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前CT骨骼肌表型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负担及远期生存的关联:一项基于术后90天界标的中介分析

《Frontiers in Nutrition》:Preoperative CT-derived skeletal muscle phenotype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burden, and long-term survival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90-day landmark mediation analysi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8日 来源:Frontiers in Nutritio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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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专业翻译: 背景: CT衍生的骨骼肌指数(SMI)和骨骼肌密度(SMD)可能在肝移植术前补充营养与功能评估,但连接这些身体成分表型与远期结局的通路仍不明确。研究人员评估了术后90天累积并发症负担是否与术前较低SMI或SMD和远期死亡率之间的中间通路相容。

  
中文专业翻译: 背景: CT衍生的骨骼肌指数(SMI)和骨骼肌密度(SMD)可能在肝移植术前补充营养与功能评估,但连接这些身体成分表型与远期结局的通路仍不明确。研究人员评估了术后90天累积并发症负担是否与术前较低SMI或SMD和远期死亡率之间的中间通路相容。 方法: 这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术后第90天界标,将主要分析限制在术后第90天仍存活并处于随访中的受者。SMI和SMD分别进行分析,以90天综合并发症指数(CCI)为中介变量,以预设的界标后5年全因死亡率为结局。线性中介模型和Cox结局模型调整了肝细胞癌、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和MELD 3.0评分。百分位95%置信区间(CIs)通过1,000次非参数自举重采样获得。 结果: 在筛查的245例受者中,205例进入界标队列;56例(27.3%)在预设的界标后5年分析窗口内死亡。中位分析随访时间为3.33年。对于1个标准差降低,通过CCI的近似自然间接效应风险比(HRs)在SMI为1.155(95%自举CI,1.033–1.326),在SMD为1.190(1.062–1.382)。两种暴露的自然直接效应CIs均包含1,而SMI的总效应CI不包含1但SMD包含1。用年龄替代ECOG并将结局随访延迟至第120天后,间接效应估计值相似,但在CCI二分化后有所减弱。 结论: 较低的术前SMI和SMD显示出通过累积术后并发症负担的基于模型的近似间接效应。这些CT衍生的肌肉表型可能补充但不能替代全面的营养和功能评估。观察性设计和不完全可验证的识别假设排除了严格的因果或干预性解释。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肝移植(LT)是终末期肝病及符合移植标准的特定肝脏恶性肿瘤的确立治疗手段。尽管外科和围手术期护理不断进步,受者的远期总体生存仍存在差异,并与移植物相关因素及受者生理储备和衰弱状态密切相关。终末期肝病中的慢性炎症、代谢紊乱、营养摄入不足和肌肉蛋白分解加速可改变身体成分,降低对围手术期应激的耐受性。因此,客观评估骨骼肌数量与组成可能补充移植前风险分层中的临床、营养和功能评估。
骨骼肌异常在终末期肝病中常见,可利用常规获取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进行机会性量化。在第三腰椎(L3)水平,骨骼肌指数(SMI)提供身高归一化的肌肉面积测量,而骨骼肌密度(SMD)代表分割肌肉区域的平均CT衰减值,常用作肌肉组成的影像标志物,较低值与肌脂肪变性相关。然而,SMI和SMD均不能单独确立营养不良或肌少症的诊断。既往研究主要聚焦于预后,连接术前骨骼肌表型与远期生存的通路仍缺乏充分检验。
术后并发症负担可能是其中一条通路。Clavien-Dindo分级按治疗强度对单个并发症进行分级,但未捕捉多个术后事件的累积负担。由Clavien-Dindo分级衍生的综合并发症指数(CCI)将特定时期内所有并发症整合为0至100的加权连续评分。较高的CCI已与肝移植后90天和1年的移植物丢失及较差的远期生存相关。然而,骨骼肌表型、术后并发症负担和生存通常被分开研究。通过CCI评估统计中介可能有助于阐明观察到的关联是否与中间临床通路相容。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术后第90天界标设计,评估术前CT衍生的较低SMI和SMD与预设界标后5年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是否与通过累积CCI的间接通路相容。研究假设较低的SMI和SMD与更大的术后并发症负担相关,且基于模型的分析将显示通过CCI的间接效应。
研究共筛查245例首次肝移植受者,排除术前CT数据不充分或关键临床数据缺失者12例后,基线合格队列为233例。进一步排除术前第90天死亡者25例和随访在第90天前结束者3例,最终界标队列包括205例受者。在预设的界标后5年分析窗口内,56例(27.3%)死亡。中位分析随访时间为3.33年。研究结果显示,对于1个标准差降低,SMI通过CCI的近似自然间接效应HR为1.155(95%自举CI,1.033–1.326),SMD为1.190(1.062–1.382)。两种暴露的自然直接效应CIs均包含1,而SMI的总效应CI不包含1但SMD包含1。研究结论认为,较低的术前SMI和SMD显示出通过累积术后并发症负担的基于模型的近似间接效应,这些CT衍生的肌肉表型可能补充但不能替代全面的营养和功能评估。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采用术后第90天界标设计以分离中介变量确定与结局随访的时间顺序;利用术前3个月内最接近的常规腹部CT在L3中位水平进行骨骼肌自动分割(uAI软件)并由训练有素的图像阅读者审查和手动校正;使用综合并发症指数(CCI)量化从移植完成至第90天界标前的累积术后并发症负担,由两名对术前SMI/SMD和界标后生存结局设盲的医师独立审查并由第三名医师裁决;采用反事实框架内的回归中介分析,以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用于连续CCI中介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用于界标后5年全因死亡率时间;通过1,000次非参数自举重采样获得百分位95%置信区间。样本队列来源于中国福州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2016年1月至2025年12月连续接受首次肝移植的患者。
