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语言中心的情感地理:制度关系、排斥与脆弱性

《Acta Psychologica》: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a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exclusion, and vulnerabil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7日 来源:Acta Psychologica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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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专业翻译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语言教师情感(language teacher emotion, LTE)随着人们认识到教学是一种情感实践而非仅仅是技术活动而日益受到重视。现有关于英语语言教师情感的文献主要通过“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一

  
摘要专业翻译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语言教师情感(language teacher emotion, LTE)随着人们认识到教学是一种情感实践而非仅仅是技术活动而日益受到重视。现有关于英语语言教师情感的文献主要通过“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一概念捕捉教师如何调节和管理自身情感。然而,从教师、制度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角度考察情感体验的教师情感研究仍然匮乏。为弥补这一空白,本案例研究采用“社会互动主义”(social interactionist)视角,借助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的“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y)框架,考察英语辅导教师(tutors)的消极情感体验。研究数据来源于孟加拉国一所私立大学英语语言中心(English Language Center),通过对六名辅导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及为期一年的自然观察收集而成。对情感地理五个维度(即物理、专业、道德、政治和社会文化维度)的分析揭示了与同事、学生及行政人员之间的互动如何产生消极情感。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辅导教师在制度社区内争取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所面临的挣扎,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脆弱性体验。本研究最后提出了对教师发展和制度政策制定的启示。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语言教师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深刻变革。从最初注重学科知识(“教什么”),到20世纪70年代转向教学知识(“如何教”),再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开始将教师视为教育过程中的“人”,这一演进路径反映了学界对教学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进入21世纪后,教师认知、信念、身份认同与反思性实践成为研究热点,教学不再被简单视为知识与技能的应用,而是深受教师个人与职业生活的影响。
近年来,“教师情感”在教育研究中获得显著关注,其驱动力源于对教学作为情感实践而非纯粹认知或技术活动的认识,以及教师流失率高企、职业倦怠和教师福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在英语语言教学(TESOL)领域,教师情感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认知路径与社会路径。认知路径将情感视为个体对事件的评价或判断;社会路径则认为情感由社会、文化、制度或历史力量建构。在社会路径内部,研究者主要从情感管理、教师身份认同和社会互动三个视角展开。其中,情感管理视角大量运用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的“情感劳动”理论,身份认同视角探讨身份与情感的联结,而社会互动视角则借助“情感地理”框架考察教师在特定空间中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情感体验。
尽管情感劳动与教师身份认同已被广泛用于考察语言教师情感,但从社会互动视角、借助情感地理框架开展的TESOL教师情感研究仍然十分有限。现有情感地理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个体案例而非以“机构”为分析单位;在孟加拉国语境下几乎没有采用情感地理框架考察语言教师情感的研究;同时,鲜有研究完整捕捉英语教学情境中情感地理的全部五个维度。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空白,以孟加拉国一所私立大学的英语语言中心为案例,考察辅导教师的情感体验。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在认识论上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采用定性案例研究方法,以英语语言中心作为有界分析单位。研究数据来源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私立大学“梅格纳大学”(化名)英语语言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09年,隶属于英语系,设于一间约800平方英尺的共享单间内,配有桌椅、书架、台式电脑、投影仪和高速互联网。中心工作人员为英语系本科生辅导教师(tutors),主要为英语语言教学(ELT)专业学生,少数为英语文学专业学生。他们接受入职培训及持续专业发展,由中心协调员(ELT方向教员)负责指导。尽管中心称其为“辅导教师”,但根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他们被正式归类为“学生工作者”(student workers),与从事行政辅助工作的其他学生工作者同列,且薪酬低于后者。
研究参与者为六名本科生辅导教师(五女一男),年龄19至22岁,专业为ELT或英语文学,在中心任职4至16个月不等。数据生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2024年6至7月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每人30至60分钟,以孟加拉语或英语进行,经参与者同意后数字录音;二是2024年1月至12月为期12个月的自然观察,由第二作者以中心辅导教师和参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进行,重点关注中心内的日常互动,包括辅导教师之间、辅导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辅导教师与课程教师或行政人员之间的互动。观察笔记以顺序标识引用。数据分析采用理论编码方法,依据哈格里夫斯情感地理框架的五个维度对访谈转录文本进行人工编码,观察笔记作为补充数据用于三角验证。研究通过成员核查、双作者独立分析及后续非正式对话确保解释的可信度。

