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反应蛋白-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与中老年人哮喘发病风险的关联:基于CHARLS队列及外部医院数据的验证研究

《Frontiers in Immunology》:Associations between C-reactive protein-triglyceride glucose index and asthma risk among Chinese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CHARLS cohort and external hospital-based valid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8日 来源:Frontiers in Immunology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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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翻译:背景:炎症和胰岛素抵抗是哮喘发病的重要促进因素。然而,反映系统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的C反应蛋白-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C-reactive protein-triglyceride glucose index, CTI)与哮喘风险之间的关联仍未得到充分

  
中文摘要翻译:背景:炎症和胰岛素抵抗是哮喘发病的重要促进因素。然而,反映系统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的C反应蛋白-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C-reactive protein-triglyceride glucose index, CTI)与哮喘风险之间的关联仍未得到充分表征。方法:研究纳入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的10,234名年龄≥45岁的成年人。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分析评估CTI与哮喘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并进行亚组分析以探索潜在的效应修饰。使用独立的医院病例对照数据集(277例病例和277例匹配对照)通过条件逻辑回归和RCS分析进行外部验证。此外,在验证数据集的哮喘患者中,使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评估CTI与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的关联。结果:在中位随访84个月期间,10,234名中老年成年人中发生436例新发哮喘病例(发病率4.26%),基线CTI平均水平为4.76。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较高的CTI始终与哮喘风险增加相关,每增加1个单位对应风险增加24%(HR = 1.24,95% CI: 1.06–1.45)。RCS分析显示近似线性的剂量-反应关系。亚组分析显示,在45–49岁、男性、未婚和从不饮酒的参与者中关联更为显著。此外,基于医院的验证人群分析总体支持主要发现。在验证数据集中,在哮喘成年人中,CTI每增加1个单位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加8.00%(95% CI: 4.58%–11.53%)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加16.72%(95% CI: 8.24%–25.86%)相关。结论:较高的CTI水平与成年人哮喘风险增加以及哮喘患者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相关。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哮喘是一种以气道高反应性和可变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全球约有近3亿人受累,2019年导致约46.1万人死亡,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死亡率居第二位。尽管近年来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随着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哮喘绝对病例数持续增加。在中国,成年人哮喘患病率约为4.2%,影响超过4500万人。因此,识别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或早期标志物对于哮喘的一级预防至关重要。系统炎症和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被认为是哮喘发病的重要驱动因素。既往研究已表明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这一急性期蛋白与哮喘风险和严重程度相关,而甘油三酯-葡萄糖(triglyceride-glucose, TyG)指数作为IR的可靠替代标志物,其升高与哮喘风险增加相关。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仅单独评估炎症或IR标志物,缺乏整合两者的复合指标。2022年Ruan等人提出的C反应蛋白-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CTI)将系统炎症和IR整合为一体,但其与哮喘的关联尚未被充分表征。目前仅有两项横断面研究探讨了CTI与哮喘患病率的关联,这些研究受限于横断面设计、缺乏独立临床数据的外部验证以及对哮喘相关炎症生物标志物评估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纵向数据,探讨CTI与新发哮喘风险的关联,并通过独立医院数据集进行外部验证,同时探索CTI与哮喘患者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关联。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从CHARLS 2011年基线队列中纳入10,234名年龄≥45岁且基线及随访数据完整的参与者,中位随访84个月,共识别436例新发哮喘(发病率4.26%)。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分析评估CTI与哮喘发病风险的关联,并开展亚组和敏感性分析。外部验证人群来自上海宝山区吴淞中心医院2025年住院患者,纳入277例临床诊断哮喘的成年患者,并按年龄(±3岁)和性别1:1匹配277例骨科对照。在验证人群中采用条件逻辑回归和RCS分析,并在哮喘患者中评估CTI与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的关联。研究结果显示,在完全调整模型中,CTI每增加1个单位,哮喘发病风险增加24%(HR = 1.24,95% CI: 1.06–1.45),且RCS分析提示近似线性的剂量-反应关系(非线性检验P = 0.376)。亚组分析显示关联在45–49岁、男性、未婚和从不饮酒者中更为显著,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敏感性分析在额外调整慢性病、BMI或炎症生物标志物后结果稳健。外部验证人群中,CTI每增加1个单位与哮喘风险增加31%相关(OR = 1.31,95% CI: 1.06–1.61);哮喘患者中,CTI每增加1个单位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加8.00%(95% CI: 4.58%–11.53%)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加16.72%(95% CI: 8.24%–25.86%)相关。该研究首次在大人群前瞻性队列中证实CTI与新发哮喘风险的正向关联,并通过外部数据和炎症生物标志物关联提供了额外证据,表明CTI可作为哮喘风险分层的有用复合生物标志物。

