。这一证据缺口部分源于此类干预所依托的社会机制高度复杂,部分源于干预运行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往往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使得评估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 ToC)是理解保护干预预期因果路径的有效工具,能够明确连接活动与预期成果及影响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揭示支撑每一因果环节的假设。这些假设若模糊不清、隐含不显或未能反映真实的因果关系,将削弱干预的有效性;其中某些“关键假设”(killer assumptions)若对成功至关重要但很可能不成立,甚至可能导致干预整体失败。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通过一项案例研究,系统检验社区参与式保护区执法模式所依托假设的有效性。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以柬埔寨西南部豆蔻山脉(Cardamom Mountains)中央豆蔻国家公园(Central Cardamoms National Park)和南部豆蔻国家公园(Southern Cardamoms National Park)内运行的社区护林员计划为案例。该计划由一家NGO与政府机构和当地社区团体合作实施,护林员以兼职方式巡逻保护区内的庇护所(sanctuaries),使用SMART(空间监测与报告工具,Spatia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Tool)记录目标物种及其栖息地数据,向正式执法机构报告违规行为,并向当地居民宣传保护的重要性。护林员获得薪资、野外装备和培训,但不具备逮捕权,可对违规者发出警告并移除非法设备。
研究人员通过回顾性、参与式的方法构建了该计划的变革理论,涵盖四条主要路径:A. 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B. 降低参与违规行为的感知收益;C. 生成社区认同;D. 增加当地保护激励,共包含63项假设。研究在两个研究地点(A点和B点)对NGO工作人员、护林员和当地居民三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开展了76次半结构化访谈,采用平衡证据评估方法(Balance Evidence Assessment Method, BEAM)和交通灯系统对各项假设的支撑强度进行分类评估。
研究发现,支撑该计划的关键假设在实践中普遍未能成立,这一问题在B点尤为突出。其中,跨切变革理论的“新来者不会改变现有社会规范”假设已成为关键假设——过去十年间大量新来者涌入,导致土地价值上升、原住民土地被侵占或出售、传统信仰被稀释、社区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B点,护林员与正式护林员(rangers)之间的合作关系被证据明确否定,执法行动未能有效降低违规行为的激励,护林员缺乏威慑力,违规者甚至在被警告后变本加厉。在A点,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现象明显——地方精英如乡议员和村长同时担任护林员,通过影响招募过程将利益分配给亲属和关系圈内的人,导致部分社区居民感到被排斥。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2022年2月至3月,通过项目文件回顾和对NGO工作人员(n=4)及社区护林员(n=18)的面对面访谈,初步构建变革理论草案;2022年4月至5月在金边进行小组讨论,迭代调整变革理论及假设;2023年1月最终确认变革理论包含四条路径和63项假设。2023年2月,在两个研究地点(A点和B点)对护林员和当地居民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其中A点访谈7名护林员和34名当地居民(41%为女性),B点访谈全部6名护林员和24名当地居民(21%为女性);2023年3月对NGO工作人员(n=5)进行访谈。访谈以高棉语进行并翻译为英语,采用NVivo(Version 14)将580条陈述映射至变革理论假设,并依据Christie等人提出的平衡证据评估方法和交通灯系统评估各项假设的支撑强度。
四、研究结果
4.1 跨切整体变革理论的假设支撑强度
在A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护林员是否具有工作动机存在分歧:有居民认为“有些人非常投入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为了保护目标物种”,而护林员则表示“我有承诺,但钱不够,这会影响积极性”。对护林员是否被视为社区楷模也存在不同看法。在B点,证据明确否定了“新来者不会改变现有社会规范”的假设——居民指出“原住民尊重传统信仰,但新来者不尊重”,“新来者来做生意,他们追求利益,而不是服务或保护自然资源”。
4.2 路径A: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
A点证据表明护林员接受了充分的SMART数据收集培训,但两个地点均否定了“数据用于支持管理决策”的假设。A点对“结果反馈给护林员”呈混合支持,但否定了“护林员利用新信息改变巡逻方式”的假设——有护林员表示“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巡逻”。
4.3 路径B:降低参与违规行为的感知收益
A点证据弱支持护林员愿意与正式护林员联络、愿意与违规者交谈,强支持护林员愿意移除威胁。但NGO工作人员认为护林员可能对亲友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可能将违规行为转移到其他区域。B点证据否定了该路径的多数假设:护林员与正式护林员工作关系无效,居民称“护林员没有足够的权力或权威,他们只能远远看着违规者”,执法行动未能降低违规激励。
4.4 路径C:生成社区认同
A点证据弱支持社区认同保护目标物种的重要性并认为规则公平,但对居民是否愿意提供信息呈混合支持。B点多数假设呈混合支持,证据同时支持和否定“社区认同保护目标物种的重要性”的假设——有居民表示“原住民相信保护目标物种”,但也有居民指出“有些人不帮助保护,只破坏森林”。经济变化影响了居民态度:土地价格上涨后,曾自愿献地的居民希望收回土地,对护林员产生不满。
4.5 路径D:增加当地保护激励
A点居民认识到保护与生态旅游收入之间的联系,但证据显示收益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地方精英通过影响护林员招募将利益分配给亲属和关系圈。B点证据弱支持居民识别保护与生态旅游收益之间的联系,但并非所有社区成员持相同观点。
五、讨论与结论
豆蔻山脉正经历快速的社会生态变化:水电站建设、伐木特许权、工业农业扩张导致森林砍伐和栖息地退化,道路升级使森林更易进入,建筑和农业就业机会吸引大量新来者迁入定居。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变革理论应作为活性和灵活的工具被经常审视。本案例的复杂性源于许多保护情境共有的特征:跨多个地点运行、包含众多因果路径、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同时在个体和社区层面寻求变革,并存在临界点效应。
护林员必须在其作为NGO与社区之间中介的复杂位置上,同时履行家庭和社区义务以及护林员职责。当亲友被发现参与违规行为时,社会纽带很可能阻止护林员采取行动——这种不作为可能发生在义务等级将家庭和朋友置于保护目标或对雇主和同事责任感之上的文化中。
社区参与式保护区执法成效的比较性证据缺乏,可归因于当地参与发挥作用的复杂社会机制。研究人员提出的评估框架可用于比较分析不同条件下哪种社区参与方式最有效,这对设计和调整社区参与式保护区执法路径、为人类和生物多样性创造长期效益至关重要。当地参与并非保护区执法的万能药,应作为更广泛方法组合的一部分加以审慎考量。需要更多研究来构建对社区参与保护区执法公平性的细致理解,并批判性地审视在快速大规模变化的景观中,社区保护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微妙地削弱当地居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