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Acute affective responses to interactive, coactive, and hybrid exercises: A field study with amateur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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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翻译:
积极情绪反应对长期运动参与和坚持具有影响,但不同社会结构的运动类型在情绪效益上是否存在差异仍不明确。本现场研究采用重复测量设计,以运动项目组为被试间因素,比较了啦啦操(交互式)、动感单车(共动式)与空手道(混合式)三个习惯性训练组在运动后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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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反应对长期运动参与和坚持具有影响,但不同社会结构的运动类型在情绪效益上是否存在差异仍不明确。本现场研究采用重复测量设计,以运动项目组为被试间因素,比较了啦啦操(交互式)、动感单车(共动式)与空手道(混合式)三个习惯性训练组在运动后15分钟及运动后60分钟的情绪变化,研究对象为60名业余运动员。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LMM)在控制年龄、性别、训练经验、每周训练量及训练课主观疲劳度(session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session RPE)后,显示出一致的时间主效应:运动后积极情绪升高、消极情绪降低,同时唤醒度与感受效价(felt valence)同步上升。运动后1小时,唤醒度降至基线以下,积极与消极情绪恢复至基线水平,而感受状态仍维持升高。未检测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运动项目主效应或运动项目与时间的交互效应。该零结果需结合研究有限的检验灵敏度进行解读:该设计仅足以检测较大的组间效应(Cohen's f ≥ 0.46),组间变化分数对比的95%置信区间可兼容约一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标准化差异。此外,预设的等价性检验(two one-sided tests, TOST,界值±0.5 SD)未能对全部24项对比建立等价性。因此,急性情绪改善伴随三种训练课出现,但数据不支持等价性结论,且具有实际意义的小至中等程度差异仍属可能。由于被试未经随机分组,且各组在年龄、性别分布、经验及主观训练强度上存在差异,本研究结果描述的是所取样的运动项目组,而非运动社会结构的因果效应。样本亦以女性为主(59名报告性别的被试中有49名为女性),且月经周期阶段——这一可能影响情绪效价的变量——既未被记录也未加以控制。
论文主体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规律运动对情绪改善、心理健康维持及训练坚持具有公认的促进作用,情绪体验亦被视为预测未来运动参与的关键心理变量。然而,不同运动形式在情绪效益上是否存在差异,尤其是运动的社会结构——即交互式(interactive,需协调性社会互动)、共动式(coactive,群体情境中平行独立完成个体任务)与混合式(hybrid,兼具上述两种成分)——是否影响急性情绪反应,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既有研究显示,交互式运动可能通过社会联结、协调要求与感知支持提升积极情绪,而共动式或个体运动则可能通过内省聚焦、自我调节与自主性达成产生情绪收益。但亦有研究报告合作与共动条件之间无显著差异,且感知关联性满足而非他人在场本身预测运动后情绪。此外,情绪反应随时间变化的轨迹,特别是运动后1小时的恢复期表现,尚缺乏充分的现场证据。基于上述争议与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现场研究,比较啦啦操、动感单车与空手道三种习惯性训练群体的急性情绪反应,以期检验不同社会结构运动形式在情绪改善上的共性与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该研究为观察性现场研究,采用三波重复测量设计(运动前、运动后15分钟、运动后60分钟),以运动项目组为被试间因素。研究人员从匈牙利布达佩斯与希欧福克的大型运动俱乐部及动感单车场馆招募60名业余运动员,其中啦啦操组22人、动感单车组22人、空手道组16人。被试均为注册并定期训练至少三个月的业余爱好者,无职业参赛或运动收入。