四、研究结果
患者流程与基线特征: 最终界标队列包括205例受者,平均年龄49.35±10.11岁,女性28例(13.7%)。平均身体质量指数、SMI和SMD分别为24.06±3.58 kg/m2、49.90±8.23 cm2/m2和39.10±6.34 HU。113例(55.1%)患有肝细胞癌(HCC),179例(87.3%)患有肝硬化,中位MELD 3.0评分为15。与界标队列相比,界标前排除的受者估计术中失血量更高(中位数2000.0 vs. 1500.0 mL;p = 0.016)。
九十天术后并发症概况: 中位累积90天CCI为43.3(四分位距,32.0–52.7)。203例(99.0%)发生至少一次合格并发症,108例(52.7%)最高Clavien-Dindo分级为IIIa级或以上。感染性并发症是最常见的系统类别,发生于146例(71.2%)。最终裁决CCI记录与主要分析数据库的逐患者交叉核对显示205例(100.0%)完全一致。
描述性生存分析: 在预设的界标后5年分析窗口内,205例中56例(27.3%)死亡。67例观察到存活至完整5年终点,82例在5年终点前于最后确认随访时右删失。中位分析随访时间为3.33年。未调整的Kaplan-Meier分析显示,SMI(对数秩p = 0.320)和SMD(对数秩p = 0.298)低于队列中位数与高于或等于中位数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证据。
主要中介估计与E值分析: 对于SMI,自然间接效应(NIE)HR为1.155(95%自举CI,1.033–1.326),自然直接效应(NDE)为1.155(0.869–1.634),总效应(TE)为1.335(1.026–1.902)。SMD对应的HR分别为1.190(1.062–1.382)、0.987(0.710–1.393)和1.175(0.881–1.608)。百分位自举95% CIs对两种NIE和SMI TE不包含1,而两种NDE和SMD TE的CIs包含1。探索性中介E值分析中,SMI的NIE点估计和置信限E值分别为1.58和1.22,SMD为1.67和1.32。
稳健性与敏感性分析: 用年龄替代ECOG体能状态后,SMI的NIE HR为1.160(95% CI,1.037–1.324),SMD为1.189(1.064–1.382),与主要估计相似。结局模型中未发现暴露与CCI交互作用的统计学证据。CCI在75百分位二分化后,NIE HRs减弱至SMI 1.114(0.992–1.379)和SMD 1.140(1.020–1.373),SMI的CI包含1但SMD不包含。HCC亚组内(n = 113),NIE HRs为SMI 1.089(0.952–1.320)和SMD 1.148(0.993–1.400),方向一致但CIs均包含1。延迟至第120天界标分析包括200例受者和54例死亡,NIE HRs为SMI 1.155(1.035–1.317)和SMD 1.187(1.056–1.364)。使用外部性别特异性FLEXIT/Carey阈值,86例(42.0%)被分类为低SMI,低SMI与较高的调整后平均90天CCI相关(差异7.900;95% CI,3.731–12.068;p < 0.001),但未检测到与5年界标后死亡率的统计学关联。比例风险诊断显示无违反假设的证据,SMI和SMD结局模型的全局p值分别为0.544和0.603。SMD中介模型显示轻度偏离残差正态性(Shapiro-Wilk p = 0.044)。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较低的SMI反映相对于身高的较低肌肉面积,可能表明肌肉储备减少。在肝硬化中,高氨血症、炎症、摄入不足和氨基酸代谢紊乱可促进肌肉分解,可能损害移植后的免疫防御、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SMD反映分割骨骼肌的平均衰减值,较低CT衰减与肌脂肪变性相关,提出的机制包括异常脂质积累、胰岛素抵抗、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肌肉代谢受损。通过整合并发症的数量和严重程度,CCI比单一最高Clavien-Dindo分级更全面地描述累积术后负担。然而,CCI由受者和供者特征、手术事件和治疗共同塑造,不能解释为单一生物学机制。
研究优势包括术前CT测量、CCI确定和界标后生存的明确时间顺序;设盲的独立医师审查并发症并裁决和逐患者验证最终CCI记录;以及通过非参数自举重采样、替代模型规格、延迟结局随访和模型诊断进行敏感性评估。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界标队列仅包含第90天存活并处于随访中的受者、205例受者和56例死亡的样本量限制精度、82例在5年终点前右删失减少后期信息、27.3%死亡率非罕见故Cox分解应解释为HR尺度的近似中介效应、残余和未测量混杂可能影响暴露-中介-结局关系、缺乏详细潜在肝病病因学分类、未直接测量饮食摄入、验证营养筛查评分、肌力或身体表现,以及单一术前CT无法捕捉肌肉状态的纵向变化。
结论部分指出,在术后第90天存活并处于随访中的肝移植受者中,较低的术前SMI和SMD显示出通过累积术后CCI的基于模型的HR尺度近似自然间接效应。这些CT衍生的肌肉表型可能补充但不能替代全面的临床、营养和功能评估,研究结果与术后并发症负担作为潜在中间临床通路相容。然而,观察性设计、非罕见结局和不完全可验证的识别假设排除了严格的因果或干预性解释。需要纳入纵向身体成分、营养和功能评估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来确认这些发现并确定其临床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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