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itary Psychology》:Frontline Perspectives on reintegration: Cognitive dissonance, moral injury-related di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strain among security actors in Nigeria’s Operation Safe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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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参与尼日利亚“安全走廊行动”(Operation Safe Corridor, OPSC)的军事人员在情绪和心理层面的体验。该行动是针对前博科圣地(Boko Haram)战斗人员的一项去激进化、康复和重返社会(deradicalization, re
本文考察了参与尼日利亚“安全走廊行动”(Operation Safe Corridor, OPSC)的军事人员在情绪和心理层面的体验。该行动是针对前博科圣地(Boko Haram)战斗人员的一项去激进化、康复和重返社会(deradicaliz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RR)项目。尽管现有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DR)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前战斗人员和社区结果,但较少关注负责实施该项工作的安全行动者所承受的心理影响。本研究基于对八名尼日利亚军事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探讨这些个体如何在一个以心理模糊性和情绪压力为特征的背景下理解自身角色。研究发现,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是塑造参与者经验的核心机制,它产生于参与者作为保护者的身份与支持前对手康复的制度角色之间的张力。这种失调通过情绪冲突、有条件共情和持续的心理困扰(包括焦虑、过度警觉以及与创伤暴露相关的症状)表现出来。参与者的叙述还反映了道德冲突和感知到的制度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这些被讨论为与道德伤害相关的困扰,而非临床测量的道德伤害。这些体验进一步被感知到的制度忽视和项目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所加剧。本文表明,DDR实施者的心理压力在结构上嵌入于项目设计之中,并将认知失调理论扩展到冲突后及持续冲突背景下的重返社会情境。文章主张在DDR框架内整合创伤知情且心理响应的政策。
解析与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009年以来,博科圣地叛乱持续威胁尼日利亚东北部及乍得湖盆地的安全,造成大规模杀戮、绑架、基础设施破坏和流离失所。尼日利亚政府最初以军事化反叛乱行动作为主要回应,但这类措施未能有效解决激进化根源或产生可持续安全成果。2015年,尼日利亚启动“安全走廊行动”(Operation Safe Corridor, OPSC),作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DR)的本土化适应方案,旨在通过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意识形态再定向,使低风险或“忏悔的”博科圣地成员脱离暴力并重返平民生活。
然而,现有DDR研究主要聚焦于前战斗人员的结果、社区接纳度和项目有效性,安全人员自身的心理体验长期被忽视。军事行动者在重返社会过程中占据心理上的复杂位置:他们既被期望作为国家安全的执行者,又被要求充当曾经敌人的康复促进者。这种双重角色造成操作模糊性、情绪紧张和认知冲突,挑战了安全人员作为超然或心理中立行为者的假设。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缺口,通过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考察尼日利亚军事人员在OPSC实施过程中的情绪与心理体验,特别关注认知失调如何成为塑造其经验的核心机制,以及这种失调在何种条件下可能深化为道德伤害相关困扰。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驻扎在贡贝州Mallam Sidi去激进化与重返社会营地的八名尼日利亚军事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运用IPA方法分析其叙述。研究得出两个上位主题:其一为情绪影响与幸福感,涵盖初始情绪动荡、向共情转变以及情绪复杂性与模糊性三个子主题;其二为心理健康,涉及过度警觉、焦虑、未解决的哀伤、角色冲突、感受到的制度忽视与不平等待遇等心理后果。