情绪测量工具包括感受量表(Feeling Scale, FS)评估效价、感觉唤醒量表(Felt Arousal Scale, FAS)评估唤醒度,以及匈牙利版10条目简式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评估积极与消极情绪;训练课结束时以Borg CR10量表评估主观疲劳度(session RPE)。统计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分析时间、运动项目及其交互效应,以被试为随机截距,自由度与p值采用Satterthwaite近似估计;并针对年龄、性别、对数转换训练经验、每周训练小时数与session RPE进行协变量调整。此外,对全部24项组间变化分数对比进行了等价性检验(TOST,界值±0.5 SD),并开展排除未成年被试的敏感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初步分析与组间特征
三组在运动前各情绪指标上无显著基线差异。但组间在人口学与训练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动感单车组年龄更大(中位数27.5岁),空手道组训练经验更少(中位数3.0年),啦啦操组每周训练小时数最高(中位数6.0小时),各组女性比例亦不同(空手道组男性比例最高,占37.5%)。session RPE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动感单车组主观疲劳度最高(M = 7.15),啦啦操组变异最大(范围2–10)。
3.2 情绪随时间的变化
未调整的LMM结果显示,积极情绪存在显著时间主效应,F(2, 114) = 14.28, p < .001, η2p = 0.200,运动后15分钟显著升高,60分钟恢复至基线;组内分析显示动感单车组(ΔM = 0.47, dz = 0.82, p = .001)与空手道组(ΔM = 0.70, dz = 0.85, p = .004)显著升高,啦啦操组变化不显著(ΔM = 0.12, p = .502)。消极情绪时间主效应显著,F(2, 114) = 3.65, p = .029, η2p = 0.060,运动后15分钟显著降低,60分钟恢复基线。感受状态时间主效应稳健,F(2, 114) = 18.76, p < .001, η2p = 0.248,运动后15分钟显著改善,60分钟仍显著高于基线(p = .017),为唯一持续升高的变量;组内分析显示仅动感单车组60分钟时仍显著高于基线(ΔM = 1.27, dz = 0.68, p = .004)。唤醒度时间效应最强,F(2, 114) = 54.65, p < .001, η2p = 0.489,运动后15分钟显著升高,60分钟显著低于基线;组内分析显示动感单车组与啦啦操组显著低于基线,空手道组下降不显著。所有运动项目主效应及运动项目与时间交互效应均未达显著。
3.3 协变量调整模型
纳入年龄、性别、对数训练经验、每周训练小时数与session RPE后,积极情绪、感受状态与唤醒度的时间主效应仍高度显著;消极情绪的时间效应降至不显著(χ2(2) = 4.61, p = .100),提示消极情绪降低的发现稳健性较弱。运动项目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在调整后仍均不显著,但感受状态的交互效应接近显著(χ2(4) = 8.73, p = .068)。协变量中,年龄与积极情绪、感受状态、唤醒度正相关,与消极情绪负相关;每周训练小时数与积极情绪及唤醒度正相关;session RPE与积极情绪正相关。
3.4 组间对比与等价性检验
24项组间变化分数对比中,22项原始均值差异的95%置信区间包含零;两项不包含零的对比(啦啦操对空手道的积极情绪运动后变化,及啦啦操对动感单车组的感受状态60分钟变化)未经多重性校正,校正后不再显著。等价性检验(TOST,±0.5 SD界值)未对任何一项对比建立等价性,最小p值为0.052,中位数为0.21。因此,数据既不支持等价性,亦不能排除具有实际意义的小至中等程度组间差异。
3.5 敏感性分析
排除4名未成年被试后,时间主效应模式不变,消极情绪时间效应降至边缘显著(p = .052)。session RPE与各情绪变化分数的相关性均较小且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三种运动形式均产生类似的急性情绪改善模式,即积极情绪与唤醒度升高、消极情绪降低,并在60分钟内逐渐恢复,该模式可能反映一般性心理生理机制而非运动形式特异性效应,但本研究中未测量任何生理或生化变量,相关机制仅属推测。研究亦讨论了期望效应、运动偏好、教练行为、关联性满足、自然恢复及需求特征等替代解释。关于唤醒度在60分钟时低于基线的现象,研究人员提出可能源于基线期预期性唤醒升高或生理性副交感神经再激活,但自报告数据无法区分这两种解释。研究人员强调,由于被试未经随机分组且各组在年龄、性别、经验、训练量与主观强度上存在差异,组间比较描述的是三个特定自选运动员群体,而非运动社会结构的因果效应。研究结论为:三种运动形式均伴随急性情绪改善,未检测到运动形式特异性差异,但鉴于研究灵敏度有限,具有实际意义的小至中等程度差异仍属可能,且数据不支持组间等价性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