三、关键研究方法简述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关键方法包括:第一,利用美国定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确定最小充分混杂因素集,并构建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连续变量和四分位数分析)评估CTI与哮喘发病风险的关联;第二,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模型检验剂量-反应关系的非线性;第三,进行亚组分析和多种敏感性分析(包括额外调整慢性疾病、BMI和炎症生物标志物,排除基线慢性肺病,替换CTI计算公式,以及横断面分析)以验证结果稳定性;第四,在外部医院验证人群中使用条件逻辑回归和RCS分析进行交叉验证,并通过多变量线性回归评估CTI与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的关联。数据来源方面,主要队列为CHARLS 2011–2018年协调数据库;外部验证为吴淞中心医院2025年住院患者,包含277例哮喘病例和277例年龄、性别匹配的骨科对照。

四、研究结果概述

3.1 人群特征:CHARLS队列共纳入10,234名参与者,平均年龄58.75±9.26岁,男性占46.6%,平均CTI为4.76±0.59。较高CTI四分位组的参与者年龄更大、城市居民比例更高、男性比例较低,且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BMI水平更高。

3.2 CTI与哮喘发病风险的关联:在Cox比例风险模型中,CTI作为连续变量时,完全调整模型(模型3)显示每增加1个单位对应24%的哮喘风险增加(HR = 1.24,95% CI: 1.06–1.45)。按四分位数分析,Q2、Q3、Q4的HR分别为1.08、1.13和1.33(趋势性P = 0.035)。RCS分析显示风险随CTI水平增加而逐步升高(总体P = 0.032),无显著非线性偏离(P = 0.376),提示近似线性关系。

3.3 亚组与敏感性分析:亚组分析显示CTI与哮喘的正向关联在多数亚组中持续存在,在45–49岁人群、男性、未婚者和从不饮酒者中效应更强。敏感性分析在额外调整慢性病、BMI或炎症生物标志物后,HR分别为1.22(95% CI: 1.03–1.44)和1.21(95% CI: 1.03–1.42);排除基线慢性肺病后HR为1.21(95% CI: 1.00–1.47);采用替代CTI公式和横断面分析结果均与主分析一致。

3.4 外部验证:在外部医院验证人群中,条件逻辑回归显示完全调整模型中CTI每增加1个单位与哮喘风险增加31%相关(OR = 1.31,95% CI: 1.06–1.61)。RCS分析显示CTI与哮喘呈近似倒U型关联,与CHARLS队列的线性关系略有差异,可能与小样本尾部变异有关。在哮喘患者中,CTI每增加1个单位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加8.00%(95% CI: 4.58%–11.53%)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加16.72%(95% CI: 8.24%–25.86%)相关,且两种细胞计数均随CTI四分位升高呈显著线性上升趋势(趋势性P均<0.001)。

4.1 关键发现讨论:该研究首次在纵向队列中证实高CTI与哮喘发病风险增加相关,且关联在外部验证人群和炎症生物标志物分析中得到支持。CTI整合了CRP和TyG,其作用机制可能涉及系统低度炎症促进气道炎症和高反应性,以及IR相关代谢紊乱加剧气道重塑和炎症反应。

4.5 研究优势与局限性:优势包括首创性纵向设计、大样本代表性队列、全面的亚组和敏感性分析及外部验证。局限性包括CHARLS自我报告哮喘诊断可能造成结果错分(非差异性错分趋向于使效应衰减)、验证人群病例对照设计限制因果推断、哮喘相关炎症标志物数据不足(FeNO和IgE信息不完整)、部分未测量混杂因素(如哮喘家族史)无法排除。

五、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综合既往关于CRP和TyG与哮喘的研究,CTI作为整合炎症和IR的复合指标,其与哮喘风险的关联具有生物学合理性。本研究的公共卫生和临床意义在于:CTI由常规临床测量指标计算,可扩展性强,有望用于识别具有系统性炎症和代谢紊乱特征的哮喘高危人群,并为针对炎症和代谢双重途径的预防干预提供依据。未来应进一步研究CTI纳入现有风险预测模型的增量价值,以及靶向CTI相关炎症-代谢异常能否降低哮喘风险。研究结论为:本研究首次证明CTI与大人群中新发哮喘风险呈正向关联,该发现得到外部验证数据的一致性支持。在45–49岁、男性、未婚和从不饮酒者中关联更强。此外,在哮喘成年人中,较高CTI水平与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相关,为代谢-炎症失调可能促进哮喘发病提供了额外证据。这些发现支持CTI作为哮喘风险分层的复合生物标志物。未来需进一步阐明CTI与哮喘发病之间的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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