研究结论表明,认知失调是理解参与者经验的核心解释框架。参与者需要在“将博科圣地成员视为敌人”的战斗导向身份与“支持其康复”的制度角色之间持续协商,这种矛盾产生了持久的心理紧张。部分参与者通过将前战斗人员重新框定为被胁迫、被欺骗或受害的个体来缓解失调,但共情与敌意、不信任并存,情绪并未线性转化为完全接纳。当参与者感知到制度优先照顾前战斗人员而忽视军人自身福利时,道德冲突和制度背叛感进一步加深,构成道德伤害相关困扰。此外,持续接触冲突相关叙事会重新激活既往创伤,形成累积性心理压力。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现象学研究设计,以解释现象学分析(IPA)为方法论基础。研究人员选取八名具有OPSC直接工作经验的尼日利亚军事人员作为有目的样本,样本来自Mallam Sidi营地,参与者的角色包括防卫、与从前战斗人员接触及营地内的行动支持。数据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访谈时长45至60分钟,部分访谈经同意后录音并逐字转写,未同意录音者则记录详细笔记。分析遵循Smith和Osborn(2008)的系统迭代程序,先对每份转录进行沉浸式阅读和初步标注,再发展涌现主题,最后跨案例比较形成上位主题。伦理批准由提赛德大学伦理委员会获得,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匿名化处理严格实施。
四、研究结果
主题一:情绪影响与幸福感
该主题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第一,初始情绪动荡与冲突感:参与者描述最初接触前战斗人员时充满愤怒、怨恨甚至报复冲动,这与其亲身经历的暴力与损失紧密相关。例如,有参与者表示“这个人杀了你的朋友……回来这里并不容易”,反映出战斗记忆持续塑造当下互动。第二,向共情与同情转变:持续接触前战斗人员及其个人叙述后,部分参与者开始重新评估先前僵化的认知,尤其是当理解到某些人系被胁迫、欺骗或仅是环境受害者时。这种认知重构被视为一种减少心理不适的失调管理策略,并通过分享食物等行为性共情得以强化。第三,情绪复杂性与模糊性:参与者同时经历愤怒、共情、困惑与挫折,如“有时我理解他们……但在这里看到他们仍然太难”,表明认知失调并未完全解决,而是被持续管理,形成一种分层而矛盾的情绪状态。
主题二:心理健康
参与者的心理健康显著受到长期战斗暴露与重返社会工作双重负担的影响。他们报告了过度警觉、焦虑、情绪耗竭和侵入性回忆等症状,这些反应在营地环境中持续存在,表明战斗与后战斗环境的界限变得模糊。例如,一名参与者描述即使在安全场所也“总是保持警觉”,感到“一直很累”。未解决的哀伤进一步加剧心理负担,同事、朋友和未婚妻的死亡记忆在重返社会工作中被反复激活,使职业义务与个人创伤交织。此外,参与者普遍报告了情绪脱离,家庭关系受到影响,这是应对持续压力的防御性适应。在制度层面,参与者感到自身福利(如薪资、医疗和心理支持)远不如前战斗人员所受待遇,这种感知到的不平等引发怨恨、士气下降和道德冲突,甚至有人提到经济压力可能诱发泄露信息的伦理风险。参与者普遍批评现有心理支持(如仅两周的短期项目)不足以应对多年战斗累积的创伤,呼吁建立定期、持续的心理检查机制。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认知失调为情绪矛盾与角色冲突提供了有力解释。参与者的叙述揭示了战斗身份与康复责任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并非抽象,而是直接嵌入其日常职责中。道德伤害相关困扰则解释了当这种失调与正义、牺牲和制度责任关联时如何深化为更严重的痛苦。感知到的制度比较(军人待遇劣于前战斗人员)通过公平理论视角被解读为一种制度背叛。同时,研究强调心理负担是累积性的:既往战斗暴露、未解决哀伤、角色冲突、次级创伤暴露和制度支持不足各层相互作用,而不是单一来源。研究进一步指出,重返社会项目不能假设军事人员是超然执行者;其情绪健康直接影响项目实施质量。政策含义在于,DDR框架需要纳入创伤知情和心理学响应的设计,包括部署前心理准备、定期评估、保密咨询、同伴支持和制度认可。
研究结论可归纳为:OPSC人员通过战斗暴露、未解决哀伤、角色冲突、感知不平等、经济压力和制度支持不足,经历显著的心理压力。认知失调解释了角色冲突的机制,道德伤害相关困扰解释了冲突如何在感知忽视或背叛中加深,次级创伤解释了冲突叙事暴露如何持续维持心理痛苦。研究将认知失调理论延伸到持续冲突背景下的重返社会情境,并主张在DDR政策中整合心理支持与制度认可。局限性包括样本较小、单一情境、无正式评分者间信度统计,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多行动者设计,并比较尼日利亚与外部人员参与重返社会工作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