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作为构型系统:韩国地方政府网络—规范—信任结构的基于秩次的空间映射

《Systems》:Social Capital as a Configurational System: A Rank-Based Mapping of Network–Norm–Trust Structures in Korean Local Governmen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7日 来源:System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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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利用地方社会资本(Local Social Capital, LSC)框架,将地方社会资本映射为一个多维构型。研究人员考察了三个概念上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截然不同的维度——网络、公民规范环境和制度信任环境——并利用韩国京畿道28个基础地方政府的集体层面行政

  
本研究利用地方社会资本(Local Social Capital, LSC)框架,将地方社会资本映射为一个多维构型。研究人员考察了三个概念上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截然不同的维度——网络、公民规范环境和制度信任环境——并利用韩国京畿道28个基础地方政府的集体层面行政指标进行分析。两阶段基于秩次的评分与构型映射识别出四种相对类型:高水平整合型、部分均衡型、偏向/单一优势型,以及无任何维度达到0.70分类标准的类型。在主要绝对数量规格下,有四个地方政府在全部三个维度上达到该标准。人口标准化显著改变了结果:28个地方政府中仅有9个保留原有分类,整合型组别从四个减少至两个。绝对数量规格仍作为主要规格,因为研究问题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内部组织性、参与性和制度性条件的总体规模;人均规格则描述这些条件相对于人口的密度。因此,该类型学具有尺度依赖性,不应被解释为人口不变。本研究运用阿伦特(Arendt)的公共—私人区分来界定具有政策相关性的社会资本,并应用基于秩次的构型映射来描述地方政府类型。这些类型提示了政策审查的领域及供后续检验的命题;它们并未确立政策效应或维度间的因果互补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层面的分析概念,长期受到社会科学界关注,但围绕其研究焦点、测量方法和政策适用性的争论持续存在。社会资本一般被理解为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资源,社区层面形成的社会关系被视为促进区域发展的生产性资源,并决定地方政府的集体问题解决能力和政策执行环境。然而,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内涵、构成维度及测量方式仍未达成共识。核心争议在于社会资本存在于何处:是个人网络资源,还是嵌入社会结构的集体属性。这种分歧导致测量方法多样,基于感知数据的指标(如信任感知、规范意识、参与经验)受个体情绪状态和情境影响而波动较大,难以用于社区整体结构特征的长期比较诊断。尤其在现代社会,地方政府实际上无法直接干预或管理个体的私人关系,但现有研究往往不加区分地讨论社会资本,未明确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导致地方政府可干预管理的社会资本与不可干预的社会资本未被区分,在地方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关系的解释上留下空白。
阿伦特(Arendt)对私人活动领域与公共活动领域的区分为重新概念化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提供了重要理论起点。投票、志愿服务、公益公民组织参与、参与式预算等制度化参与经验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环境和集体决策结构,构成地方政府必须应对的社会资本核心领域。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将社会资本重新定义为地方政府可管理和协调的集体层面结构性资源,而非以个体感知为中心的质性概念。研究以Seo等人提出的地方社会资本(Local Social Capital, LSC)框架为分析基础,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网络、公民规范环境和制度信任环境三个核心维度,通过量化指标测量这些维度,并利用基于秩次的相对得分进行构型映射。这一方法区别于现有研究之处在于,它尝试将社会资本用作诊断地方政府政策环境的分析工具,而非因果变量或结果变量。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以韩国京畿道28个基础地方政府为案例,应用LSC框架诊断地方政府的社会条件,通过比较各地区社会资本的相对位置和类型,为地方政府社会资本管理提供实践启示。研究采用基于秩次的构型映射方法,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公民规范环境和制度信任环境三个分析上截然不同维度的联合构型,而非单一指标或线性连续体。在0.70标准下,4个地方政府为整合型,6个为部分均衡型,3个为偏向/单一优势型,15个无任何维度达到该标准。人口标准化后,仅9个地方政府保留原有分类,整合型组别从四个减少至两个。