三、研究结果

物理地理(Physical geography):物理地理涉及教师、同事、学生和行政人员之间由空间与时间决定的亲近或疏远。研究发现,辅导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物理亲近侵犯了教师的隐私——学生通过WhatsApp频繁在深夜联系教师、搜索教师的社交媒体账号并发送好友请求,导致教师感到不适和烦躁。同时,资深辅导教师与新进辅导教师之间存在物理和社会隔离:资深教师占据窗边角落桌,自成“内圈”,不与新人社交,使新教师感到被排斥和孤立。此外,英语系对辅导教师工作的不认可造成了教师与系行政之间的物理距离,教师感到不被重视、价值被低估,甚至在危机情况下也选择沉默挣扎而非寻求帮助。
专业地理(Professional geography):专业地理涉及教学规范、实践或信念的匹配与不匹配。研究发现三个距离来源:其一,学生向课程教师传递不实信息,课程教师未经核实即接受学生说法并批评辅导教师的教学实践,引发教师的愤怒;其二,辅导教师基于TESOL课程所学和中心协调员培训的教学实践与部分课程教师的偏好不一致——例如课程政策规定学术展示为5至7分钟、6至8张幻灯片,但部分教师要求压缩至2至3分钟,导致教学质量受损,教师感到挫败;其三,一位非英语专业课程教师与辅导教师对“专业性”的理解存在分歧——该教师认为辅导教师应主动联系并劝说学生到中心上课,而辅导教师认为出勤应出于自愿,这种分歧使教师感到羞耻和尴尬。
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政治地理涉及权力关系不平衡造成的距离。研究发现,新进辅导教师受到资深辅导教师的持续监控和支配,缺乏工作自主权,被迫承担打字、复印等琐碎任务,感到无助。辅导教师与课程教师之间的权力不对等造成焦虑——课程教师要求辅导教师承担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如对学生的最终论文逐字逐句进行详细反馈和查重),且不接受协商,辅导教师因害怕被责骂而不敢拒绝。辅导教师与英语系之间的权力距离导致愤怒和挫败:系里未经征询教师意见即改变中心政策(如突然禁止线上辅导),未改善中心设备条件(电脑不足、打印机损坏、空调故障、无Wi-Fi),且辅导教师薪酬低于行政类学生工作者,教师感到被边缘化、无话语权。
道德地理(Moral geography):道德地理涉及目标或目的的匹配与不匹配。研究发现,辅导教师与学生在学习目标上的错位引发负面情绪:许多学生绕过写作过程的多次草稿、修订和反馈环节,仅提交一份由AI工具生成的单稿,只为获取分数;在学术展示项目中,有学生公开承认幻灯片全部由朋友代做,教师感到震惊和被背叛,但因无权采取纪律措施而感到无助。此外,辅导教师按照课程政策鼓励学生使用Canva制作幻灯片以提升数字素养,但部分学生拒绝采用新技术、坚持使用PowerPoint,教师感到愤怒和疲惫。辅导教师与课程教师之间的目标错位源于对角色职责的误解——课程教师要求辅导教师教授本应由课堂教师负责的APA引用格式和改写技巧,增加了辅导教师的工作负担,引发挫败和愤怒。
社会文化地理(Sociocultural geography):社会文化地理涉及因背景、文化或种族差异造成的距离。研究发现,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缺乏基本数字素养——不熟悉Microsoft Word、无法有效浏览互联网、不会操作鼠标和键盘,辅导教师不得不花费额外时间教授这些基础技能,感到烦躁和失望。教学语言也构成距离:大多数学生来自孟加拉语授课的中学教育体系,英语水平有限,而中心政策要求用英语授课,辅导教师不得不用简单英语反复解释并最终切换至孟加拉语,感到疲惫、失望和挫败。此外,来自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的少数族裔学生与辅导教师之间的民族差异也构成社会文化距离,产生负面情感。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指出,英语语言中心的辅导教师经历了多维度、相互交织的负面情感体验。辅导教师作为“学生工作者”的制度分类使其在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实现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他们渴望被认可为专业教学人员,但制度结构将其定位为行政辅助角色,这种身份张力构成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核心来源。五个情感地理维度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相互叠加、彼此强化:物理距离加剧了专业和政治距离,社会文化差异放大了道德目标的错位,共同塑造了辅导教师的负面情感生态。
研究结论指出,辅导教师的负面情感体验根植于制度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差异之中,而非单纯的个人心理问题。研究对教师发展和制度政策制定提出启示:机构应重视对辅导教师的情感支持,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认可机制,明确角色职责边界,改善物质工作条件,并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理解负面情感有助于开启情感反思的可能性,为教师营造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从而减少职业倦怠和流失,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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