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Racial categories and visual descriptions in police emergency c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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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族的诸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已被纳入许多机构的运作逻辑之中。在警察紧急呼叫中,种族化(racialization)被例行化地用于完成对涉案人员的视觉描述。这种对种族范畴的使用,依赖于并再生产着“种族可以通过视觉加以辨别”的推断。这些推断与殖民历史以及持续的种族
关于种族的诸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已被纳入许多机构的运作逻辑之中。在警察紧急呼叫中,种族化(racialization)被例行化地用于完成对涉案人员的视觉描述。这种对种族范畴的使用,依赖于并再生产着“种族可以通过视觉加以辨别”的推断。这些推断与殖民历史以及持续的种族主义暴力与歧视密切相关。本研究采用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路径,记录了参与者如何在种族范畴成员身份与视觉外貌之间建立关联,并将其视为紧急呼叫中一项敏感但必要的组成部分。研究由此表明,即便在缺乏对偏见显性取向的情况下,考察种族化仍可揭示种族推断的运作方式。理解种族化如何嵌入制度性基础设施,为种族化警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上游”(upstream)视角,也是迈向社会主义(social justice)的必要第一步。
论文解读:新西兰警察紧急呼叫中种族范畴与视觉描述的话语心理学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种族并非仅仅是个体身份的一种标记,它早已被深度嵌入现代制度的日常运作逻辑之中。在警务实践中,种族范畴(racial categories)被例行化地用于完成对涉案人员的视觉描述,这一过程在紧急报警电话中尤为突出。报警接线员(call-taker)在接听电话时,需要向来电者(caller)询问涉案人员的体貌特征,并将这些信息记录在案,以便出警警员在现场识别相关人员。在这一制度性任务中,种族范畴被视为一种关键资源,被用来完成对人物外貌的描述。然而,这种看似中立的制度性实践,实际上依赖并再生产着一种重要推断——种族是可以凭视觉直接辨别的。这种推断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深深植根于欧洲帝国—殖民计划的历史脉络之中,并持续与当代种族主义暴力与歧视相关联。
尽管已有大量话语心理学研究关注“可能的种族主义”(possible-isms)如何挑战制度中立性或社会反种族主义规范,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外行参与者如何使用种族话语以及制度代表如何回应。相对而言,对于种族范畴如何在日常制度任务中被例行化使用、且参与者并不将其视为有问题的情境,研究仍较为有限。在新西兰奥特亚罗瓦(Aotearoa New Zealand)的语境下,关于紧急报警电话中种族范畴使用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与此同时,新西兰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结构性种族歧视已有充分证据,例如毛利人(Māori)遭受警察监视的比例不成比例地高,被警察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非毛利人的七倍,被监禁率也远超其在人口中的比例。然而,关于警务改革的公共与学术辩论中,来电者与接线员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本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空白,首次系统考察新西兰紧急报警电话中种族范畴的使用,并聚焦参与者如何将种族化视为一项敏感但必要的制度性任务。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问题
本研究从新西兰警方2020年录制的紧急报警电话语料中选取了25通被接线员归类为“家庭伤害”(family harm)的通话,其中18通电话中种族化作为完成人物描述的例行组成部分出现。研究团队在警方总部对录音进行了人工编辑,将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可识别信息替换为白噪声,经警方审查后获得脱敏音频文件,并采用Jefferson转写体系(Jefferson’s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逐步转写。家庭伤害事件通常涉及彼此相识的人员,来电者可能对被要求描述的对象有更多了解,但这种了解并不必然使描述任务更容易,因为来电者同时兼具制度性(如受害者/求助者)与关系性(如家庭成员)范畴成员身份,面临寻求警察帮助的两难困境。
