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Always connected, not always balanced: the double-edged effects of after-hours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on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civil serv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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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Work–Home Resources, W-HR)模型,考察了下班后工作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WCBA)对中国公务员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引言: 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Work–Home Resources, W-HR)模型,考察了下班后工作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WCBA)对中国公务员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的双刃剑效应。
方法: 研究人员对240名公务员进行了三波纵向问卷调查。采用基于回归分析并结合自助法(bootstrapping)的统计方法,检验了所提出的并行中介及有调节的中介关系。
结果: WCBA通过促进工作目标进展(work goal progress)间接降低WFC,同时通过加剧工作场所焦虑(workplace anxiety)间接增加WFC。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对上述两条路径均起调节作用。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削弱了WCBA与工作目标进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增强了WCBA与工作场所焦虑之间的正向关系。
讨论: 研究发现揭示了WCBA在公共组织中既可充当资源增益机制,也可充当压力源。该研究通过识别截然不同的资源增益与资源损耗路径,拓展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在“始终在线”的工作环境中可能同时产生有益与不利的后果。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的迅猛发展以及政府精简改革的持续推进,公共部门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为满足日益复杂的服务需求,中国公务员经常需要在非工作时间通过移动设备和数字工具处理工作事务。以上海为例,公务员即使在官方工作时间之外和周末也需持续关注工作信息与市民诉求并及时响应。这种在下班后通过便携式ICT设备从事工作任务或工作相关沟通的行为,即下班后工作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WCBA),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关于WCBA对员工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WCBA加剧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另一些研究则报告两者关系不显著,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有待深入探究。其二,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企业员工,而对公共部门公务员的关注明显不足。其三,中国公共组织强调集体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服务精神,公务员被期望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需求之上,这使得WCBA对公务员个人及家庭福祉的影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但相关系统研究仍然匮乏。基于此,本研究以工作-家庭资源(Work–Home Resources, W-HR)模型为总体框架,旨在揭示WCBA对中国公务员WFC的双重影响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于2025年分三个时间点(间隔2周)对中国公共部门公务员进行了纵向问卷调查。第一波回收616份问卷,经注意力检验和作答时长筛选后获得512份有效问卷;第二波和第三波分别获得361份和240份有效问卷,最终有效样本为240人,有效应答率为46.8%。样本中男性93人(38.7%)、女性147人(61.3%),平均年龄31.2岁,60.0%已婚。研究采用并行中介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运用SPSS 26.0中的PROCESS宏(Model 4和Model 7)进行假设检验,并通过5000次自助法(bootstrapping)重抽样估计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
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WCBA通过两条并行路径对WFC产生相反方向的影响——通过促进工作目标进展间接降低WFC(资源增益路径),同时通过加剧工作场所焦虑间接增加WFC(资源损耗路径)。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对两条路径均发挥调节作用:高PSM削弱了WCBA与工作目标进展的正向关系,但增强了WCBA与工作场所焦虑的正向关系。
三、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三波纵向问卷设计(时间间隔2周),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2)Harman单因素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评估共同方法偏差与构念区分效度,并采用未测量潜在方法构念(Unmeasured Latent Method Construct, ULMC)法进一步检验;(3)基于回归分析的PROCESS宏Model 4检验并行中介效应;(4)PROCESS宏Model 7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5)自助法(bootstrapping,5000次重抽样)估计间接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样本来源为中国政务服务、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公务员。
四、研究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素检验显示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23.9%,远低于40%临界阈值。五因子模型(WCBA、工作目标进展、工作场所焦虑、PSM、WFC)拟合良好(χ2=879.95,df=485,CFI=0.92,TLI=0.91,SRMR=0.06,RMSEA=0.06),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及其他替代模型。加入未测量潜在方法构念后模型拟合未显著改善,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构成严重威胁。
描述性统计。 WCBA与工作目标进展(r=0.53,p<0.001)、工作场所焦虑(r=0.20,p<0.01)和PSM(r=0.24,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WFC无显著相关(r=?0.02,p>0.05)。工作目标进展与WFC显著负相关(r=?0.36,p<0.001),工作场所焦虑与WFC显著正相关(r=0.42,p<0.001)。
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分析显示,WCBA正向预测工作目标进展(β=0.49,p<0.001),工作目标进展负向预测WFC(β=?0.40,p<0.001);自助法分析确认经工作目标进展的间接效应显著(estimate=?0.27,SE=0.05,95% CI=[?0.37, ?0.18]),假设1成立。WCBA正向预测工作场所焦虑(β=0.21,p<0.01),工作场所焦虑正向预测WFC(β=0.36,p<0.001);经工作场所焦虑的间接效应显著(estimate=0.11,SE=0.04,95% CI=[0.03, 0.18]),假设2成立。
调节效应检验。 WCBA与PSM的交互项对工作目标进展显著为负(β=?0.32,p<0.001),对工作场所焦虑显著为正(β=0.38,p<0.01)。简单斜率检验表明,WCBA与工作目标进展的正向关系在低PSM时更强(β=0.53,p<0.001),高PSM时较弱(β=0.20,p<0.01),假设3a成立;WCBA对工作场所焦虑的效应在低PSM时不显著(β=0.11,p>0.05),高PSM时显著增强(β=0.58,p<0.001),假设3b成立。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工作目标进展的间接效应在低PSM时更强(effect=?0.25,SE=0.05,95% CI=[?0.40, ?0.12]),高PSM时较弱(effect=?0.10,SE=0.04,95% CI=[?0.20, ?0.05]),有调节的中介指数显著(index=0.18,SE=0.06,95% CI=[0.07, 0.29]),假设4a成立。经工作场所焦虑的间接效应在低PSM时不显著(effect=0.04,SE=0.04,95% CI=[?0.06, 0.13]),高PSM时显著增强(effect=0.22,SE=0.05,95% CI=[0.13, 0.33]),有调节的中介指数显著(index=0.14,SE=0.05,95% CI=[0.05, 0.26]),假设4b成立。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WCBA研究拓展至中国公共组织情境下的公务员群体,弥补了以往研究集中于企业员工而忽视公共部门人员的不足。第二,基于W-HR模型整合资源增益与资源损耗双重视角,以工作目标进展代表资源增益路径、工作场所焦虑代表资源损耗路径,系统揭示了WCBA对公务员WFC的双刃剑效应,为以往不一致的研究发现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解释。第三,通过考察PSM的调节作用,揭示了WCBA产生增益或损耗的边界条件,并丰富了PSM理论的双面性认识——高PSM在“始终在线”的工作环境中可能悖论性地成为资源损耗机制。
在管理实践方面,研究建议:管理者应以平衡视角设计WCBA的使用规范,明确非工作时间响应预期并建立公平的轮值制度;针对不同PSM水平的员工采取差异化策略,为高PSM员工提供情感支持和定期心理关怀,向低PSM员工强调WCBA的工具性价值;组织应培育强调可持续投入而非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避免将过度投入固化为文化规范;同时应配套弹性工作安排、育儿补贴或补休等家庭友好政策,并通过领导倡导和渐进式试点克服实施障碍。
研究结论表明,WCBA在公共组织中既可充当资源赋能机制,也可充当压力源。研究通过识别资源增益与资源损耗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拓展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并证明公共服务动机在“始终在线”的工作环境中可能同时产生有益与不利的后果,为理解中国公务员的工作-家庭动态提供了更为细致全面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