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an international recreational gymnastics event: the case of the GIMNASTRAD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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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GIMNASTRADA是一项每年举办的非竞技性体操赛事,自1996年起在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卡塞雷斯市(Cáceres)举行。2019年届赛事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约有3700名体操运动员和12000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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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GIMNASTRADA是一项每年举办的非竞技性体操赛事,自1996年起在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卡塞雷斯市(Cáceres)举行。2019年届赛事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约有3700名体操运动员和12000名观众。本研究旨在探究2019年GIMNASTRADA的质量感知是否受到该体操赛事中不同类型参与者群体(体操运动员、体操团体领队、家庭成员、观众、组织工作人员)参与方式的影响。
方法:为此,共有331名参与者完成了一份为本研究专门设计的简短四项问卷,以评估该体育赛事中某些管理流程的感知质量(如设施质量、规划、组织与开展情况)。该问卷基于先前已验证量表EVENTQUAL和IPA4RE的单一条目测量,参与者通过各自移动设备以Google Docs表单形式匿名作答。
结果:结果显示,不同参与者群体之间的问卷得分存在差异。研究得出结论:参与方式影响了2019年GIMNASTRADA各参与者群体之间的质量感知。
讨论:体育管理者宜针对不同参与者特征设计体育赛事,包括适配其特定兴趣的活动,以期提供积极体验,从而促进其参与未来届次。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体育赛事成功与否的评价已不再局限于参赛人数或经济收益,而日益重视以参与者为中心的体验质量指标,如参与满意度。参与者满意度被广泛认为是赛事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因为它能促进未来参与、忠诚度、口碑传播、服务质量感知、心理健康、公共健康结果及经济可持续性。然而,以往绝大多数关于体育赛事参与的研究聚焦于竞技性大众参与体育赛事(Mass Participant Sport Events, MPSEs)和热门体育项目,且多从普通公众或观众的单一视角调查动机。尽管有少数研究比较了直接参与者(如运动员、教练)与间接参与者(如家庭成员、朋友)对赛事质量的感知差异,但对于非竞技性、小众体育项目(如体操)中不同类型参与群体的质量感知差异,尚缺乏实证研究。为此,本研究以2019年GIMNASTRADA这一国际休闲体操赛事为案例,基于服务质量理论(Service Quality Theory)与角色理论(Role Theory)的整合框架,探讨参与者类型是否影响其对赛事质量的感知。
研究开展与结论: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法,共招募331名现场参与者,包括55名体操运动员、40名团体领队、182名家庭成员、39名观众和11名组织工作人员。参与者通过自身移动设备匿名完成一份为本研究专门设计的四项问卷,分别评估体育设施质量(QUAL_FAC)、规划与开展质量(QUAL_PLAN)、组织质量(QUAL_ORG)和总体评估(QUAL_ALL),所有条目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群体在所有变量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4分(满分5分),表明参与者总体对赛事质量持积极评价。然而,Kruskal–Wallis检验显示,不同类型参与者在所有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体操运动员群体在所有变量上的平均秩最低,家庭成员次之;组织工作人员群体在多数变量上平均秩最高,而团体领队在总体评价上得分最高。成对比较表明,在设施质量方面,组织工作人员显著高于家庭成员、观众和体操运动员,体操运动员显著低于团体领队;在规划与开展、组织质量方面,体操运动员和家庭成员显著低于团体领队、观众和组织工作人员;在总体评价方面,体操运动员显著低于团体领队、观众和组织工作人员,家庭成员显著低于团体领队和观众。效应量介于小到大之间。研究得出结论:参与方式确实影响了2019年GIMNASTRADA不同参与者群体的质量感知。这一发现强调了体育赛事作为多维服务生态系统,不同角色群体的满意度受其特定角色价值感知所塑造。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以下主要技术方法:(1)基于先前验证的EVENTQUAL和IPA4RE量表,设计了一项简短的四条目问卷,以单一条目测量设施质量、规划与开展、组织及总体评价;(2)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在赛事期间通过WhatsApp群组和场馆巨型屏幕展示的二维码分发问卷链接,参与者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匿名填写;(3)数据分析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评估正态性,Friedman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组间差异,事后两两比较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并采用Holm-Bonferroni校正控制多重比较,计算效应量r。样本来源为2019年3月30日至31日在西班牙卡塞雷斯市举行的GIMNASTRADA赛事现场参与者。
研究结果分述:
各群体总体积极评价:所有参与者群体在所有变量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4分(满分5分),组织工作人员是唯一在所有变量上均超过4.7分的群体,总体评价(QUAL_ALL)是所有群体中评分最高的变量。
体操运动员评分最低:体操运动员在设施质量、规划与开展、组织质量和总体评价方面的平均秩均低于其他群体,与团体领队、观众和组织工作人员相比,在规划与开展、组织质量和总体评价上显著更低。研究人员认为,体操运动员作为积极参与者,对服务和要求更高,且因长期训练并需现场表演,对任何管理失误更为敏感,从而形成更低的感知质量。
家庭成员次低:家庭成员在规划与开展和组织质量方面显著低于团体领队、观众和组织工作人员。研究人员解释,家庭成员承担了情感投入与后勤责任的双重角色,对座位安排、家庭友好设施、拥挤程度和时间效率等服务条件更为敏感。
观众评价较高:观众在规划与开展、组织质量和总体评价上显著高于体操运动员和家庭成员。研究认为,观众满意度与情感和感官体验紧密相关,赛事期间与周围观众、主持人或小丑的互动增强了社会联系,使其评价更高。
团体领队与组织工作人员评价最高:团体领队和组织工作人员在多个变量上显著高于体操运动员和家庭成员。研究人员提出,这两个群体对赛事的形象构建更侧重于规划与开展层面(如协调、通道、安全和控制),且组织者倾向于将限制条件置于组织约束的背景下,因而给予相对更有利的评价。
讨论总结:研究证实参与者类型影响赛事质量感知,符合角色理论与服务质量理论的预期。不同群体因角色不同接触到不同的服务要素,形成不同的服务质量感知,进而影响其整体体验、满意度、感知价值和未来行为意向。体操运动员和家庭成员经历更大的“期望—绩效差距”,导致其感知服务质量较低。赛事组织者应理解不同参与者的兴趣和服务需求,针对体操运动员改善后勤条件(如更衣室、热身区),为领队提供协调会议,为观众和家庭成员增加互动活动和比赛环节,以强化积极体验和未来参与意愿。研究局限包括样本量偏小,尤其是领队、观众和组织工作人员组未达到每组53人的先验功效分析最低要求,且各组人数不均衡,结果外推需谨慎。研究优势在于将原始实证发现置于角色理论与服务质量理论的整合视角下进行解释,为理解不同类型参与者如何依据其角色和期望评价体操赛事提供了新颖见解。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方法,纵向分析赛事前、中、后的感知质量变化,并探索体验式与感官营销对赛事价值的提升作用。实际应用中,赛事管理者应识别参与者的动机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和体验设计,加强服务质量管理,以提升满意度、忠诚度和长期参与率,同时促进体育活动推广和公共健康目标。