研究采用话语心理学路径,综合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与成员范畴化分析(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的洞见,聚焦问答序列的序列组织以及成员范畴、范畴特征与常识知识如何被部署和协商。研究者逐一分析了接线员请求描述的语轮设计(turn design)与来电者的回应,包括预设、认识梯度(epistemic gradient)与行动议程如何被传达、支持或抵抗。
三、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分析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展示来电者与接线员如何将种族视为完成描述的相关资源,并分析问题设计中的不同敏感性取向以及来电者如何对齐或抵抗问题中嵌入的预设。第二部分展示来电者如何通过提出和挑战预设来抵抗种族的相关性或更广泛的描述计划。
在完成视觉描述方面,研究呈现了三个代表性案例。在案例1中,接线员在请求视觉描述前附加了说明性话语(“以防我们的警员需要”),显示出对请求敏感性的取向;来电者随即提供“男性毛利人”(male Māori)这一性别加种族的范畴组合,双方共同将性别、种族与外貌之间的推断性关联视为完成描述的相关资源。在案例2中,接线员在开放式描述请求后直接转向询问“国籍”(nationality),以此作为种族的委婉语;来电者虽以“我想”(I think)标示认识立场的不一致,但仍提供了“萨摩亚人或毛利人”两个可替换范畴,显示其将这两个范畴视为在视觉上可互换的。在案例3中,来电者提供了“毛利人”加“白人”(white)的描述,接线员随后通过确认序列(“他皮肤白吗?”)协作完成了对“白人”作为肤色描述而非替代性范畴成员身份的理解,揭示了参与者如何协作区分国籍作为视觉外貌(与种族同义)与其他可能含义(如公民身份、认同等)。
在抵抗与错位方面,研究呈现了三个案例。在案例4中,来电者在提供“矮个子、半秃”等外貌描述后未主动提供种族范畴,接线员在序列最后位置以“抱歉,他是什么族裔?”(sorry what ethnicity is he)显式追问,其道歉标记与词项选择均显示出对敏感性的取向;来电者先以“新西兰”(New Zealand)回应,随后修正为“他是欧洲人”(he’s a European),揭示了关于新西兰人外貌的种族常识以及种族对谁可见或不可见。在案例5中,来电者(其毛利人身份在通话早期已被激活)多次拒绝提供其孙子的外貌描述,先后以“你们应该已经有记录了”和“他就在外面”为由进行抵抗;接线员则以“我理解”加不同理由的方式三次追问,最终来电者提供“毛利人和萨摩亚人”两个范畴。在案例6中,来电者以愤怒的情感表达彻底拒绝了描述计划,声称“我根本不在乎”,并拒绝从接线员提供的“欧裔、毛利人、波利尼西亚人”清单中选择任何范畴,这是数据集中唯一一次种族化信息收集被完全阻止的案例。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种族化被深度嵌入紧急报警电话的制度逻辑之中。即使接线员使用开放式描述请求,来电者也会主动提供种族范畴;如果来电者未提供,接线员会以显式请求进行追问。参与者普遍将种族范畴视为完成视觉描述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同时通过多种实践取向于其敏感性,包括附加说明性话语、使用“国籍”或“族裔”等委婉语、在序列最后位置才提出请求等。这些实践揭示了参与者对使用种族范畴进行视觉描述需要谨慎互动管理的理解。
种族范畴的归属依赖于一种本质主义的种族理解,即种族是生物性的、可以通过视觉辨别的。这种理解虽已被科学界摒弃,却仍在日常常识推理中流通,并被嵌入警察等制度的互动基础设施之中。研究显示,种族常识既在顺畅案例中运作,也在困难案例中浮现:提供可替换范畴将某些种族范畴成员视为视觉上可互换的,而提供选项清单则将这些范畴视为互斥的;附加修饰性描述则显示说话者理解该对象的外貌与通常假设不同。这些发现揭示了种族推断即使在缺乏显性偏见取向的情况下也如何运作。
研究还显示,来电者对描述请求的抵抗虽然可能源于对种族化与警务中种族主义之间关联的隐性关切,但其抵抗空间受到制度环境的严格限制——接线员是服务的守门人,且将视觉描述视为义务性任务。研究指出,种族化在制度常规中的结构性嵌入意味着接线员无法简单地回避询问种族问题——至少在警察机构当前配置下是如此。研究呼吁关注种族化作为“上游”范畴实践的重要性,并指出理解种族化如何嵌入制度实践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第一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警方仅提供录音而未提供书面案件档案,未来研究可追踪种族范畴在来电者、接线员、调度员、出警警员与现场人员之间的跨互动转化,以进一步揭示种族化如何在制度遭遇过程中产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