研究还进行了阈值敏感性分析和逐一剔除(leave-one-out)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分类对单个案例剔除总体稳定,但个别地方政府(如Anseong)对比较集高度敏感。研究识别出四种相对类型,提示了地方政策审查的领域,但未确立政策效应或维度间的因果互补性。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秩次的构型映射方法,分析程序包含四个步骤:首先,利用Stata 16.0中的秩次标准化(rank-based normalization)将每个原始指标转换为[0, 1]区间的相对得分;其次,对每个维度内的两个一级相对得分进行算术平均,构建维度综合得分;第三,对维度平均值进行二级秩次变换,得到三个相对维度得分(NetworkF、NormF、TrustF);最后,基于这些维度得分进行构型映射分析。数据来源于京畿道数据梦想(Gyeonggi Data Dream)平台、韩国行政安全部2024年志愿者中心现状报告及自治法规信息系统(ELIS),全部六项指标均指2023年数据。研究样本为京畿道31个基础地方政府中的28个(Gimpo、Siheung、Yangju因缺乏工作场所废弃物排放报告机构数据而被排除)。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对秩次得分
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显示,多数变量的标准差相对均值较大,确认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参与式预算、非营利私人组织数量和年度志愿者数量在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表明简单的均值比较不足以解释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水平。约57%的地方政府设有纠纷调解条例或机构。一级相对得分和二级相对维度得分的均值均约为0.5,标准差约为0.30,这是秩次最小—最大变换的机械性结果,确认变换应用的一致性,而非实质性有效性的证据。
二维映射分析
制度信任环境—公民规范环境矩阵比较TrustF和NormF。Q1(高—高)包含华城、城南、水原、安山、安养、富川和九里;Q2(高—低)为TrustF高于0.5而NormF低于0.5的地方政府;Q3(低—高)包含高阳、南杨州和龙仁;Q4(低—低)为两项得分均低于0.5的地方政府。网络—制度信任环境矩阵比较NetworkF与TrustF。Q1(高—高)包含华城、坡州、利川、安山、安养、水原、富川和城南;Q2(高—低)包含龙仁、南杨州、广州、高阳、议政府和河南;Q3(低—高)包含抱川、安城、军浦、仪旺、骊州和九里;Q4(低—低)包含光明、平泽、乌山、杨平、东豆川、涟川、加平和果川。网络—公民规范环境矩阵比较NetworkF与NormF。Q1(高—高)包含华城、城南、高阳、安山、富川、南杨州、安养、龙仁、水原、议政府和河南,坡州在NormF上恰为0.5,被视为边界案例;Q2(高—低)包含广州和利川;Q3(低—高)包含光明、平泽和九里;Q4(低—低)包含抱川、军浦、乌山、安城、仪旺、杨平、骊州、东豆川、加平、果川和涟川。这些映射区分了单一总分所掩盖的相对组合。
三维空间映射
基于三个维度得分是否达到或超过0.7进行分类。整合型(三个维度均≥0.7)包含华城、安山、安养和富川。部分均衡型(恰好两个维度≥0.7)包含水原、城南、高阳、南杨州、龙仁和坡州。偏向/单一优势型(仅一个维度≥0.7)包含安城、抱川和利川,三者均在制度信任环境维度得分较高,但该维度由两个指标构成,其中一个是工作场所废弃物排放报告机构数量,该指标可能反映工业结构而非冲突的制度化处理,因此该类型的单一优势对指标选择特别敏感。无任何维度达到0.7的类型包含加平、果川、光明、广州、九里、军浦、东豆川、杨平、骊州、涟川、乌山、仪旺、议政府、平泽和河南。地理分布显示,高整合型地方政府位于省西南部和西部,部分均衡型主要沿中央城市走廊分布,无维度达标类型包括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案例。但研究强调,这种解读是描述性的,类型是否在统计意义上存在空间聚类、相邻地方政府构型状态是否相互依赖,是需要正式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假设。
阈值敏感性分析显示,整合型地方政府数量从0.5标准下的7个降至0.65标准下的5个、0.70标准下的4个、0.75标准下的3个和0.80标准下的2个。组别构成比规模更稳定:华城和安山在0.5至0.8的所有阈值下均为整合型;安养在0.75以下保持整合型;富川在0.70标准下是首个被替换的案例。逐一剔除分析中,756次地方政府—运行比较中有725次(95.9%)保留基线类型,每次剔除最多改变两个剩余地方政府的类型。24个地方政府在所有包含其的27次运行中均保留类型。变化仅限于安城(19次,从偏向型变为无维度达标型)、光明(8次,反向变化)、富川(3次,从整合型变为部分均衡型)和南杨州(1次,从部分均衡型变为偏向型)。
讨论与结论
研究将社会资本重新概念化为地方政府可管理和协调的集体层面结构性资源,通过基于秩次的构型映射进行实证诊断。分析识别出地方政府间的异质性相对类型,这些类型可帮助描述地方政策情境,但未确立对地方政府绩效的效应,也未显示某种构型普遍更优。政策建议导向四个待检验命题:整合型类型可维持现有安排的质量和有效使用以支持集体行动;部分均衡型类型针对低于标准的维度采取措施可能比跨维度均匀扩张更有用;单一优势型类型加强制度供给与参与性和公民活动之间的联系可能有助于将孤立优势转化为集体行动;无维度达标类型针对特定得分组合的干预可能比整个类别的统一方案更合适。这些命题并非本研究证明的效应,检验它们需要实施绩效、集体行动或未解决冲突的测量指标以及适当的研究设计。本研究的贡献在于LSC框架的经验应用,未进行外部标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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